原创《金瓶梅》中西门庆为何这么多老婆？不仅仅是因为有钱

　　原标题：《金瓶梅》中西门庆为何这么多老婆？不仅仅是因为有钱

　　《金瓶梅词话》第10回《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标志着《词话》的真正开始。也就是说，一直要等到武松被充配孟州牢狱，这部小说才进入正题。这一回写了西门庆的家宴，聚集了他的妻妾，阖家庆祝武松的离去，也顺便提到他的结拜兄弟，因为他们和西门庆的妻妾，一内一外，联手打造了《词话》的人物画廊。除去潘金莲和孟玉楼以外，其他几位都是在这一回的后半部分首次亮相：宴会给了叙述者必要的场合来介绍他们，也让他们参与了小说的正式开场的庆典。这是《词话》的叙述者在向《水浒传》道别，他们的故事与《水浒传》无关。

　　对于这样一个姗姗来迟的开头，崇祯本《金瓶梅》的编辑者显然失去了耐心，更缺乏起码的同情理解。他在第1回中，开门见山，直接介绍了西门庆和他的结义兄弟，然后又通过应伯爵的转述，将景阳冈出现老虎和武松打虎的故事隐入背景，一笔带过。接下来便有了西门庆邀请大家去县衙围观武松归来的场面，从他们的眼里，写武松“身穿着一领血腥衲袄，披着一方红锦”，一个血腥暴力的形象赫然在目。这是西门庆第一次见到武松，预示了小说人物的不祥结局，同时也确认了西门庆在小说中的主角位置，而武松则变成了他和结义兄弟们口中的谈资和观看的对象。这一场景完全背离了《水浒传》的原作，也不见于《词话》。但有了这样一个全新开篇，崇祯本的叙述显得十分紧凑，人物的主次关系分明，篇章结构也更为完整。由于从一开始就写到了西门庆，还有他的结义兄弟和吴月娘、潘金莲等主要人物，整部小说读起来更像是一部独立的、首尾贯通和自成一体的作品，而不再像《词话》本那样依附于《水浒传》了。可也正是在这里，崇祯本的编辑者错过了理解《词话》的一次机会。他完全看不出《词话》为什么要那样来开头。

　　的确，在《金瓶梅词话》中，武松的退场构成了小说开篇的前提。这同时也表明，他所代表的《水浒传》的叙述世界与《金瓶梅词话》不共戴天，势不两立。所以，武松的离去与他的复仇失手几乎同样重要。如果依照《水浒传》的写法，小说的叙述者应该追随武松上路，因为这是一部发生在路上的历险小说：有了江湖行旅的险象环生，方能凸显英雄本色，而路上的邂逅又引出新的人物，他们同声相求，千里追随，好戏不断。可是，《金瓶梅词话》的叙述者在第10回却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他放弃了《水浒传》的写法，在武松上路的时候，决定哪儿都不去，就在这个子虚乌有的清河县安营扎寨，全力经营他想象的小说王国。

　　这样一个选择不仅把西门庆及其周围不见经传的人物推到了小说的中心位置，而且也为小说叙述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转变:从江湖的奔波历险到定居的城市家庭生活，从传奇式的英雄好汉到市井商贾和三姑六婆，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的琐屑细节、缓慢节拍和重复变奏。正因为滞留清河，叙述者才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和描述《水浒传》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的场景，并且营造了一个《水浒传》不感兴趣、也难以呈现的生活世界。更有意义的是，《词话》以全新的叙述方式向我们展示，被《水浒传》所扼杀的人物究竟会上演怎样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又应该如何讲述?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金瓶梅词话》怎样改写《水浒传》中武松杀嫂复仇的故事。从《水浒传》进入《词话》不久，武松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陷入了困境。他对金钱和权力所操控的司法体制和社会关系，既缺少洞察，更无从驾驭。所以，他在与西门庆角逐较量时，很快就失去了神力，被一步一步逼入进退两难的绝境。与《水浒传》中那位清醒缜密而富于决断的武松相比，《金瓶梅词话》中的武松误打误杀，显得鲁莽冲动，而又笨拙可笑。这让我们想到了与《词话》同时代的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的主人公：作为中世纪骑士传奇的化身，他在小说的世界里张冠李戴，四处碰壁。与《堂吉诃德》改写骑士传奇相似，《词话》从《水浒传》的英雄传奇那里脱胎换骨而来。它借用了《水浒传》的材料，并对它加以戏仿改造，然后从中翻造出自身的叙述。它与《水浒传》处在既依赖又对立的关系当中。

　　不仅如此，《金瓶梅词话》还清晰地展现了自身从《水浒传》中蜕变出来的过程。而通过呈现这个过程，它又讲述了一个关于小说开头的故事──不仅是《词话》的开头，而且是小说史的一个新的开始。这样一个讲述因此具有了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意义，也具有了小说史的意义。你想知道晚明的章回小说是怎么一回事吗？在这一历史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吗？你想弄明白章回小说怎样从“刀枪杆棒”的江湖历险演变成为市井商贾的“发迹变泰”，也就是如何从《水浒传》走进了《金瓶梅词话》吗？你还想进一步了解，小说史上的这个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吗？那就去读《金瓶梅词话》的头十回好了！从《水浒传》到《词话》的历史演变，恰好构成了这十回叙述的基本内容，也由此见证了小说史上的重大转折和全新起点。这既是以叙述和隐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史，又是对它的自觉省察和无可替代的独到评论。

　　《金瓶梅词话》开篇的这十回，让我们看到西门庆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力量，及其生活世界的构成方式，如何在小说叙述中逐渐占据上风，而武松及其所代表的英雄传奇的道德价值和叙述逻辑，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挫败，最终在小说中失去了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西门庆的世界以欲望为动力，靠金钱和权力来维系，与梁山好汉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所建立的平等主义的兄弟结义关系，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在《词话》中，从英雄传奇到日常生活叙述的转向，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完成的。与此相关，双关谐音和寓言象喻的手法也大行其道。于是，这两个小说世界的不同的想象和叙述方式，在同一部小说文本的内部，纠结缠绕，又相对角力，由此及彼，而此消彼长，并通过这一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得到了精湛绝伦的演示。

　　我们固然还可以从小说之外来考察小说史的这一范式转变──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繁荣，白银货币流通，城市消费文化兴旺发达，市井浮浪子弟和各类流动人口在不同文本中留下日益彰显的身影，儒家心学对市井小夫兴趣倍增并崇尚他们的率性自然，传统精英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发生松动，教育水平和识字率普遍提高，商业印刷广为传播。与此相伴随，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坊间杂集选本、戏曲小说的评点本、日用类书、歌曲笑话、酒令灯谜、市语行话以及新的文本和文体概念、印刷物的多栏版式、双关谐音、挪用戏仿等文字游戏和杂语现象等等———事实上，任何一种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解释，都应该受到鼓励，但《金瓶梅词话》的好处，正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小说的一个内部视野。这一内部视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为过，因为它包含了对小说史上这一重要转变加以观照和领会的自觉意识。它同时也向我们表明，这样一个转机就蕴藏在《水浒传》的内部：一旦小说的叙述者把目光从武松身上移开，认真打量一番被武松留在身后的这个灰色庸常而又充满了狡诈欺瞒和黑金交易的角力场域，这个武松无法应对也难以理解的生活世界，并且给《水浒传》中的边缘角色和过渡人物西门庆和潘金莲一次演绎故事的机会，奇迹便有可能发生。而他的使命，正是要调动起形形色色的当代文化及文本资源，为这个武松缺席的虚拟故事，找到相应的讲述方式和书写方式。

　　实际上，《水浒传》的第2回以“浮浪破落户子弟高毬”开场，已经多少预示了第24回中出现的西门庆：“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水浒传》开出的这份清单，涵盖了晚明日用类书中的诸多技艺门类，其中的“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显然都只能在日用类书的意义上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清单也被《金瓶梅词话》搬用来描写西门庆和他周围的破落户帮闲子弟。他们的形象轮廓、身份性格和“文化”取向，在此已昭然若揭了。不过，高毬和西门庆还只是作为边缘人物，在《水浒传》中探头探脑而已。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引介江湖好汉出场，或将他们逼上梁山。只有到了《金瓶梅词话》，才把“浮浪子弟”写成了主要人物。这同时也暗示着，小说叙述的知识文化参照系统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改变：以市井日常消费为指归的日用类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剖析《词话》人物的知识技艺的基本门类，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它用来组织小说叙述的范畴框架。①从“刀枪杆棒”到“发迹变泰”，从江湖好汉传奇到日常生活小说──伴随着《水浒传》向《词话》的蜕变转型，为城市生活提供服务的日用类书也风行于一时。

　　但是，《金瓶梅词话》并没有就此告别《水浒传》。的确，武松的放逐标志着《词话》的真正开始，可到了第87回，武松又回来了，并且结果了潘金莲的性命。而在此之前，西门庆已纵欲身亡。武松的归来如同是一个撒手锏，事实上宣布了《词话》的结束。由此看来，不仅《词话》的开头与武松有关，结尾亦然。令人困惑也发人深省的是，这样一个结尾看上去不过是将小说带回到了《水浒传》的出发点：武松终于在《词话》中兑现了《水浒传》第26回杀嫂复仇的允诺，也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在《词话》开头的未竟使命。转了一个谜一般的大圈子，《词话》最后鬼使神差，回到了它原先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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