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并推荐他阅读哪三本书？

　　

　　1945年4月，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不仅总结了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经验教训，而且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了中央书记处，史称“五大书记”。从此以后，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肩负起了继续革命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伟人一直担任着国家主席的职务，实现了政权的安定团结与繁荣发展。到了1957年4月，他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提出将不再连任此职，希望集中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和战略决策，但遭到了所有同志的强烈挽留。

　　

　　为了打消党内外的顾虑，毛主席开始不厌其烦地进行动员和谈话，多次重申自己的坚定态度和决心。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于1959年4月当选为新的国家主席，正式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二任元首。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教育和党建等领域都作出过卓越贡献。不过，由于那场大运动的爆发，他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残酷迫害致死，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可谓内有“自然灾害”和外有“苏联逼债”。就职以后，刘少奇和彭真、杨尚昆等人亲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希望能够缓和紧张的中苏关系。

　　访问期间，刘少奇先后会见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希望可以通过高层直接对话以求取得突破。不过，由于苏联的傲慢自大，双方并没有真正冰释前嫌，只是没有进一步恶化关系而已。

　　从1961年初开始，刘少奇越来越感觉到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左”倾错误，提出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主张。经毛主席和组织的同意，在广州召开了专门的经济会议，主要议题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恢复国民经济的活力。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直接从广州抵达湖南长沙，从而拉开了自己长达一个半月的蹲点检查，也成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基层调研。在听取了地方同志的汇报后，他这样指出:

　　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要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通过这次深入基层的调研，刘少奇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清晰准确地发现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许多失误，尤其是浮夸瞒报的问题非常严重。为此，他忧心忡忡地向毛主席进行汇报，直言不讳地提到“社员生活远不如1957年”和“粮食不够吃导致许多人害浮肿病”等问题。

　　1961年5月，刘少奇在结束基层调研后立即返回北京，着手组织召开工作会议进行整改。在会议上，他这样指出: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对于刘少奇提出的问题，毛主席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了引起与会人员的关注，他在讲话中这样表示明确支持:

　　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为了纠正错误，也为了发扬民主，毛主席决定召开全国性的经济扩大会议，还鼓励刘少奇“想讲什么就放开讲”。1962年1月11日，中央、中央局、省、市（包括重要厂矿）、县五级代表人员共计7118人齐聚北京，就当时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史称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开始后，由于参会代表不敢轻易表态，会场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毛主席首先讲话以卸下包袱，也算是进行了一次“热场”:

　　给大家准备了好、中、差三种饭，现在国家困难，许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如果吃好饭怕是对不起全国人民。而同志们又很辛苦，吃差饭又觉得对不住大家，我看就吃中等餐吧！

　　伟人诙谐幽默的讲话把好多人都逗笑了，会场气氛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死板和严肃。直到此时，刘少奇才代表组织进行书面讲话，指出这几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指标过高，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

　　二、不适当地建立了许多工业体系，因为权力下放过多而导致分散主义；

　　三、人民公社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

　　由于会议召开正值春节前夕，所以议程被安排得非常紧凑，准备不超过三周就让大家各自回家过年。不过，随着会议的不断推进，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虽然被揭开，但却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许多中下层干部们都憋着一肚子气，他们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感受得最直观，理解得最直接，只是不敢表达而已。

　　

　　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与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务必要让大家畅所欲言。于是，他提议让所有代表都留在北京过节，还形象生动地形容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有什么气就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就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都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在伟人的感召和影响下，会议的民主气氛达到了巅峰，领导们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代表们也终于大胆直言。到了1月27日下午，刘少奇就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进行了总结讲话:

　　我们现在不取消，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要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作结论。

　　在讲话中，刘少奇还大胆突破了毛主席对当前局势“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判断，把一些地方的经济困难形容为“三分天灾和七分人祸”。而且，他还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在1958年发表的社论，批评了“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观点，认为这些都直接误导了基层的干部和群众。

　　

　　在刘少奇发表这些讲话的时候，毛主席就坐在他的旁边，不仅没有出言阻止，而且还听得很认真。很显然，伟人并不排斥批评意见和不同声音，体现出了博大的胸襟和魄力。

　　不过，这种民主和谐的“出气会”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林彪虽然深知这次“七千人大会”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和恢复国民经济，但还是显得有些别有用心，在讲话中竟然这样表示:

　　现在的困难，恰恰是因为有许多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三年来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等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付出一点学费也是值得的。

　　

　　“七千人大会”从1961年1月11日开始，一直到2月7日才结束，一共召开了28天的时间。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统一思想的大会，对恢复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不过，大会虽然承认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错误，但仍然肯定了“三面红旗”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错误思想，也为之后那场大运动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国“高举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其中，还这样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7月22日，刘少奇最后一次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的大革命初步规划》。尽管，他自己已经感到危险将至，但还是希望能够降低“左”的错误造成更大危害，在讲话中表示:

　　斗争的方向是当权派，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不要胡乱“戴帽子”，不要限制人身自由。

　　

　　1966年8月，身为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被打倒，成为了所谓的“党内最大走资派和当权派”。之后，毛主席仍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他，还询问夫人王光美和孩子们的工作学习情况，鼓励他多到群众中去锻炼和学习。

　　对于自己在这场运动期间以及历史上的“错误”，刘少奇没有诿过，而是选择正面应对。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便他作出了违心的检讨，依然还是于事无补，境况变得越来越糟。

　　

　　1967年1月13日晚，刘少奇前往人民大会堂去面见毛主席，成为二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在这次谈话中，伟人特意推荐了几本书给他，据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记载:

　　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还在门口跟他握手道别，说“你要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告诉秘书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

　　事后，根据王光美回忆，毛主席的确向刘少奇推荐了几本书阅读，分别是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和刘安的《淮南子》。只不过，由于严峻的形势所迫，这些书并没有被找齐，更没有读完。

　　面对无情的污蔑和批斗，刘少奇身心疲惫，但还是一次次鼓励子女们不忘学习，不要与群众产生对抗情绪。他一共养育了9个子女，分别是与何葆贞所生的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和次子刘允若，与王前所生的次女刘涛和三子刘丁，与王光美所生的三女刘平平、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和五女刘潇潇。

　　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拙劣的手段推波助澜，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通过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拼凑材料和伪造证据等手段，炮制出了所谓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他“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更加紧张，边境局势阴云密布。在这种背景下，组织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转移到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秘密送往河南开封关押。

　　抵达开封不久，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恶化，最终在11月12日撒手人寰。为了封锁消息，竟然被以“刘卫黄”的化名匆匆火化，家属在数年后才多方打听到消息。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因病逝世，“四人帮”却加紧了篡位夺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成功粉碎对方，于危难之中挽救了国家，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都下半旗致哀，华国锋亲自主持仪式，邓公亲自致悼词。在悼词中，他语气沉重地表示: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他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这一伙人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永远都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遵照刘少奇生前的遗愿，治丧委员会派出工作人员陪同王光美和子女们前往青岛海域。在驱逐舰、护卫舰和战机的护航下，他的骨灰被撒向滔滔奔流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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