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上海四重奏携手25岁星海刮起室内乐旋风，李伟纲：“我们一直把音乐和作曲家放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艾修煜
近日，蜚声国际的杰出室内乐组合上海四重奏在星海音乐厅完成为期一周的驻场演出计划。
作为“星海音乐厅25周年演出季”首波年度重磅演出，该计划融合系列音乐会及配套文化活动，让观众与音乐名家一道，开启弦乐四重奏的惊喜之旅。四场音乐会、三场活动、十三部作品，为4000余名观众带来室内乐和古典音乐嘉年华的同时，也共同探讨中国室内乐的多重可能性。
【演出回顾】
驻场七天掀起室内乐旋风
驻场期间，四场风格各异、以惠民价格推出的音乐会在星海音乐厅相继上演：从贝多芬、德沃夏克到潘德列斯基，从莫扎特、格里格再到周龙、谭盾，十三部作品都在四位演奏家的深思熟虑下鲜活呈现。
在演奏家的弓弦张弛间，音乐作为最好的表达者，讲述着古往今来的悲欢离合与阴晴圆缺，观众得以一窥弦乐四重奏这种经典音乐体裁是如何从古典时期的发端、逐渐成熟，继而拥抱浪漫的个性化与民族化表达，并最终融入当今世界的语境和思考。
“这次驻场演出对我们的体力、脑力都是很大的挑战，但特别有意义，非常骄傲，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这样演出。”上海四重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应该是国内古典音乐演出氛围最好的城市之一，星海音乐厅也是全国音效最好的音乐厅之一，我们在这里演出非常享受，观众非常热情，他们的安静和专注程度，在音乐会开场几个小节后就能感受到。”
上海四重奏在星海音乐厅驻场的七天，也是欢乐气氛拉满的七天。4月8日，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四位演奏家在演员出入口被热情的观众紧紧围绕，热情表达恋恋不舍。羊城晚报记者现场目击，有学习弦乐的学生在与音乐偶像短暂交流后，拿着签名照片尖叫着跑到友人身边分享自己的幸福。
不少观众纷纷献上鲜花，感谢上海四重奏带来的美好音乐，感叹“没想到一周过得这么快”。“‘古典之巅’仿佛把我带回到了欧洲，在视觉、听觉上给了我满满的精神食粮。”乐迷家明表示。连续看了两晚演出的乐迷言之也被深深惊艳：“无论是演奏技法还是音乐性的表现都充满张力！”
除了音乐会，驻场计划系列活动还携手音乐学子、青年音乐家、业界人士及广大乐迷，从不同视角出发，与上海四重奏共同探讨音乐的更多可能性，为广州乃至大湾区的乐迷带来了美好的记忆。
“这样规模的一流室内乐组合驻场计划，在国内业界应该是首度呈现，是星海音乐厅携手上海四重奏的创新尝试”，星海音乐厅主任王冬云表示，“四场音乐会，几千张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挑战，但我们始终有信心，上海四重奏的音乐能与广州这座城市产生化学反应。”
【强强联合】
四十岁组合邂逅二十五岁音乐厅
上海四重奏在室内乐迷群体中可谓大名鼎鼎。
1983年，四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本科生因为一个小小愿望，开始了每周七天，每天五到七小时的弦乐四重奏表演。而这个愿望就是“或许可以因此有机会出国看看”。
两年后，四位年轻人如愿走出国门，代表中国赴英参加朴次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并以黑马之姿拿下第二名。这是中国组合首次在西方室内乐比赛中获奖，就连其指导老师丁芷诺都深感意外：“当时，室内乐组合在中国凤毛麟角，学校不但没有系统教程，甚至连乐谱都是我从美国淘回来的。”
上海四重奏第一小提琴李伟纲坦言：“当年，闻名遐迩的东京四重奏、布达佩斯四重奏，都以城市命名，我们想着或许也能闯出一片天。首战拿下这样的成绩我们当然很骄傲，但心里也清楚，要补的功课还很多。”
此后，四位成员陆续赴美深造，上海四重奏也逐渐成长为具有“非凡的优雅和音乐特色”的室内乐组合，享誉世界。尽管经历了数次人员更替，但密集的演奏行程不变，他们频繁受邀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林肯艺术中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世界级音乐厅登台演奏。
现役成员中，第一小提琴李伟纲和中提琴李宏刚是亲兄弟，大提琴手是出生在纽约的尼古拉斯·萨瓦拉斯，他已加入上海四重奏25年。1988年出生的第二小提琴于翔是最年轻的成员，他曾获得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青年组第一名。
上海四重奏成立至今已40年，不少人认为他们的“长寿秘诀”源自李伟纲、李宏刚这对亲兄弟——他们生长于音乐世家，父亲是有名的小提琴老师，母亲陈慧尔曾任上海交响乐团副首席。著名指挥家余隆年少时跟两兄弟同住一楼，还曾跟李爸爸学过琴。在如此浓郁的音乐氛围下，两兄弟自幼练琴，音乐根底深厚。
如今，上海四重奏已在全球举办了近3000场音乐会，录制专辑达35张，是极少数常年活跃于国际顶级舞台上的亚洲室内乐组合之一。
“一眨眼，李伟纲、李宏刚都快60岁了。”曾经的指导老师丁芷诺感慨，一个四重奏组合建起来很容易，最难的是坚持，“他们代表中国站在国际室内乐的舞台上，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了不起！”
而1998年在珠江边落成开业的星海音乐厅，25年来深耕古典音乐普及推广，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无法复刻的现场。以其一流的声场、优质的服务和精心的市场培育，见证了广州音乐文化生活的蓬勃发展，使得广州成为古典音乐的重镇。
谈到与星海音乐厅的深厚缘分，上海四重奏表示：“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们应该在广州演出过很多次，但阴差阳错，四十年来只来过两次，恰恰是这两次演出让我们和星海音乐厅结下深厚情谊。星海音乐厅出色的音效、广州观众对室内乐的关注和认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23年是星海音乐厅开业25周年、上海四重奏成立40周年，两年前我们就觉得应该一起做一点事情来推动室内乐发展。我们用了一整年共同策划，最终有了今年4月第一周包括连续四场音乐会，多个音乐教育、音乐分享座谈，以及音乐与城市外延的整体计划。我们希望让广州观众更了解上海四重奏，也希望和星海音乐厅一起拓展观众对室内乐的认知。”
【大师对话】
“我们一直把音乐和作曲家放在自身之前”
2022年秋天，包括大提琴家尼古拉斯·萨瓦拉斯在内的上海四重奏现役四位成员均放弃了在美国高校的教职回到中国，常驻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任教。
在回国任教前就有30余年教龄的李伟纲坦言：“上海四重奏是为数不多始终坚持演奏和教学双轨并行的组合。对我们而言，教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及成就感甚至超越了演奏。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在亚洲和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室内乐教学平台，把我们的音乐艺术理念和舞台演奏经验传给下一代音乐学子。我们期待更多年轻人能够创造美妙真实的音乐，培养下一代任重道远。”
Q：世界范围内不乏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交响乐团，然而现代知名的弦乐四重奏大多成立于20世纪中后叶，大约半个世纪后，很多重要的四重奏团体相继解散，四重奏身上的个人烙印是否限制了它的生命周期？
A：我和其他音乐家讨论过这些问题，（然而并没有确切答案）。现在我的身体机能还没有退化，但总不可能长久地拉下去。长寿的四重奏里，在役时间“世界之最”的演奏家是鲍罗丁四重奏中的大提琴瓦伦汀·别林斯基，他拉了60年，退休后不久就去世了，到后期，基本上他一上台，观众就全体起立鼓掌，然而我不想这样。
与之相反的例子是茱莉亚四重奏，自1946年成立以来换了十几个人，目前四位在位时间最长不超过30年，这就好比一把刀用了几十年，刀柄坏了换块木头，刀锈了再换刀片。至于这还是原来那把刀吗？见仁见智。
Q：一旦离开了创始成员，你认为室内乐团体是否仍能发展出持久且独特的生命力？
A：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如果新老成员磨合多年，而且团体本质的理念和对音乐的热爱能够维系的话。当然，细节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和哥哥李宏刚合作了40年，很多想法上还会有差别。上海四重奏也是，某个时期稍微感觉有点迷失方向，而后又会有一些新的机会或启发让我们回到顶峰，我相信再往后也会如此。
Q：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换员，上海四重奏在自我更新的同时，是否存在一直保留至今的核心价值、品质或传统？
A：我可以比较自豪地说，我们一直是把音乐和作曲家放在我们自身之前的。虽然我出国时只有21岁，但我的价值观在那时已经成立了。小时候我父母对我兄弟二人的音乐教育就是——“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音乐之前，出来的东西就不对了”。我希望上海四重奏可以一直坚持这一点，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坚持了这么多年，形成了品牌和一定的观众号召力。
另外，我觉得中国室内乐还没有真正开始蓬勃发展。我们的上一辈、新中国第一代四重奏是俞丽拿、丁芷诺她们创立的上海音乐学院女子四重奏，再早就是我外公陈宗晖那一辈，他与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就经常合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有了这么多积累，我觉得当下差不多是时候爆发了。
Q：一个优秀的室内乐团体，如何做到在顺应时代潮流变化的同时建立自身品牌？
A：没有不重要的音乐会，每场音乐会都要非常认真对待，对待音乐不能马虎！其实我们成员之间不会有太多互相赞美，好的地方不必多说，有问题当面提出来，非常直白，外人第一次看会吓一跳，“啊，你们晚上还一起演出吗？”
Q：大提琴家王健曾说“从事四重奏演奏的音乐家是最为音乐献身的”。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乐坛，四重奏所面对的困难以及投入的时间、精力比一般独奏家更大，另一方面，商业价值和知名度则相对有限。你如何看待这种落差？
A：30年前就有美国大乐团招首席，问我有没有兴趣，说工资比你现在多得多，我从来没考虑过，到后来更是。四重奏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是曲目太伟大，好作品太多，有机会去学已经是一种荣幸，能在公众面前演奏，还有人为你喝彩，是很幸福的。至于要挣多少钱，这是没有顶的，对吧？
我喜欢听交响乐，也喜欢做客席，跟很棒的指挥、乐团合作，但四重奏是我的本行。独奏我也拉得挺多，而且一个有室内乐基础的独奏家，与一般独奏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耳朵里听到的东西会比较完整。在交响乐团里，如果你用室内乐的思维去演奏，你也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乐队演奏员；但如果你只在乐团里做一枚螺丝钉，慢慢你会Burn?out（耗尽）。所以这相当于充电一样，我去演独奏也是一种充电，你需要经常给自己一点刺激。
Q：将职业重心转移到国内，并在教育领域投入大量精力，会否担心因此失去相当一部分国际市场？
A：我们做这个决定时就知道会失去一部分市场，有得就有失，人总得平衡。童年好友、指挥家余隆十几年前就跟我们说：“你们在国外很优秀，但说实话，有你没你都一样。如果回来，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你可以有所作为）。”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
我们回来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为后继的室内乐演奏者提供最大的帮助。现在国内的弦乐四重奏的数量比我们那时候多得多，但还可以再乘以三、五，甚至十。
Q：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古典音乐环境？
A：近年来，国内音乐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大约在2000年，北京国际音乐节邀请匈牙利的巴托克四重奏演了三首巴托克的曲目，那是他们的强项，据说演到第二首，观众几乎走了一半，所以我们在国内一直不敢演巴托克。
多年之后，我们尝试着在音乐会里演了一首巴托克，效果出奇好，于是2013年我们就演了全套巴托克四重奏。可见，我们的观众群体已经发展起来了，毕竟人口基数大，琴童也多。不过，仍有值得警惕的地方——太多人注重的不是音乐，而是乐器，我们应该用乐器去服务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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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星海音乐厅、李乐为、董天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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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彭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