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飞燕”铜奔马时代探究

　　传世史籍中关于良马的记载和考古资料中表现良马形象的遗物颇为常见(图1),河西走廊即为良马资料集中之区。《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两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河西走廊丰饶的水草滋生了天下驰名的畜牧业,良马也成了彰显河西地域文化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河西大量有关良马的资料被发现。其中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墓的“马踏飞燕”铜奔马(图2)因其造型生动、矫健俊美而闻名于世,颇受学界关注,对其如何命名和断代尤为学界瞩目。无独有偶,2007年武威职业学院魏晋墓出土了陶质“马踏飞燕”(图3),为深入探讨此前出土的“马踏飞燕”铜奔马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到2019年,“马踏飞燕”铜奔马发现已经50周年,但关于雷台墓及“马踏飞燕”铜奔马的时代一直未有定论,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河西考古资料中的“马踏飞燕”式奔马

　　与前述两种不同的“马踏飞燕”奔马相应,河西墓葬壁画中亦有大量同类型奔马形象。如酒泉西沟魏晋墓“骑吏与背水女子”画砖中的骑吏所乘骏马(图4)、嘉峪关新城3号墓、5号墓“出行图”中骑士所乘骏马(图5、图6)、高台苦水沟魏晋壁画墓“车马出行图”中的快马(图7),以及丁家闸5号墓壁画中的天马(图8),其奔走姿势均与“马踏飞燕”铜奔马相近。

　　

　　此外,据胡平生先生《“马踏飞鸟”是相马法式》一文的“后记”介绍,1985年,兰州某工厂的一位职工持一具鎏金铜马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找何双全先生要求鉴定,铜马也作飞奔之姿,也是右后腿独脚支撑,唯脚下不是飞鸟,而是一朵云彩。据何双全先生目验,铜马很可能是宋代文物,最晚不晚于明代。可惜持有者不肯售出,后来也不知其下落了。可以说,如果的确存在这件鎏金铜奔马,那么这是铜奔马和木质“马踏飞燕”之外,目前所知的姿态与前述两马最为接近的第三件遗物了,可惜已“不知其下落了”。

　　就笔者目前所见,在已发现的河西走廊墓葬出土遗物、相关墓葬壁画中,与“马踏飞燕”铜奔马形态相近(即对侧步马)的资料,时代均较汉代晚,绝大多数属于魏晋时代,最晚的酒泉丁家闸5号墓为十六国墓葬。就出土地域而言,墓葬壁画中的“马踏飞燕”式奔马(即对侧步马)主要发现于壁画墓较为集中的嘉峪关、酒泉、高台等地,以汉晋时代行政区划而言,大体分布于古酒泉郡境内。就马的形态而言,“马踏飞燕”铜奔马既与中原、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相关马姿相近,亦与河西走廊魏晋墓葬壁画中的奔马相类,它们之间应当存在源流关系。2013年在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发现的一座北朝壁画墓中,亦有与“马踏飞燕”式铜奔马尤其是丁家闸5号墓“天马”姿态极为相似的“驳”(图9),应该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壁画相关内容存在内在联系。

　　

　　汉代河西考古资料中的马

　　河西走廊出土的其他马的形象,则与前述“马踏飞燕”铜奔马有较大差异。1973年,汉代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木版画上绘一匹昂首嘶鸣的黑马(图10),或为边关戍吏所绘良马图。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的一匹汉代木马(图11),形体高大(高81厘米,长76厘米,宽19.5厘米),“张嘴嘶鸣,四足直立,作伫立状。该马通体黑彩,附条状铜当卢、衔,尾后举下垂,马鞍用白粉涂底,以红色彩绘。整体造型雄浑质朴、生动传神。”同样出自该墓的另一匹木马(图12)高87厘米、长72厘米,通体涂黑,用刀刻出眼、鼻、唇,尾后举下垂,马鞍用白粉涂底,上以黑色勾画出云气纹。武威雷台景区汉代文物陈列馆还藏有一匹神态与上述两匹木马相近的绿釉陶马(图13),该陶马通体绿釉,张嘴嘶鸣。高台县博物馆亦藏有一匹出土于骆驼城墓群的汉代木马(图14),高98厘米,马身木本色,墨绘鬃毛,形体健硕高大,躯干肌肉发达,前胸饱满,后臀浑圆,马腿粗壮有力,耳朵尖如竹笋,双眼圆睁,作张口嘶鸣状。

　　 以上几例———分别出土于肩水金关、武威磨嘴子和高台骆驼城汉代遗迹的汉马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均为直立马。这与前述“马踏飞燕”式铜奔马明显不同,而与雷台墓出土的其余铜车马仪仗俑队中的马(图15)相近。胡平生先生指出:“审铜奔马风格气韵,与其他铜马皆不相同。……‘马踏飞鸟’铜奔马显然不是铜车马队中的一个。”前引出自嘉峪关新城五号墓的“出行图”(图16)或许可作为这一论断的旁证,该出行图中导骑、墓主所乘马匹步姿均与其余骑手一致。而若将“马踏飞燕”铜奔马置于整个铜车马队中,的确显得格格不入。

　　

　　“相马法式”铜奔马及其时代

　　既然“马踏飞燕”铜奔马不是铜车马仪仗俑队中的一员,那又该作何解释?笔者认同顾铁符、胡平生等先生的判断,即“马踏飞燕”铜奔马是相马法式,因此应当独立存在。又结合以上讨论可以判断,“马踏飞燕”式铜奔马应该是在两汉至魏晋时期马的形象发展中的一个代表性新形态,因此其时代要比常见于河西走廊的直立马遗物晚。“马踏飞燕”铜奔马即为“马式”,则其出现即铸造时代必然在同类式样的马中较迟。在中原、四川等地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马踏飞燕”式铜奔马(对侧步马)较为常见,但在河西地区考古资料中尚未见到比“马踏飞燕”铜奔马更早的对侧步马的形象,而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墓葬壁画中常见此类题材。因此从来源上讲,“马踏飞燕”铜奔马或许与魏晋时期河西墓葬壁画中的对侧步奔马更加亲近。在这个意义上,与“马踏飞燕”铜奔马相比更为原始、笨拙的魏晋陶质“马踏飞燕”或许正是如今名满天下的铜奔马的前辈,或者雏形。正由于此,“马踏飞燕”铜奔马后出转精,成为当时人们“鉴定奔走能力的步马样式”。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我们再回顾一下前引河西走廊发现“马踏飞燕”式奔马壁画的墓葬时代。“骑吏与背水女子”图(图12-4)出自酒泉西沟7号魏晋墓,据发掘报告,在这批墓葬中7号墓年代最早,结合魏晋时期河西政局特点,我们暂时将其确定为河西政局较为稳定的魏晋之交。据《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出土“出行图”的新城3号墓(图12-5)、5号墓(图12-6)应属于西晋时期。根据高台县博物馆的介绍,出土“车马出行图”(图12-7)的高台苦水沟1号墓(编号2001GLM1)从墓葬形制、壁画内容、随葬器物来看,为魏晋时期墓葬。发现著名天马图的丁家闸五号墓,据《酒泉十六国墓壁画》:“酒泉丁家闸五号壁画墓的年代,大致可定在后凉至北凉之间,即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中叶,也就是在公元386—441年北魏破酒泉时期。”可以认为,“马踏飞燕”式的奔马形象,在河西地区主要集中出现于魏晋十六国时期,而丁家闸五号墓壁画天马所处的时代(后凉至北凉时期)是此类奔马在河西壁画墓中出现时代的下限。

　　

　　如此，则“马踏飞燕”铜奔马的具体时代,笔者以为最早也应属在河西墓葬壁画中常见“马踏飞燕”式奔马的魏晋时期,略晚于魏晋陶质“马踏飞燕”,若作大胆推论,或如孙机先生所言属于西晋,或者晚至前凉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