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很多重要领域我们依然没有像样的创新？

　　昨天刷B站，偶然看到一条石悦（笔名“当年明月”）谈自己当年是如何创作《明朝那些事儿》的短视频。

　　2000年，21岁的石悦考上了海关公务员。他报的这个岗位当时在全国只招5个人，平均每260个人才录取一个。

　　那时候的海关是个肥缺，石悦回忆说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元。那可是2000年！“生活于我而言毫无压力”石悦在采访中略带骄傲和得意的说。

　　正是在这种几乎毫无压力的环境和状态中，石悦把空余时间放在了自己最爱的明史研究上，几年后他把自己熟悉的明朝历史故事用流畅朴实的语言写了出来，陆续发表在天涯论坛的帖子上。帖子大火后，他把文章集结成册，就有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明朝那些事儿》。

　　对历史文学感兴趣的同学都知道，石悦的成功不仅仅是《明朝那些事儿》的大热，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历史科普和宣传的写作方式、创作方法。《明朝那些事儿》之后，模仿他的风格和方式进行历史文学创作的后来者不计其数。

　　石悦的创作经历并不独特，因为后来我们又在刘慈欣的《三体》获奖和大火后听到了类似的故事。

　　1985年大学毕业后，刘慈欣被分配到山西娘子关电厂任计算机工程师。电厂的这个岗位比较轻松，只要系统不出故障，有的是大把清闲时间。加上生活和经济上没什么压力，对科幻颇有兴趣的刘慈欣开始尝试写作。

　　1989年创作完第一部科幻作品《超新星纪元》后，刘慈欣“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 “有闲有兴致”的十多年中陆续创作了《球状闪电》、《流浪地球》等科幻作品。

　　2006至2010年，刘慈欣创作了《三体》三部曲。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了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等一系列奖项，一时间名满天下。

　　

　　无人能否定的是，在需要非凡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科幻领域，刘慈欣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科幻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两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创新突破和成就，更在于他们的成功有类似的轨迹和相似点：都是在“有钱、有闲、有兴趣”的环境和状态下完成和实现自己的创新和突破的。

　　无独有偶，著名人类学教授项飙在他的采访回忆录《把自己作为方法》中也谈到了类似的故事。

　　项飙回忆说，在牛津大学的求学经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所大学养了一批“吃大锅饭”的专家学者。这批人平日没有太多的硬性教学和科研任务，他们因此有不少时间带着轻松的心态去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或现象，包括微积分、人类进化史乃至慈禧太后的生平。

　　恰恰就是在这种“吃大锅饭”的环境和氛围中，一批批专家和学者能静下心去搞研究搞创新，牛津大学由此在八百多年中产生了很多重要、原创性的奠基性思想。

　　但回头看看当下我们的大学、各种科研机构和整个社会环境，这种“有钱、有闲”的自由宽松环境几乎是不存在的。

　　大学教师几乎人人有、年年有硬性教学和论文考核指标，完不成就别想升职进阶；企业的研发团队每年都有研发任务，大多都是硬指标；我们的各级政府每年都有可量化的经济发展指标、任务；而生活在这其中的我们几乎也时刻关注着各种定量化的发展数据和经济指标...

　　追求速度和效率依然是我们的首要的目标，我们也一直在用几乎是线性的思维方式在思考发展的方方面面：什么时候哪几个方面必须要完成达到怎样的几个具体指标？！

　　可能是所处发展阶段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既没有空闲去思考，也没有物质保障去做那些像基础理论创新之类的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比较悲哀的是，几乎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如此。

　　这又让人想起了当下仍旧火热的ChatGPT。它没问世之前，我们自信甚至有点夸耀的报道我们的AI能力仅次于美帝，基础算力、部分算法领域甚至领先他们，各种对比数据满天飞。

　　ChatGPT一问世，国内业内专家直接哑火，各种企业开始紧急而手忙脚乱的推出类似产品。甚至业内有传闻要求尽量少提及和宣传ChatGPT，这脸被打得有点太疼太突然了...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不管对于任何技术、应用甚至想法，我们依旧停留在想尽快把它变现，尽快实现“短平快”盈利的思维方式上。对于有长远和重大意义的创新和发明，我们似乎根本就没那条件和“闲工夫”去搞。

　　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对于很多重大发明创造很多人似乎还在用自己功利、线性的效率思维去解构、思考和看待。

　　ChatGPT的成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由一帮为了短期盈利、为了发展经济或科技的人去急功近利似的研究和探索的。实际上，它不断取得突破的原因是OpenAI团队观察发现了AI在游戏这个应用场景有最强烈和最适宜的改进迭代需求。正是沿着这条被主流严肃科研工作者忽视的路径去不断迭代发展，才有了后来ChatGPT的一鸣惊人。

　　当我们还在一味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候，一些重大领域的创新和创造可能注定与我们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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