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约死”变为“约活”和“约拼”，让生命绽放出特有的光芒

　　这7名年轻人都有各自的困难，归纳起来，不外乎是工作不太顺利，家庭不太幸福，经济上较困难，性格上较孤僻。

　　其实，这些眼前的困难，从一个长远的时间段来看，放在岁月的长河里，并不能称之为“困难”。

　　生命属于每一个人的，只有一次。谁放弃生命，就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极其不负责任。

　　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最基础、最重要的权利。没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也就无从谈起。

　　

　　图文无关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这是《民法典》第1002条的规定。

　　自然人的生命权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杀在我国《刑法》上，一般不构成犯罪行为，属于自损行为，法律层面一般不做评价。

　　7个组团自杀的年轻人已经死亡，在责任承担上的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但他们生前在QQ群或微信群上的“约死”之举，是极其错误的。

　　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活下来？为什么不能石头缝里的小草一样顽强地活下来？

　　他们为什么不能相约活着？为什么不能相约打拼，相约拼出一番名堂来？

　　他们为什么不能把绝望变成希望？为什么不能擦干眼泪，选择坚强，让生命绽放出特有的光芒？

　　看来，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要贯穿人生的各个年龄段。对孩子就要进行这些教育，对年轻人也要进行相关的教育，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让他们从小到大都懂得：活着最最重要，生命必须珍惜，加以热爱；遇到挫折、磨难和失败，并不可怕，咬咬牙、硬着头皮，就能挺过去。

　　撰写此文时，笔者不由得回想到自己20年前遇人不淑，误入体制外的一段非常艰难的失业时光。

　　那时，我30出头，在苏皖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上，教了13年中学政治，是公认的优秀教师，几项兼职也做得挺不错，拿到了省市县的各类奖励，还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一些文学作品。

　　

　　可是，当我来到省城，来到体制外，一切都归零了。有半年，我处于失业状态，每天殾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处找工作。妻子留守在县城里，儿子读小学，母子俩借住在亲戚提供的一套房子里。家里仅有的7万元积蓄，由我父亲担保，借给我的表哥，一直要不回来。

　　我租住在省城一个废弃玻璃厂的简陋宿舍内，每天的饭食除了稀饭，还是稀饭，里面放上少许的花生米，煮上一颗鸡蛋，配上一点榨菜，对我来说，就是美味了。

　　我囊中羞涩，连吃一份都便宜的盒饭，都觉得是奢侈。

　　我就是从那时起，走上了写稿自救的道路。由于文学作品发表的难度太大，我改写了发表相对容易一些且稿费较高的纪实稿和故事稿。

　　半年后，我终于找到了工作，在一家私人办的培训机构里打杂，每月工资600余元，有免费的住处（是3平米的阁楼），有免费的午餐。

　　

　　我所做的事情五花八门，其中包括为前来参加培训的小学生打扫教室，搬运课桌凳。

　　那些课桌凳很重，要从楼上的教室里搬到楼下的货车上，又要从货车上搬到另一个地方的教室。偏偏我双手的力气不大，是一个文弱的男人，每次搬完课桌凳，都累得够呛，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每次培训结束后，小学生离开后，教室的地面上、课桌肚里全是瓜皮果壳和零食的包装，还有擦嘴、擦手的纸巾。我含着泪，把教室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候，捡到个别小学生丢下来不要的一小袋饼干和一块巧克力，我如获至宝，这样，我当天就可以改善生活了。

　　每次为小学生扫地时，我都会产生严重的失落感，但转而想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古话，认为自己处于命运的低谷，必须经受这样的考验，我随即释然了。

　　在那家培训机构里只干了5个月，我就跳槽到一家很小的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在那家广告公司里，我忙完公司所需要的商业类文稿，就可以给报刊杂志写稿了。干了两年，我积攒了13万元，在老家的县城里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商品房。自己得以被外省的一家通俗杂志社作为人才引进，当上了编辑和记者，托纸媒黄金期的福，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期......

　　回想自己的上述经历，我觉得一个人纵使遇到天大的困难，也得坚强、顽强、刚强应对，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权。“何谓胜利？挺住意味着一切！”这句诗，一直陪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