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数字社会密码开启治理新境界

　　编者按 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数字社会”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如何以数字科学思维指导治理行为，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的顺畅交换成为一个极具关注度的学术课题。4月15日，首届中国数字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成功举办。此次活动由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社会治理研究基地主办，济南日报“理响泉城”工作室全程参与并提供媒体支持。来自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如何进一步提升数字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展开充分的智慧碰撞和深入探讨。该论坛活动主旨演讲阶段有8位专家发表精彩演说，现分别摘编其核心观点，具录如下，以飨读者。

　　构建有治理韧性的“数智社会”

　　姜晓萍

　　四川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

　　面对数智时代的到来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如何淬炼社会治理的韧性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数智赋能社会治理的韧性构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切入。

　　首先是理论内涵。治理韧性的内涵特质主要包括冗余性、全周期、简约化。其中，冗余性指在扩充治理主体的选择空间，超越科层制僵化的线性行动；全周期指以整体性治理范式破解复合式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桎梏；简约化力求诉诸重心下移、层级削减以改善信息传递迟滞。其次是构成要素。社会治理韧性的基本维度表现为权力限度、结构密度、价值温度和目标精度。这意味着社会治理韧性的获得既需要把握集权与放权的限度，也要促进主体结构在松紧关联中达成有机团结，还要中和社会治理价值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对冲，更要平衡管理主体与生活主体的供需关系。最后是赋能策略。数智赋能社会治理韧性需要以情感韧性、结构韧性、过程韧性、技术韧性、伦理韧性为抓手，坚守“公共精神”，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构建“全域型”“共生型”“精细化”“平台型”“敏捷性”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多元化主体联动机制、多向度韧性治理机制、平台化智慧治理机制、立体化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全景式社会安全防控机制等，提升智能技术在应对社会治理环境变化中的灵活能力。

　　综上所述，在数智时代提升社会治理韧性，需要建基于厘清社会治理韧性的本质和维度，从情感、结构、过程、技术、伦理等层面探寻有效调适的策略和路径。

　　数字改革不能以手段代替问题

　　孔繁斌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数字治理的产生乃是基于对公共服务现实问题的解决，公共服务为数字治理研究提供重要切口。公共服务的数字治理可以从治理情景、行为机理、行为方式三方面加以理解。

　　治理情景方面，从公共服务角度看，主导意识形态经历了发展演变，数字治理与政府从管控到服务的阶段职能相适应。在公共服务时代，治理情景发生变化，随着人工智能成为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禀赋性要素，加之公共管理学科特点，使得数字治理的范式意义关注具有必要性。

　　行为机理方面，公共服务表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换，这是一个行为科学问题。数字治理领域的创新需要回到科学问题重新出发，故而改革需审慎，不能以手段（数字化）代替问题（公共服务）。围绕行动者信息交换的操作系统这一核心，亟需构建一个更为一般的重新解释框架。

　　在行为方式方面，行为公共管理和数字治理之间拓展出一种政策存在新形态——智能政策产品。与传统政策产品相比，智能政策产品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优化抵达目标群体，实现政策的可找、可见、可享。举例而言，“金陵应急宝”变执行政策为推出消费产品，“一企来”通过界面创新激活政策资源，实现政策产品的智能化再设计。同时，南通危化品一体化监管案例表明，数字治理还可以通过提供“内部公共产品”，赋能跨部门长效协作机制建立。

　　总而言之，数字治理应落实在治理行为上，发展服务行政理论，进一步关注智能政策产品设计。接纳“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的平行

　　何艳玲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当下处在市场化、全球化、互联网化的“三化共时态”结构中，此结构带来极速变化并重塑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实现人民的充分生存权和适度发展权，并保持国家与社会、公权与私域、当下与未来的相对平衡。

　　变化的第一个板块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一是人民需求层次的变化，从公共服务的回应与供给，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参与和分享，到融合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自主和自决，呈现出主体性不断被确认、被发现、被定义的过程。二是社会分层的变化，经历了从收入、住房再到认知分层的过渡。三是线上社会的产生。线上社会成为与线下社会完全平行的真实社会，对线下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构，“我”的作用大大凸显。与此同时，线上市场已经产生，线上市场规制成为全新命题

　　就第二个板块而言，首先，非常态治理对常态治理的影响，使得科层制的弹性和韧性成为重要命题；其次，全球公共物品、区域公共物品与国家间竞争、区域间竞争越来越深刻地塑造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治理成为全球体系和区域体系的一部分；最后，地缘政治影响国家治理，并进一步影响地方治理，政治与行政、治理的关系在更纵深的焦点拓展。

　　而第三个板块则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从党务、党建再到党建引领治理，政党、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及其对中国治理模式的重构；二是巨型政策项目的开展及其对治理的重构。

　　基于以上三个板块，我们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例如，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互联网社会的“三社共时态”及其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的交织，政治变化与治理之间的适度距离以及治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国际议题变成国内治理议题、国内治理议题变成国际议题等等。因此，问题的解决需回到政府这一轴心问题，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在田野调查中深耕，凝聚专业共同体的共识及其理论化，并注重高质量大众传播，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数字化治理是一种国家能力

　　孟天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时逢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第五个现代化的碰撞时期，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的国家和社会在经历数字化技术赋能“国家”和数字技术赋权“社会”两个维度的转变。作为一种新兴理论视角，信息政治学为理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以及国家治理过程中信息生产、信息汲取、信息扩散、信息处理乃至信息使用的原则与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概言之，信息政治学关心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国家内部的信息问题。二是国家与社会进行信息交换的问题，涉及包容性制度和公共空间建设两个维度。

　　从韦伯的科层制传统、福柯的知识论传统和制度经济学三个理论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家能力。目前形成国家能力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靠国家自身的行政机制，二靠国家渗透的社群机制。而信息化时代带来了第三种机制，即信息机制。整合了韦伯实体论国家理论中的信息机制和福柯知识论国家理论中的信息要素后，我们可以得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基于“三明治”治理结构，不仅关注国家内部的信息问题，更融合了国家—社会间的信息问题。

　　数字化国家能力可以归结为国家利用数据要素（汲取、处理及应用）形成的新能力，可具体概括为两维度+六要素：即政府内部的信息汲取、数据治理和循环决策能力，以及政府外部的数字规划、回应/服务能力和濡化传播能力。为此，数字化国家能力的形成还需解决信息稀缺和信息过载的问题，目前我国更多依靠的是行政机制，在两种机制并行的基础上，未来更加需要充分发挥社群机制的补偿作用。

　　对于AIGC启动“敏捷监管”

　　于文轩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ChatGPT横空出世，引发了人们对于技术应用风险的焦虑，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预训练大语言模型，是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是人类迈向“强人工智能”的坚实一步。ChatGPT技术快速迭代，ChatGPT-4已经具有人类“学霸”的学习能力和推理能力，ChatGPT-4开放了API接口，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与此同时，ChatGPT-5呼之欲出，人类社会正处于类似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

　　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风险也逐步累积，算法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加剧了监管的困难程度，体现在发展方向上的高度不确定，应用深度和广度难以预测，政府跨部门合作需求提升，政府数字技术设施和能力的不足以及国家合作和竞争的复杂性等。

　　这就需要我们采用“敏捷方法”进行敏捷治理。敏捷方法体现在个体和互动高于流程和工具；工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敏捷治理则主要包括：维持稳定性的同时兼顾组织的灵巧性、快速动员利益相关方合作的能力、跨部门合作、自我组织能力和组织的培养、复杂性的分解、灵活的基础设施、拥抱变化、充分沟通、信息的开放与共享、容错的组织学习。针对AIGC的监管，应把握敏捷原则，注重风险防控机制。敏捷原则主要包括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原则、跨部门合作的达成、复杂任务的分解等；风险防控机制主要包括AIGC风险关口的前置机制、AIGC风险拆解机制、AIGC灵活监管机制等。

　　概言之，对于人工智能特别是AIGC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监管要在尊重技术发展潜力与保障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把握AIGC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背景，了解AIGC的风险，掌握“敏捷方法”与敏捷治理，从而为敏捷监管AIGC提供有益的启发。

　　由杭州案例发现基层数字治理逻辑

　　王诗宗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当前，数字化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形成双重驱动。一方面，顶层设计层面不断提出数字化战略，各级职能部门积极响应，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浙江”改革等实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相关文件内容中，存在一些模糊性话语，引发对于其具体指向的思考。

　　由杭州小河街道的“红茶会”及古荡街道的数字化网格管理两个治理创新案例，可对社会治理创新及数字化改革的动机、基层数字治理的功能与限度及“科技支撑”与“制度”“体制”的关系进行猜想与反思。在基层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及数字化改革的动机方面，首先，数字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结合，数字治理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可视方面，易获得品牌效应。其次，政府过度介入导致基层一旦出现矛盾则易成为焦点，基层希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相关矛盾。第三，居民常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对于基层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第四，基层政府行政任务繁重，压力较大。对于效果而言，两大案例各有特点，杭州小河街道的“红茶会”案例更多体现的是现代多元主体的参与，古荡街道的数字化网格管理则更加突出理性科层制的再更新。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就技术是“大脑”还是“工具”、技术能否替代人的智慧、技术能否弥补社会资本的匮乏、技术能否解决基层自主自治难题及技术能否改善科层痼疾等问题进行研讨，并作出一定的解答。最后，基层数字治理实践的开展还在理论层面上对探究制度与技术间存在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可能。警惕“伪数字化”和“逆数字化”马 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社会中的治理有很多误区，也有很多陷阱，这是我们政府、企业、学界、老百姓特别需要去关注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社会治理，但我们是不是在“数字-”社会治理——“数字”过了、治理没了、社会空了，这种问题特别需要警惕。数字社会治理的同时，“有数字无社会”的问题特别突出；是双向的赋能还是单向的赋权？所以社会和治理的关系是什么，数字化是治理的数字化还是管理、管控的数字化，伪数字化、反数字化和逆数字化，这些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当前，数字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体现在：第一，认识不到位，所以做的时候还是在做信息化的相应工作，真正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作还未推进。第二，转型的场景没有凸显，真正需要的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并没有推进，当前仍以管、堵、防为主，老百姓没有真正参与到一些事情之中。另外，除了数据共享以外，算法共享也非常关键，但现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市场、有这样一个算法库来让我们享用吗？怎么样去打造它，让大家实现利益的共享？都是很值得关注的。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们讲顶层设计，有没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有没有执行下去、能执行好吗？这些其实都是在中央层面需要更多地统筹、更多地协调、更多地推进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有一个很好的体制，怎样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去推动社会数字化治理，变得非常紧迫。

　　规避数字治理的公共价值失灵风险

　　王佃利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数字社会治理一般指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积极影响：一是精准、高效回应治理需求；二是帮助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三是治理方式化被动为主动；四是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成为可能。

　　公共价值失灵体现在技术伦理挑战、公共利益认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市场秩序紊乱与价值表达失语。数字技术被滥用，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公共利益方面，利益整合更加困难，赋能不均、数字鸿沟加剧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算法歧视”违背公平和包容性；数字化治理强调技术刚性，忽视人的主体价值。

　　对政府而言，公众容易被数字技术误导，影响政府权威。政治引导偏误，操纵舆论民意，模糊公共领域的“事实”与“意见”之间的界限，导致政府面临失信风险。对市场而言，面临着竞争自由与秩序失灵难题。对社会而言，面临社会秩序治理困境。社会治理存在“过度数字化”的倾向，数字技术依赖导致“效率悖论”困境。对于民众而言，会产生价值表达失语的问题。

　　社会治理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之道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明晰数字化限度。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创新要明确合理性、可行性与适应性。二是建设数字技术应用的伦理标准。政府应提前布局，出台应对的公共政策，重塑数字社会治理的理念、结构、制度和技术体系。三是以满足公民差异化诉求为导向。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格局，真正使得数字治理实践落地、受公民欢迎。四是以问题解决为宗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法研发与应用、算力提升等要围绕问题解决而推进。

　　本报记者李娜肖明君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