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数次预言，首提“全球一体化”，后句句验证
曾国藩素以知人用人著称，在其庞大的幕僚机构中，赵烈文由于出色的才华和性情成了曾国藩晚年心里唯一可以倾诉的关门弟子，也让二人的经典对话流传至今，透过泛黄的历史，让人看到了他一直走在了清朝知识分子的最前沿，由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把脉最准的一位。
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其父赵仁基，道光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自幼扎实地系统地学习了传统教育，但此后三次试均名落孙山，此后绝意仕途，专心钻研务实之学。大约在1856年1月被其姐夫周腾虎推荐入曾国藩幕僚，1861年12月，由曾国藩专折向清廷请示奏调赴军营，称其“博览群书，留心时事，可堪造就”，由此成了赵烈文在没有清朝学历的身份后并成功进入清代官员队伍序列的开始。
能静居士赵烈文
刚刚年满二十四岁的赵烈文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时间较早，由于母丧不得不离开湘军大营。直到咸丰十一年，赵烈文第二次入幕并向曾国藩递交了一份长篇谏言，在决战太平军的关键时刻，赵烈文却抛出了石破惊天的眼里，即太平军不是最大威胁，平定时间指日可待，清朝真正的威胁是在西方。正是这一预见，深刻地影响了曾国藩后来大力倡导洋务运动的举措。
在万言书中赵烈文阐述：“外国夷人，政治修明，国家治理，民力富强。人人奋勉，好胜心强而以不如别人为耻，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政务民情，险阻风俗，今天一个图谋，明天一个说法，考虑事情唯恐不明确，观察事情唯恐不细微，搜集我们的文化经典，翻译传播，兢兢业业，从未有间断过。”
赵烈文不无担忧地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小，国家的祸患，再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接着赵烈文又说“中国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虚文，学习使用繁琐苛刻礼仪，而外国方面务求专精简一，讲究实用。似乎未来大势是天意要“开通六合”。
曾国藩画像
按照赵烈文预测，就是日后东方和西方会实现全部联通，用如今的话就是“全球一体化”概念，这在当时绝对是前无古人的提法。最后赵烈文总结说，外国人也并非是超出人类的异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么奇异之术，只要我们反其所为而用之，一定会收到效果，可知赵烈文对西方的认知相当务实。
赵烈文对清朝面对西方问题的慌张无措深感不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落荒北上避暑山庄逃难，举国对西方一片惊恐时，他对当时纷纷议论要迁都西安表达自己了的看法：“北京闻已与议和，尚未时分融洽，夷酋欲见恭王不得，因火圆明园，宫殿尽毁，又必欲如前约，驻兵京都。车驾尚在热河，朝议欲迁都西安避之。然夷法国都俱驻公使大臣，各邦皆有，不过欲通知风俗国政，初非恶意，如欧洲俄与英、法世仇，而兵事一息，即互置公使，不独行之中国。”从来未出国的他可对西方外交体系能有如此了解，非常的难得。与此同时，他认为西方拍到北京不过几千兵丁，而紫禁城的军队“禁旅如云，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迁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驻兵国度，以空城畀之，岂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岂天上邪？最后他感叹“朝廷聩愦若此，闻之且愤且谈。”《能静居日记》
赵烈文书函
对西方事务的前瞻，使得赵烈文一直走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最前沿，其看法独到，眼界达观。
天津教案期间，是清政府与西方的再次震荡的一次如果处理不好，随时都可能造成再次的战争。慈禧把这个包袱刨给了曾国藩，彼时曾国藩双目几乎失明，重病缠身，走路都已经非常困难，以至于临行前留下遗书。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其蒙受了巨大舆论压力，甚至被骂为“卖国贼”等恶名，悬在北京湖广会馆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被人砸烂。他本人也多次说此案对外“过柔”，“寸心抱疚”，“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经受这次强烈打击后，清廷让他回任两江总督，一年半后就在南京病逝。
常熟赵烈文故居
时任河北易州知州的赵烈文前来送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行，这也是师徒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赵烈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师以津事相告，且以办理不善自谦。先是师为洋人辩无挖眼剖心之事，奏牍再上，中外哗然，至有联名致书诋之者。余问斯事有验否？师言：到津后曾亲讯闹事之人，如有丝毫凭据，许为奏办，乃辞皆游移不近情理，穷其所往，则彼此推诿，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议，然不得不尔。”
赵烈文听了曾国藩的记述处理教案过程后，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然，虽烈，亦必以为必无。天主教固不轨于理，顾何至食人之肉，形同豺虎，使果有之，太西服从之者不翅百余国，能皆甘之邪？中国人不求实在，妄以名义自居，至边衅一开，则又束手无策。”赵烈文最后说，当初担心老师为舆论胁迫，动摇最初看法，所以我特意写信给您，坚持辨明曲折是非，直到收到老师的第二疏，我才放心。赵烈文在日记中感叹说：“天下事但患胸中见地不真，苟是非当矣，外来嚣嚣之说，直等之时鸟侯虫可耳”。
儒家思想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以公正、客观的诚实态度对待，缺少圆滑变通势必难免。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 ，“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
在德国考察的李鸿章
天津教案后，朝廷委派李鸿章接手处理后续工作，师生二人谈话曾被详细整理：“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在人生整体道德构架中，虽然有许多概念，但曾国藩强调最多的就是无论与谁，均要以一个“诚”字相待，他常说：“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成为其人生最高处事准则
“诚”字贯穿曾国藩的一生
早在同治六年的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藩对外交极力维护民族利益，英国使臣要曾国藩禁止上海船只装豆饼，曾国藩予以言辞拒绝：“中国小民太苦，轮船入河内，则中国船无复人坐，中国小民便皆饿死，此事万万不行。”最后这个英国使臣只有退去。
晚年的曾国藩大力提倡洋务，力荐清政府外派儿童出国学习，以期学习先进的西方科技知识，这些人后来回国都成为了近现代以来的科技先驱，可以说苍茫的大海之上，寄托了曾国藩无限的殷切期盼，原因就是，国家要富强，就是要不断跟进时代发展，一个集传统思维于一身的曾国藩能如此前卫，实在不同寻常，这些或多或少得益于身边的赵烈文等人的影响，由此让曾国藩和赵烈文最先成了如何应对未来大局西方对东方冲击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