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制造业就业占比超过25%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来源：睿见Economy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8期）与2023 年6月17日在线举行。主题为“制造业保持基本稳定：逻辑与政策”。汇丰大中华区原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屈宏斌：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我有点感慨，如果我们的研讨会再早十年开的话，可能会对防止中国过去十年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的效用更大一些，但是现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今天的节点上要实现中长期目标，无论目标多宏大，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无工不富”“无工不现代化”，我们应该不断的重复这个基本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讨论时要聚焦政策角度，如何去稳定制造业比重，如何提政策建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要反思为什么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

　　我想强调的是，之所以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除了黄教授提到的三个客观因素之外，我们也有自身特别的国情，这个国情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思维导向的问题。我不知道今天多少观众还记得，至少在十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前，业界、学界热衷讨论的是出口过热，要进行再平衡，从外需向内需平衡，大力提倡发展服务业、发展三产，这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思潮。那时候觉得制造业又脏又乱，“血汗工厂”。

　　当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认为制造业是脏乱差，“血汗工厂”，低附加值，瞧不起制造业的情绪在当时非常高涨。这一点，不得不承认，至少从学界角度来说是一个认知的事，当时没有今天这个认知。当时我们没有人去太多的关注这一点。所以，思维导向是其中一个，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更重要的因素。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要往前，我们现在认识到需要改变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就需要纠偏，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认知纠偏。既然要纠偏，在已经发生了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已经出现了过快下降，在下降之后未来十年的目标，保持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稳定，应该看做一个底线，无论如何起码要保证它的稳定。

　　但是，为了再工业化，既然知道我们是过早的“去工业化”，下一步要纠正这种不好的现状，是否要更激进一些，要再工业化，需要把制造业比重适当的争取提高，而不是仅仅保持基本稳定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更加明确的，至少从学界、从政策思维方面非常重要的。

　　制造业的比重之所以重要，我们研究总结出一个结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经济体在它比较成功的跨越中等陷阱时，它的制造业比重，尤其是制造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没有超过25%，25%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成功的跨越中等陷阱，尤其是过去七、八十年二战后少数的成功者中，毫无例外，在它的顶峰时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都超过了25%，这是成为一个基本的规律，铁律，成为一个分水岭。它成为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基本都无法跨越的。当时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简单的结论。

　　我们看目前制造业就业的比重，尽管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服务业下降比较厉害，所以制造业就业比重有所上升，但即便如此，制造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仍然没有达到20%，在18%-19%左右。所以，目前不仅仅是保持这一比重的问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明确不仅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我们还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提高这一比重。

　　当时，研究中发现，制造业就业比重似乎作为一个指标，比工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更加重要。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们至少还需要提高六七个百分点以上，才可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让这些研究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在认知上、在政策导向方面要更加明确，现在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一个稳定比重的任务，我们需要纠偏，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我们需要弥补回来，我们要亡羊补牢，所以，我们要提高比重。

　　这是第一点，从学界各方面都需要做更仔细的研究，让研究使更多的人知道，产生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在学术刊物上发几篇文章就可以了，需要更多的去推广，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政策导向非常重要。

　　第二，怎么才能提高这一比重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和抓手。

　　一是全国性的政策。过去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由于认知问题和思维导向的问题，更强调服务业发展，忽视制造业发展。但是，在这种思维导向的影响下，政策层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包括一些宏观政策、产业政策更多的是对服务业“三产”更加友好，对制造业并不怎么友好。

　　比如汇率政策，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相对一揽子货币一路升值，累计升值幅度几乎接近40%。学经济的都知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可以找出各种理由和各种原因，但它的客观效果会导致资源的配置导向，更多的从可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制造业工业是可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即三产和服务业。

　　所以，从汇率的角度，我们对制造业并不是友好型的汇率的趋势，尤其是现在要稳定制造业的比重，要提高这个比重，至少从汇率的角度来说是有含义的，我们希望汇率对实现制造业再工业化更加友好，而不是更加不友好。

　　为什么强调汇率？前段时间我听到不少同行的观点也比较担忧，有人说要实现GDP倍增目标，不算汇率因素，可能需要4.7%，但是过去三年不到4.7%，于是有些人就开始琢磨别的办法，是不是将来也要把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言外之意，如果实体经济实际增长达不到4.7%，通过汇率升值可以弥补去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汇率背后是一个资源价格，它会导致资源在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所以，这也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全国性的政策对制造业要更加友好。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制造业这些年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尤其是出现了产业外移，一方面由于我们人为的自毁长城的政策，比如广东省就提出了一个“腾笼换鸟”，结果出现了笼子腾出来了鸟没换回来。我们当时一个理想的想法是把低端的赶出去，把地方腾出来迎接更多高端的。像这些都是一个政策的失误。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劳工成本，但也有一些隐性的经营成本也的确是产业外移的重要因素。比如，“五险一金”，从企业角度，如果所有的企业老老实实把“五险一金”按照现行规定去交全，对它来说额外支出的负担相当于总工资成本工资总额的差不多40%以上，这在世界银行也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提出警示，这在全世界相比而言我们属于最高的，就是额外的成本。这个事情背后更复杂的不多说了，如果下一步要对实体经济进一步降成本，除了融资成本之外非常重要的是额外成本，包括广义的劳工成本五险一金的负担，的确对企业经营是一个沉重负担。这里面是另外一个总体政策的问题。

　　三是环保政策，3060碳达峰已经明确了，但在地方执行过程中简单粗暴一刀切，这也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给经营方面造成困难、企业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类似这些全国性的政策需要进行反思，需要从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对这些政策进行梳理，这更多的是一个纠偏的过程。

　　第三，如何再工业化？

　　地方经济刚才讲到产业外移，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越南的劳工成本比沿海成本更低。正如报告中提到的，的确越南的人工成本比沿海低，但越南人工成本和我国内地相比并不见得有优势。那么就要问一个优势，为什么产业外移，从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家考虑时搬到越南，而不是河南或者其他人工成本相似的内地地区呢？这个问题是值得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包括内地地方政府这些年由于大环境，大家更多热衷于非贸易部门三产的发展，房地产、铁公基，这些来钱快，能做大GDP，又有财政税收，通过跑冒滴漏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有一些好处，觉得各方面都好，要承接外来产业招商引资还要求爷爷告奶奶，费很大的劲。所以，激励机制和导向出现了偏差。

　　往前看有一些好处，内地各方面财政状况吃紧，尤其是房地产出现了大拐点以后影响了土地财政，过去过多依赖搞土地开发，搞发展的内地地区城市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这反而是危机中有机会，某种意义上可以倒逼地方政府反思和寻找新的出路，这方面正是时候我们加以引导，至少给他们的KPI方面，对制造业比重，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比重，引导他们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花在改善营商环境，更多的使地方对标越南，下一步对很多内地官员来说，他们需要对标的是越南，如何做到像越南那样那么有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到内陆省份，而不是转移到越南，这方面是一个需要对地方官员考核方面、对地方经济评价方面需要做的地方。

　　如何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更多的把心思放在产业发展和改善营商环境，去有更大的积极性招商引资，承接这种产业链。我们有这个条件，如果十多年前内地交通不便是一个瓶颈，现在这些影响因素已经没有了，我们2008年以来大基建，到今天为止，现在的基建网络应该是远远超过几乎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甚至接近和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有了基建，这应该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有了硬件，更多的是软件，我们需要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去找到激励机制，胡萝卜和大棒同时使用，给他们压力，给他们激励机制，让他们更多的重视制造业发展。刚才毛教授说的非常好，中国下一步要解决高科技卡脖子问题非常重要，但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是市场特别大，发展水平又是阶梯性的，意味着在产业链方面，产业谱比一般情况下更宽，我们不仅仅可以做中高端的，同时，由于我们是阶梯型发展的，我们沿海可以向中高端迈进，对标德国、日本、韩国，内地省份可以对标一些中端的甚至县域经济可以对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不应该放弃，这是我们的国情。总而言之，地方上内地如何鼓励他们更多的承接不那么高端的，不需要太多高深技术的，但是又能够产生就业，又能够带来生产力提高的项目，这是第三点我们要做的。

　　当然产业外移也有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这需要更高层面的来解决。比如疫情后、中美贸易战以来，现在跨国公司提出了“中国+1”，不仅仅把所有的产业链放在中国，为了规避中美博弈风险，可能在中国之外也要布局一部分产能服务欧美市场，这些是一些客观因素，产业链重构，我们更多要从国家层面包括外交政策方面去思考，如何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布局方面，如何去保住核心利益，也就是仍然保持需要的一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为了产业链安全，实际上这方面是一致的，这些方面也都从更高的层面来考虑。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讨论这么多，谢谢。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