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制造业就业占比超过25%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来源:睿见Economy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8期)与2023 年6月17日在线举行。主题为“制造业保持基本稳定:逻辑与政策”。汇丰大中华区原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屈宏斌: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我有点感慨,如果我们的研讨会再早十年开的话,可能会对防止中国过去十年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的效用更大一些,但是现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今天的节点上要实现中长期目标,无论目标多宏大,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无工不富”“无工不现代化”,我们应该不断的重复这个基本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讨论时要聚焦政策角度,如何去稳定制造业比重,如何提政策建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要反思为什么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

  我想强调的是,之所以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除了黄教授提到的三个客观因素之外,我们也有自身特别的国情,这个国情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思维导向的问题。我不知道今天多少观众还记得,至少在十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前,业界、学界热衷讨论的是出口过热,要进行再平衡,从外需向内需平衡,大力提倡发展服务业、发展三产,这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思潮。那时候觉得制造业又脏又乱,“血汗工厂”。

  当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认为制造业是脏乱差,“血汗工厂”,低附加值,瞧不起制造业的情绪在当时非常高涨。这一点,不得不承认,至少从学界角度来说是一个认知的事,当时没有今天这个认知。当时我们没有人去太多的关注这一点。所以,思维导向是其中一个,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更重要的因素。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要往前,我们现在认识到需要改变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就需要纠偏,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认知纠偏。既然要纠偏,在已经发生了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已经出现了过快下降,在下降之后未来十年的目标,保持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稳定,应该看做一个底线,无论如何起码要保证它的稳定。

  但是,为了再工业化,既然知道我们是过早的“去工业化”,下一步要纠正这种不好的现状,是否要更激进一些,要再工业化,需要把制造业比重适当的争取提高,而不是仅仅保持基本稳定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更加明确的,至少从学界、从政策思维方面非常重要的。

  制造业的比重之所以重要,我们研究总结出一个结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经济体在它比较成功的跨越中等陷阱时,它的制造业比重,尤其是制造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没有超过25%,25%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成功的跨越中等陷阱,尤其是过去七、八十年二战后少数的成功者中,毫无例外,在它的顶峰时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都超过了25%,这是成为一个基本的规律,铁律,成为一个分水岭。它成为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基本都无法跨越的。当时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简单的结论。

  我们看目前制造业就业的比重,尽管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服务业下降比较厉害,所以制造业就业比重有所上升,但即便如此,制造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仍然没有达到20%,在18%-19%左右。所以,目前不仅仅是保持这一比重的问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明确不仅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我们还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提高这一比重。

  当时,研究中发现,制造业就业比重似乎作为一个指标,比工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更加重要。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们至少还需要提高六七个百分点以上,才可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让这些研究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在认知上、在政策导向方面要更加明确,现在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一个稳定比重的任务,我们需要纠偏,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我们需要弥补回来,我们要亡羊补牢,所以,我们要提高比重。

  这是第一点,从学界各方面都需要做更仔细的研究,让研究使更多的人知道,产生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在学术刊物上发几篇文章就可以了,需要更多的去推广,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政策导向非常重要。

  第二,怎么才能提高这一比重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和抓手。

  一是全国性的政策。过去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由于认知问题和思维导向的问题,更强调服务业发展,忽视制造业发展。但是,在这种思维导向的影响下,政策层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包括一些宏观政策、产业政策更多的是对服务业“三产”更加友好,对制造业并不怎么友好。

  比如汇率政策,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相对一揽子货币一路升值,累计升值幅度几乎接近40%。学经济的都知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可以找出各种理由和各种原因,但它的客观效果会导致资源的配置导向,更多的从可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制造业工业是可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即三产和服务业。

  所以,从汇率的角度,我们对制造业并不是友好型的汇率的趋势,尤其是现在要稳定制造业的比重,要提高这个比重,至少从汇率的角度来说是有含义的,我们希望汇率对实现制造业再工业化更加友好,而不是更加不友好。

  为什么强调汇率?前段时间我听到不少同行的观点也比较担忧,有人说要实现GDP倍增目标,不算汇率因素,可能需要4.7%,但是过去三年不到4.7%,于是有些人就开始琢磨别的办法,是不是将来也要把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言外之意,如果实体经济实际增长达不到4.7%,通过汇率升值可以弥补去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汇率背后是一个资源价格,它会导致资源在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所以,这也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全国性的政策对制造业要更加友好。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制造业这些年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尤其是出现了产业外移,一方面由于我们人为的自毁长城的政策,比如广东省就提出了一个“腾笼换鸟”,结果出现了笼子腾出来了鸟没换回来。我们当时一个理想的想法是把低端的赶出去,把地方腾出来迎接更多高端的。像这些都是一个政策的失误。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劳工成本,但也有一些隐性的经营成本也的确是产业外移的重要因素。比如,“五险一金”,从企业角度,如果所有的企业老老实实把“五险一金”按照现行规定去交全,对它来说额外支出的负担相当于总工资成本工资总额的差不多40%以上,这在世界银行也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提出警示,这在全世界相比而言我们属于最高的,就是额外的成本。这个事情背后更复杂的不多说了,如果下一步要对实体经济进一步降成本,除了融资成本之外非常重要的是额外成本,包括广义的劳工成本五险一金的负担,的确对企业经营是一个沉重负担。这里面是另外一个总体政策的问题。

  三是环保政策,3060碳达峰已经明确了,但在地方执行过程中简单粗暴一刀切,这也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给经营方面造成困难、企业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类似这些全国性的政策需要进行反思,需要从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对这些政策进行梳理,这更多的是一个纠偏的过程。

  第三,如何再工业化?

  地方经济刚才讲到产业外移,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越南的劳工成本比沿海成本更低。正如报告中提到的,的确越南的人工成本比沿海低,但越南人工成本和我国内地相比并不见得有优势。那么就要问一个优势,为什么产业外移,从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家考虑时搬到越南,而不是河南或者其他人工成本相似的内地地区呢?这个问题是值得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包括内地地方政府这些年由于大环境,大家更多热衷于非贸易部门三产的发展,房地产、铁公基,这些来钱快,能做大GDP,又有财政税收,通过跑冒滴漏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有一些好处,觉得各方面都好,要承接外来产业招商引资还要求爷爷告奶奶,费很大的劲。所以,激励机制和导向出现了偏差。

  往前看有一些好处,内地各方面财政状况吃紧,尤其是房地产出现了大拐点以后影响了土地财政,过去过多依赖搞土地开发,搞发展的内地地区城市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这反而是危机中有机会,某种意义上可以倒逼地方政府反思和寻找新的出路,这方面正是时候我们加以引导,至少给他们的KPI方面,对制造业比重,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比重,引导他们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花在改善营商环境,更多的使地方对标越南,下一步对很多内地官员来说,他们需要对标的是越南,如何做到像越南那样那么有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到内陆省份,而不是转移到越南,这方面是一个需要对地方官员考核方面、对地方经济评价方面需要做的地方。

  如何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更多的把心思放在产业发展和改善营商环境,去有更大的积极性招商引资,承接这种产业链。我们有这个条件,如果十多年前内地交通不便是一个瓶颈,现在这些影响因素已经没有了,我们2008年以来大基建,到今天为止,现在的基建网络应该是远远超过几乎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甚至接近和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有了基建,这应该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有了硬件,更多的是软件,我们需要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去找到激励机制,胡萝卜和大棒同时使用,给他们压力,给他们激励机制,让他们更多的重视制造业发展。刚才毛教授说的非常好,中国下一步要解决高科技卡脖子问题非常重要,但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是市场特别大,发展水平又是阶梯性的,意味着在产业链方面,产业谱比一般情况下更宽,我们不仅仅可以做中高端的,同时,由于我们是阶梯型发展的,我们沿海可以向中高端迈进,对标德国、日本、韩国,内地省份可以对标一些中端的甚至县域经济可以对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不应该放弃,这是我们的国情。总而言之,地方上内地如何鼓励他们更多的承接不那么高端的,不需要太多高深技术的,但是又能够产生就业,又能够带来生产力提高的项目,这是第三点我们要做的。

  当然产业外移也有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这需要更高层面的来解决。比如疫情后、中美贸易战以来,现在跨国公司提出了“中国+1”,不仅仅把所有的产业链放在中国,为了规避中美博弈风险,可能在中国之外也要布局一部分产能服务欧美市场,这些是一些客观因素,产业链重构,我们更多要从国家层面包括外交政策方面去思考,如何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布局方面,如何去保住核心利益,也就是仍然保持需要的一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为了产业链安全,实际上这方面是一致的,这些方面也都从更高的层面来考虑。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讨论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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