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师援疆，孩子们都叫他“尹爸爸”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王琪鹏

　　55岁，对于尹大勇来说是一个坎。这一年，在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负责后勤管理和德育工作的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援疆支教机会，多年的夙愿将要实现。可偏偏这个时候，他却查出了恶性肿瘤。

　　“别拿健康当儿戏，援疆就让别人去吧！”亲友们的劝说，让尹大勇的内心极度挣扎。一方面，身体上的不适让他头疼恶心、进食困难、声音嘶哑；另一方面，援疆支教机会难得，让他心有不甘。“援疆对我这个年龄来说机会不多了！”尹大勇走进医院切除肿瘤，手术不久就踏上了援疆的旅程。

　　2020年，作为北京市第十批“组团式”教育援疆团队的一员，尹大勇来到了和田地区墨玉县，担任墨玉县北京高级中学校长。这所学校是北京援疆的“交钥匙”项目，2015年才投入使用。在这样一所年轻的学校里，到处是“90后”的老师和“00后”的学生，尹大勇的年龄绝对称得上是“爸爸级”。

　　作为一名老教师，尹大勇坚信一所学校的改变不能脱离课堂。援疆期间，他一天至少要上三节课，平均每年要听200多节课。他说，他听课不是为了监督老师，而是研究学生的状态。通过听课，才能了解年轻教师教学的薄弱环节，才能知道学生在想些什么，才能找到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就像医生一样，医生不能离开手术台谈病情，教师也不能离开课堂谈教育。”尹大勇说。为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每周一，他都会发布一个“校长听课预报”，针对某一学科随机听课。预报不指明具体班级，也不点名哪位老师，这让全校相关学科的老师顿时有了“压力感”。墨玉县北京高级中学一共有67个班级，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全校每周都有67节“精品课”。

　　当了多年校长，尹大勇早就养成了没有午休的习惯。在墨玉，下午2点半到4点是午休时间。尹大勇把这段时间拿出来接待师生，解决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困惑。多年来，他一直研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把它当成了工作的另一个重点。他利用自己心理咨询师的优势，成立“校长心灵驿站”，帮助孩子们排忧解惑，这也是和田地区第一个“校长心灵驿站”。

　　两年来，尹大勇就像老父亲一样，每天中午和孩子们促膝长谈，用专业知识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从未间断。慢慢地，“尹爸爸”的称呼在校园里逐渐流传开来。

　　每逢休息日，“尹爸爸”还经常去家访。一次听课中，尹大勇发现一个学生全程盯着黑板，眼神却很空洞，看起来心事很重的样子。第二天听课，这个学生还是一言不发，表情木然。利用休息时间，尹大勇叫上当地的维吾尔族副校长，找到了学生家里。他发现，这是一个困难家庭，全家人只靠一间小卖部维持生计。

　　自此之后，尹大勇便成了这家小卖部的常客。他每次都戴着口罩，结账时经常会故意多给。有时候200元的东西，他扔下300块钱就转身离开。回来的路上，遇到维吾尔族老乡就随手将刚买的东西送人。有时候，他回到学校，就把买来的生活用品、文具等送给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他还经常家访，给家长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让孩子辍学。在尹大勇的关怀下，家访的学生学习有了明显进步，有的还考上了大学。援疆的那段时间，“尹爸爸”被孩子们无数次写进了日记。

　　说起这些，尹大勇脸上洋溢着幸福。回顾自己的教育生涯，尹大勇说，援疆是他最特殊的一段时光。几十年来，他先是在东北教书、当校长，后来来到北京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后勤管理，但一直没离开过校园。来到新疆，他又回归课堂，他感到自己又“归队”了。“所以我争分夺秒，想为教育多做些事情。”他说。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不顾一切地去援疆？他回答，作为一名出生在吉林长白山脚下的少数民族教师，他从小就是在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中长大，心里早就种下了去支教的种子。“我也来自边疆。”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