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源自浙江的基层治理经验为何20年历久弥新？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黄慧仙 徐雪纯

　　

　　浦江县委书记俞佩芬在浦江县信访局接待上访群众。共享联盟·浦江 冯阳康 摄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把当时信访量最大、矛盾最尖锐的金华浦江县作为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群众的第一站，在现场解决群众难题，开创了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先河，“浦江经验”由此形成。经过20年的发展，“浦江经验”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不断彰显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今年是“浦江经验”20年。再学“浦江经验”，我们该学些什么？进入全国视野，其有哪些借鉴意义？新时代，我们又该如何传承弘扬好“浦江经验”？围绕这些问题，记者先后采访了多位业界专家。

　　再学“浦江经验”，我们该学些什么？

　　从2002年54万件（人）次的全省年信访量到目前的15万件（人）次，集体访量下降74%，越级访量下降20.2%；省、市、县三级领导2003年以来累计接待群众20万余批次、70万余人次，群众满意率达85%以上……省信访局的这份统计数据，是“浦江经验”持久生命力的最生动体现。

　　那么，从20年前走来的“经验”，其实践价值为何依然熠熠生辉？

　　

　　210省道浦江段。共享联盟·浦江戴天 摄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稳定是发展的基石。在受访专家看来，信访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浦江经验”之所以能常学常新，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正在于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核。

　　“‘浦江经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实践一再证明，凡是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做法，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钱弘道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有着类似的看法。他说，“浦江经验”的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建构信访工作。变群众上访为我访群众，变被动等访为主动出访，且一把手主动到信访多发地区，现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在专家们看来，“由上而下”“一把手下基层”是“浦江经验”的几大关键词。

　　变上访为下访，意味着领导干部主动直奔基层、直面群众、直击矛盾。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说，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真切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这种“由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

　　浙江省信访局副局长、时任浦江县副县长夏文星认为，通过领导干部下访接访，解决基层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难题，发现基层应当解决而不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通过基层和群众反映出来的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政策性问题和难题，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可以从中反思和改进自身工作，做到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更加科学、更加民主，从而在源头上避免同类问题的产生。

　　当然，领导下访也并非越俎代庖，取代基层工作，在郁建兴看来，这体现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近年来先后出台的《浙江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访法治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各级领导进行了明确的分工：通过建立“五级大接访”机制，形成了“预防在源头，化解在初始，息访在县域”的浙江信访新生态。

　　“浦江经验”在更多地方落地生根

　　如今，“浦江经验”早已走出浙江，在全国更多地方落地生根。

　　2011年，习近平同志批示肯定浦江的信访工作，中联办、国家信访局总结推广“浦江经验”。从浦江的破题到全省的实践，再到全国范围的推广，领导下访越来越被证明是“一举多得的有益创举”。

　　群众在哪里，目光就锁定哪里；矛盾在哪里，脚步就走向哪里；需求在哪里，工作就做到哪里；发展到哪里，治理就跟到哪里……在众多专家看来，“浦江经验”能够及时发现政府政策和社会治理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抓前端、治未病”，让领导干部每一次走下去，都成为对基层治理底座的一次加固夯实。

　　处理信访问题，贵在及时，难在就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戴立兴说，新时代以来，浙江又进一步传承弘扬了“浦江经验”，如以构建“民呼我为”工作体系为抓手，拓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形式和内容；建立健全“主官办信”，领导干部接听12345便民服务热线，处理网上信访等机制，实现群众诉求“马上办、网上办”。这些以“浦江经验”为核心的基层治理经验都值得全国推广学习。

　　张翼认为，学“浦江经验”，学的是一种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不能只将基层治理当作基层干部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责任；而要通过资源下沉，通过定期走出办公室，通过“一把手工程”系统解决基层问题。“只有将民生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我们才能上下一心，变信访为主动治理的线索，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迅速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这既是信访工作，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工作。”

　　去年在浙江的一场调研，让张翼对浙江基层治理的工作方法印象深刻。他说，自己在调研中最大的感受，是干部的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联系群众的作风意识也进一步加强。“他们更多的不是要为人民做主，而是让人民自己做主，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支持基层群众建立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这对于全国基层治理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好“浦江经验”？

　　当然，新时代、新征程必然会有新矛盾、新问题。如何在基层治理中继续传承弘扬好“浦江经验”，是当下我们思考的一大课题。

　　从当前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的信访突出问题来看，既有新动向，也有老难题。面对时代新发展、群众新期待，信访工作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只有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拓展深化“浦江经验”的精神内涵，始终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信访工作才能想群众之所想、应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传承弘扬好“浦江经验”，钱弘道将关注点放在保障措施上。他认为，“浦江经验”不仅是人民民主实践，也是法治经验，需要有科学的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在法治轨道上平稳运行。他建议，通过量化指标衡量领导干部落实“浦江经验”的行动效果，从而进一步助推“浦江经验”发展。同时，要与时俱进用好大数据和数字化手段，更加精准把握群众诉求，动态梳理矛盾问题，提升工作质效。

　　张翼则提出对优良传统进行制度固化的必要性。他认为，要让“浦江经验”焕发时代光芒，须建立健全主管干部定期到基层调查研究的制度，充分发挥主动到基层访问社情民意的制度优势。

　　“今天我们学习‘浦江经验’，要跳出信访看信访，在高质量发展中构建高水平的治理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平安和谐基底，凝聚团结奋斗力量。”郁建兴说，浙江有多项大家耳熟能详的基层治理经验，如“枫桥经验”、桐乡“三治融合”经验、温岭民主恳谈会、武义县“后陈经验”，宁波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它们都产生于基层社会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挑战，体现了浙江基层治理的活力和智慧。

　　在夏文星看来，践行新时代“浦江经验”，还需要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机结合。要推动都在浙江发源的自下而上、重在预防的“枫桥经验”和自上而下、重在破难的“浦江经验”双向互动、融合贯通、无缝对接，有利于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第一线，破解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层次难题。

　　“浦江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由基层社会治理的范本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条基本经验。跳出信访看基层治理，需要在“浦江经验”基础上，继续探索挖掘更多有益经验，“集各方之智、聚各界之力”让社会治理的活力竞相迸发，打通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实现服务精准投送、治理精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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