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家小书店，谁会指望发财？”
作者 | 许峥
编辑 | 萧奉
题图 | sanath-kumar 摄
书店会消失吗？
网络购书占比从70%扩到了80%，电子书商动辄打5折甚至4折，直播平台在最近几年成为卖书的主力渠道。很多人在实体书店看完书，转身便去网上下单。
去年，北京市决定扶持317家书店，在几乎没什么账期和退货权利的当下，独立书店前三季度的销售额还是同比下降36.28%，回头数了数，比扶持清单更加心酸的是死亡清单。
就在这样的当口，2022年全国仍旧有165家新书店登记完毕，其中成都占19家，排行第一。
作家张丰曾以文化编辑的身份跟同事一块儿跑书店，观察成都，十多年后，政府统计了它的书店数量——3522家，比所有其他的中国城市都高。在成都生活16年，他也常想着开书店。
书店是一个比社交网络古典很多倍的对话空间，它盛产尖锐思想，墙壁上的书籍意欲用力打破围墙，从文学批评到政治理论，从过去的真理到此刻的问题，这里始终容纳着辩论的群众。
2023年，张丰觉得是时候了，他不指望借着开书店赚多少钱，而只是辟出几十平方米的地方，使人与人爆发讨论、彼此连接。
夏天快结束时，我来到他店里，位置就在《谭谈交通》中捕捉到朴实对答的二仙桥，店里胡乱堆放着纸箱，从装修三角梯的缝隙望去，中间薄薄立着一本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
当时，书店还在收拾阶段。（图/许峥 摄）
张丰快速点触着手机，事情很多，五天之后书店就要开门，公共议题将借助很多个声音流动到这里：葛宇路的观念艺术、刘晓蕾的西门庆叙事、灵子的外部世界……短短半个月内，接踵而至。其中一场活动，辩题来自他过往的文章——美好生活是必然的吗？
这句话大到可以彻底概括张丰和他的书店，以及很多个明天。从这个辩题开始，我们开始了交流，两个多小时里没有喝水，他靠在书店过道的折叠椅上，极其认真地表达。
以下是张丰的自述。
独立书店是个紧密的小共同体
我没有打退堂鼓。
2023年8月4日，我在《我真的要开书店了》的文章末尾留下一个二维码，想看看现实的情形，结果很快加满了500人，当第4个群满员时，我就停了，心想：支持是比我想象中高的。
工作人员在整理花簇。（图/许峥 摄）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里写，全美国在疫情结束后新增了300家小书店。很明显，大家不再过多地考虑肚子问题，而是需要精神互动。
我们生活在物质有保障的年代，最极端是碰上了疫情，封控、静默，大家的食物也基本充足，可为什么仍然觉得痛苦？那是因为精神上感到了不自由的限制，因此书店的价值在变大。
我想，假如我能够开一家独立书店，注意到整个城市观念水准的上升，展出某些领域新的主张，不管是翻译的还是中国人写的，让渴望看到新想法的人在这里得到共鸣，就再好不过了。
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定了名字叫“有杏书店”，三个书生在杏树下取的，也谐音“有幸”。但是，真的会有人来吗？加二维码只是一个试验，我知道书店是不能够仅靠同情心的。
这个店铺特别小，书也很少，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想尽量让它有一个强烈的主张。
亮着灯的店招。（图/许峥 摄）
比如，那种宏大叙事的、成功学类的书籍，我一本都不会进。有次我去朋友的仓库进书，一个小时过去，发现我只挑出100本，才突然想起我不是读者在买书，而是要开书店，所以放宽标准又挑一遍。但即便这样，我也还是有严格的限制和视角。
因为独立书店归根到底是一种独立人模式，以独立的人格投入到书店里边，基本上代表着个人的眼光，它就相当于过去说的媒体，总共12个版面，不是特别多，但内容体现着价值观。
如果我把李白、杜甫、苏轼放上去，没有人否认他们是有价值的，只是我更想成为社会观念变动的一部分，所以我打算划出一个女性主义区域，这里不光可以买到上野千鹤子和波伏娃的书。
书架某一格堆放着以女性为主的书籍。（图/许峥 摄）
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摄影师讲的轶事，他曾听见一个男性嘉宾在某个书店如此夸赞诗歌：“你的语言非常朴素，美如处女。”底下有一个女孩子当场站起来：“虽然我早就不是处女，但我知道自己仍然是美的、干净的，而且我们非常讨厌你这样的人。”
传统文化人那种消费女性的语言风格，令书店里的女生、男生都不舒服，结果被指责和拒绝。
这太正常了。
前几天读者群发生争论，其中两个人令我很不喜欢，我直接把他们给删除了，因为我想着，如果这两个人来书店，我也根本不想为他们服务或者端咖啡。这就是独立书店的极端形式。
对一个商业体来说，不应该这样，任何人来消费都必须获得一个什么东西，它永远平等、不区别对待。但是，独立书店多了一个价值观层面的要求，它可以选择拒绝你以及你的消费。
换句话说，独立书店是一个城市里面的小共同体，它有深入交流、紧密联系和相似的价值观。
办的第一场活动是“明亮的对话”。（图/公众号@有杏书店）
大家晚上过来讲讲困惑，一块儿读一本书，谈点前卫的议题，然后白天对这个生活守口如瓶。他们没法对同事说昨晚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心里清楚这虽是生活的一部分，却很隐秘。
所以，独立书店从来都是远离主流的，如果把媒体更关注的、商业更关注的、政府更关注的定义为主流的话。它只能吸收一部分人，同时，它也是读者正常生活里面一个非主流的部分。
说起来，我们的店址也算是比较边缘的，不在市中心。不过它多出了一块空地，很像小舞台。
店门口的凹形阶梯。（图/许峥 摄）
前几天，两个作家朋友杨早、西闪过来，发现有一个废弃的类似演讲台的东西，就呼哧呼哧把它搬到了所谓的小舞台上面，也没跟我商量，直接站上去致辞，台下除了我什么人都没有。
很快有个路过的大爷也坐那一块儿等着，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后啥也没发生，因为这个致辞是假的。但是，人只要在舞台上放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事了。
仔细想想，说不定能在这儿搞一个“有杏3分钟”呢？我也在等着这个边缘地带的可能性。
成都的理想不悲情
很多朋友不赞成我在这儿开，它比较偏僻，属于二仙桥，网友一般是因为谭警官认识的它。
这是成都房价比较低的片区，人流量不算大，是一个老的工人居住地，以前叫成都机车车辆厂，现在厂子已经搬远了，交通不太方便，我们称它是成都的2.5环，介于二环和三环之间。
成都以前是没有规划什么2.5环的，后来二环和三环中间修了地铁7号线，才慢慢拆迁组装出了一个2.5环，所以，它不是一个被事先规划好的区域，虽然处在三环里边，却还不如三环。
比较之下，太古里、春熙路、玉林才是人流密集的街区。但是，我恰恰想在二仙桥试一试。
玉林的小巷里随处可见露营椅。（图/许峥 摄）
经常在成都做文化活动的朋友们，其实已经筑成了小的圈子，比如经常被媒体报道的“小酒馆”、去年频繁被讨论的“敦壩十日谈”……我想打破这个圈子，不要到头来还是我们这群人。
文化生态本身就是一个边缘的东西，商业才是城市的中心，所以，我们会看到，玉林相对于太古里来说，它的店租普遍不高，但是从一个城市文化内部的角度来看，玉林已经被中心化了。
大家一提到文化的、艺术的事物，就默认要往玉林去，最终这种代表亚文化的地方越来越主流，甚至体制化。所以，我想在不太热闹的地方试试，能不能在真正的边缘区连接到新的人群？
2009年4月份的时候，我围着成都的三环路转了一圈，总共50多公里，大概从傍晚6点半走到第二天早上7点，凌晨三四点还看到那些骑着电瓶车回家的小夫妻，可能是刚刚收工。
当时我感觉到，成都人的时间严格来说是比别的城市更长的，火锅店、烧烤店、小酒吧开得很晚，有很多人大半夜仍然在街上晃荡，而没有人觉得谁是不正常的，整个城市氛围很松散。
成都的夜生活。（图/图虫创意）
我想知道，书店除了对附近的老社区产生作用之外，能不能成为更多成都人一个新的去处？
记得2007年，我经常在酒馆待到凌晨四五点，总有两三桌人还在那儿，要么朗诵俄罗斯诗歌、要么喝多了摔啤酒瓶，非常自由，不管多晚下班都能吃东西，所以，这个城市是有文化生活的。
可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看到很多人穿着西装、皮鞋从地下室出来，坐公交车去海淀区中关村上班，当时觉得很不能接受，难道毕业了还要从地下室开始吗？
我琢磨，文科生要怎么带着藏书去地下室？下了班还要用电炉子煮面？太危险了。我觉得自己一定要离开北京，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都同学给我描绘了他们80块钱4个人有酒有肉的生活。
在成都，即便我是一个报社实习生，也可以租两室一厅的房子，始终拥有专门放书的书房。
这里的理想没有那么悲情。
张丰和合伙人在商量书店的事情。（图/许峥 摄）
有一个地方叫“屋顶上的樱园”，经常放人类学电影，既是餐厅又是书店，屋顶还有个花园，所以，这儿的理想与生活是混合的，如果你通过航拍视角看成都，会发现老房子顶部全是花园。
这种“混合”支撑着成都的文化生态。
比如昨天晚读书店要办分享会，但是刚好撞上它倒闭，要搬走，所以临时换场到一家咖啡馆去，嘉宾的住宿由老板的一个朋友赞助了，餐厅的合伙人因为很喜欢文学，又出钱请了晚饭。
结果这个活动做得非常好，而且里面有好几种力量，开餐馆的、开咖啡店的、某某朋友，基本上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志愿者形态，众筹着钱、经历和才华，这在成都的独立书店里很常见。
像一苇书坊的摄影几乎都不收费，大家的时间相对便宜，完事了还能一块儿吃个火锅、串串。
聊完之后，张丰的朋友递过来一盘西瓜。（图/许峥 摄）
从这个角度看，我辞职离开了媒体之后，才真正成为一个成都人。
以前无论到哪儿，大家都说我是《成都商报》的编辑，在一个主流媒体工作，职业身份总是很重要。辞职之后，我才以真正的个体去接触很多人，发现原来成都最厉害的是生活家，而不是别的。
他们知道今晚去哪儿吃最好、最合适，如果说北京是政治的、上海是经济的，那成都是生活的。
大家都想着为公共文化做点贡献，包括把一家书店撑起来，空瓶子酒吧的老板就很想给我传授怎么售卖生啤，他觉得书店不卖酒很难撑得下去，而人喝了一罐啤酒之后，就很容易想要喝第二罐。
我说啤酒机太贵了，过段时间再看看，他说那没事，我送一个给你。
还没装修完毕的吧台。（图/许峥 摄）
警惕“情怀”，务实挣钱
发第一篇书店的推文时，有人劝我去申请财政补贴，差点就把他删了。
其实，我不赞成很具体的补贴，如果政府说每个书店给最高额度10万元的补贴，那一定有人为了搞到钱而开一家名义上的书店，这不会导致文化的繁荣，反而容易走向文化的变形。
但是，可以有一些更具距离感的支持，比如给予税收上的、房租上的减免，而不是直接拿钱。
前面提到的晚读书店，每个月要交六七千元的房租，实在签不下去了，才撇下还剩两年的合同，重新搬去价格更低的地方；重庆的匿名书店，也是只能租一个1500块钱月租的铺面。
所以，小书店最可悲的地方是，费了很大力气，最终只挣回一个房租。
离开业还有5天。（图/许峥 摄）
实际上，这证明文化不是靠一句什么口号就能活下来的东西，它也成不了多么值钱的资本，书店已经很难匹配上中国过去十年的房地产模式，它更需要读者的买单，而不是粗暴的补贴。
况且，独立书店本身是很难拿到补贴的，光是一套规定条件，就足以让它远离这几万块钱了。
文化的形态就是这样，谁会指望着开一家小书店发财？最理想的状态，顶多是扣掉房租还剩下几千块钱，以普通的工资水平养活自己。如果有杏书店两年后不用我倒贴钱，就算成功了。
我不会说它是个悲观的行业，2020年，院子文化举办了成都独立书店市集，这是一个观察的窗口，三年过去了，那些小书店都没有倒闭。只要不抱太高的期望，它们都能务实地活下去。
而且从数量上看，独立书店是增加的，各种主张、各种模式，来市集的读者多到几乎要限流，读本屋在那两天卖了将近2万块钱的书，很厉害，意味着以支持的态度去消费的人非常多。
成都独立书店市集上的人们。（图/张丰供图）
反过来讲，读书人不是非得在独立书店买书的，他知道网上更划算，我们始终要记住这一点。
“情怀”是很好的做事基础，但不能拿它当卖点，习惯性地利用它，读者掏300块钱办会员当然令人欣慰，不过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家本质上支持的是公共价值，它不该有欺骗性。
像那种仅仅是创造一个奇观的做法，堆砌假书墙，以肤浅的场景收获一堆照片，有什么意义？
所以，“情怀”得有事实依据，比如为城市公共生活发声，或者深入地做一些读书会，以此来回报善意。上周很多人来“明亮的对话”，我意识到情怀是存在的，要做到配得上别人的关注。
为各种文化活动储备的椅子。（图/许峥 摄）
2002年，我从青岛考到北京读研究生，发现新的观念、新的探索几乎都能在学校对面的盛世情书店里找到，当时把不多的钱都拿了出来，以一种恶补的状态来读那里最难的理论书籍。
那会儿感觉到，盛世情书店生意非常好，收银系统不断打小票，机器很忙、很响，始终处于一个社会知识领域更新的节奏中，提供着最新的出版物，对我来说，它比图书馆重要很多倍。
就在它倒闭前一年，我回北师大发现书店原址已经给地产中介了，它要搬到地下室去，店里几乎没什么顾客，老板还在，穿着白色短袖。当时已经多年没见，我作为读者觉得很感谢他。
2010年左右，很多报道的关键词都写着“书店已死”，行业就像垮了一样，北京的盛世情、风入松都关门了，但是我知道，书店对一小部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2018年的盛世情书店。（图/北师大赵勇 摄）
我在一个高考很厉害的县城长大，郸城一高每年能教出几十个清华、北大的学生，但留在县城教高中语文的朋友告诉我，他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办真正的教育，一个是开一家独立书店。
因为这样会考试的地方，至今没有一家除了新华书店以外的个体户书店。
只有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郸城县有过一个短暂营业的小书店，老板知道我没钱，借给我很多外国文学名著，嘱咐说可以带回学校看，但是记住，爱护书籍，不要折，不要弄得很脏。
20多年过去了，我次次回老家都去看他，而且心里开书店的念头逐渐强烈。
校对：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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