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
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
——“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东坡文化研讨会撷英
有一个名字，让人难忘；有一段人生，令人痴迷；有一种气度，让人仰望。9月26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东坡文化研讨会在山东诸城杨春国际酒店隆重举行，50多名专家学者在会上仰望东坡精神，探讨传承发展。
作为第十三届（诸城）东坡文化节的重要组织部分，本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四川眉山、湖北黄冈、海南儋州、江苏常州、山东诸城等地众多专家学者和苏学爱好者。各地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研讨会主题，从苏轼的爱民情怀、苏轼首次主政的模范作用、苏轼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层面和角度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和交流，为东坡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以“但令人饱暖 满城遗爱多”为主题，阐述了苏轼历典八州的治理能力与实践。他说：苏轼一生历典八州，在地方军政主官的位置上，坚持民生为本，倡导法以便民；坚持办好实事，始终不务虚名；坚持制度创新，大胆改变旧习；坚持项目推进，解决具体问题。
苏轼历来十分体谅民苦民怨。苏轼从政四十年，期间两次“自求外放”，申请下派。他任职八州，每到一地，深入调查，所到之处，竭尽所能为民谋利。有两三年的任期，他可以修桥筑堤，引水凿井，教化育人，行医制药；仅有数月，甚至数天时间，他也及时发现民生疾苦，提出解决措施。煕宁七年（1074）十一月底，苏轼知密州军州事，刚刚到任，即作2000多字《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报请皇帝“乞特敕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作为一州守官，有相当大的执法权力，如何以民生为重，以民利为本？苏轼提出“法以便民”的制度设计。
熙宁七年(1074)，在密州太守任上，突发蝗灾，之后又发生严重旱灾，“民多弃子”。苏轼制订政策：发动官员循城沿路分头寻找，分别安排到有条件的家中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政府也安排机构和人员，救济、养育。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
他在徐州任上提出“满城遗爱知谁继”，为地方主官一任接着一任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提出明确要求，树立千秋楷模，为当代社会地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了生动样板。
央视纪录片《定风波》顾问王文正清晰地指出——儒家思想是苏轼的精神内核。她说：从苏轼一生的经历来看，他从未主动放弃过匡扶社稷、救世济民的理想，“致君尧舜”才是苏东坡一生最核心的理想。尽管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几起几落，也曾到道家、佛家寻求过精神的解脱，也曾想学陶渊明躬耕田园、不问世事，但救世济民的儒家思想是他的精神内核，这个核心，从未改变过。
苏轼这种精神底内核的形成，首先与宋代的大环境有关,宋代政治体制激发了士大夫的责任和自信;苏轼童年所受的熏陶对其精神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苏轼的童年是在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时代氛围中开始的，这对他的精神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苏轼作为一个关心民生疾苦、有志于匡时济世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希望朝廷奋发有为，革新弊政。苏轼在杭州通判、密州知州以及徐州知州任上所写的讥讽新法的诗词，在密州任时毫不留情地严词批判并拒绝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实行“手实法”，都是针对这些具体的法条带给黎民百姓的灾难而发，这里面并不掺杂他丝毫的个人利益。而另一方面，苏轼在京城时谏买浙灯，在密州领导抗旱抗蝗，在徐州抗洪求雨，在杭州疏浚西湖，兴修水利，在颍州反对开掘八丈沟，在扬州停办劳民伤财的万花会，在定州整编民兵武装，严肃军纪，同时在所到之处赈济灾民、救死扶伤……这都是他一以贯之的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的体现。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袁丁以《上知府王龙图书》为例证，重点论述了苏轼治蜀之策。他说：苏轼的治蜀之策，主要体现在他的《上知府王龙图书》一文中。嘉祐四年（1059），王素罢定州知州任出知成都府，苏轼深知蜀民疾苦和宋廷治蜀的严苛政策，于是作《上知府王龙图书》既为蜀民陈情，又论治蜀之策，提出治蜀的关键在于“深结民心”、消除民怨，使之“安居无事以养生送死”。苏轼提出的慎择官吏，正确处理“赋民”和“养兵”的关系，体察民情、务通言路等治蜀之策，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和治政方针，其间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精神，谏争如流、为民请命、大节大义之情怀，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苏轼内心深处，始终珍藏着儒家的淑世情怀，奋厉当世，忧国爱民，“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苏轼治蜀之策中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精神，“以民为本”的仁爱思想，谏争如流、为民请命、大节大义之情怀，在900多年后仍旧闪耀着光辉。这是苏轼的价值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州苏东坡纪念馆常务副秘书长苏东提出了运用科技手段结合、传统方法传承发展苏轼文化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科技时代），针对传承和发展苏轼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以科技手段与传统方法融通结合。不仅要形式多样化，要将传统的传承方式、效果精益求精，利用基于史实的苏轼优秀文化、用高度尊重优秀历史人物的态度以创新模式提高趣味性，促进大众广泛的自觉参与性，实现自发的传播继承和精神力量的浸润。利用系列东坡主题沙龙、文创设计开发、情景式东坡故事展演等方法创新、传承、发展。针对学生课堂，可以引进和借鉴人民教育出版社《课本中的苏轼》教育法，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中，从小了解和喜欢苏轼优秀传统文化，内心扎根一颗高尚的灵魂。在传承和发展苏轼优秀文化的应用方面，要使用手机各种传播方式，要积极尝试和学会应用短视频的剪辑，更要积极探索、研究、运用元宇宙、大数据等新科技手段、新创意组合以及新的载体，深入挖掘新形式，传播、继承、创新发展苏轼优秀文化，传播、继承、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
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海南省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谢仿贤论述的是“苏轼的‘三农’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苏轼是北宋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他坚守“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将为民谋福祉作为其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一以贯之。不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到地方任职，或是被流放贬谪，他都尽己所能勤政为民，恪守“悯农”“裕民”之情怀，并一以贯之，将为民谋福祉作为其施政的出发点，一生勤政为民，服务“三农”，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抱负。
苏轼在密州从政两年，与百姓命运休戚相关，天降大雪，他便想的瑞雪兆丰年会有好收成——“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遇到灾害他便自责——“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字里行间流露出关爱苍生社稷拳拳之心，展示出一位关心民瘼官员形象。
中国幅员辽阔，农村资源禀赋不同，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显然也不同。东坡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乡村振兴赋予内生动能，全面系统梳理研究苏东坡文化，重新审视东坡文化的时代价值，挖掘保护和利用东坡文化，突出特色，夯实基础，以东坡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值得尝试。
来自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专家翟晓楠以《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策划与实施为例，畅谈苏轼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展览是博物馆进行知识、文化传播的教育形式，苏轼相关的展览是当下广受社会关注的表达苏轼文化的文化产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作为苏轼的故居祠堂博物馆，也一直并将持续以展览向社会展示、传播苏轼优秀传统文化。
纵观近年来众多苏轼展览，呈现的苏轼依然是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美食家的身份特征，相对忽视了宋孝宗所谓的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的士大夫的身份。苏洵、苏辙知名度虽然不及苏轼，但是在大众心目中，他们的标签是“唐宋八大家”以及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名篇作家。
良好的家风，是三苏“雄文直道”的力量之本，“笃行高志”的信念源泉，“锐于报国”的精神根基，这正是更加接近于传统社会中“理想的士大夫”的三苏形象。因此，《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的核心关注点就是家风家教、家国情怀、治国理政思维，凸显三苏父子家风家教启迪性灵、家国情怀浸润古今的重要意义，透射三苏父子家国情怀的当代价值。
《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是一个现实意义、教育功能显著的展览，衡量本次展览效果的重要指征就是三苏父子的家风家教、家国情怀是否让观众看得懂、听得懂。
诸城市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乔云峰提出，细微处看密州苏轼的爱民情怀。为什么苏轼会提炼出“贵清静而民自定”主政理念？一是首次主政一方的高度的责任感，苏轼内心及骨子里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面对密州的情势，苏轼的知州责任感, “在其位谋其政”是历来的儒家传统。二是儒家的情怀。对密州百姓的灾难，苏轼所体现出来的是深厚是的怜悯，这是儒家学者历来悲天悯人情怀的集中体现之一。三是密州这一地域的社会文化传统集中且易形成理论体系的影响。诸城历史上，文化兴盛，经学大师频出，盖公，诗经学、易学等影响深远，都形成了理论体系。苏轼也要把自己的执政理念形成理论的想法。四是苏轼泽被后世的执念。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封建文化传承的基础，超然台历史上的21次修葺就是良好的证明。苏轼正是以勤政爱民的政绩，为密州、诸城官员留下了良好的行政传统，惠及百姓近千年。
文稿：张勇 乔云峰
图片：张连丰
诸城市融媒体中心
原标题：《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东坡文化研讨会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