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爱留在上海，把自己的歌谣疯狂唱到70岁
离开军校后，扎根上海前，刘健一直在流浪。3年前，刘健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关于“河南流浪歌手娶了美国媳妇”的报道很多，
为了音乐，他放弃了稳定、安康的生活；为了生活和音乐，他又放弃了成为一名主流音乐人的机会。用刘健的话说，为了寻找一片自由创作音乐的沃土。
从许多方面来看，上海并不算是流浪歌手的沃土，可刘健还是选择上海作为流浪生涯的终点。
流浪的脚步虽然停止，心中的梦想却不会停止。10多年来，他创作了大约70首民谣，但他说要把民谣唱到70岁。
“刘健早已不在街头唱了，但他依然怀念那时的场景。“没有灯光，没有配乐，有的人路过了听一下，有的人停下来听很久。他们也会留下钱，但现在，带走的是书和唱片。”
“我像一个客人把上海游览，我像一个主人把上海浇灌……”
一条安静的马路，一个僻静的弄堂，一间幽静的咖吧，刘健高亢的歌声从小院子里能传出好远，但听众只有一个。
刘健在唱，青年报记者在听。
刘健经历过很多舞台，酒吧、街边、地铁口……其中也有辉煌灿烂的，比如当年多次“东区势力”的不插电演唱会，就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民谣爱好者聚集一堂，但更多的时候，刘健甚至连一个听众都没有，自己唱给自己听。
“这么多舞台，你最留恋的是哪个？”
“陆家嘴站的2号出口。”
10年前，刘健就在那里弹唱，“那时候我的第一本书还没有出版，我也不想找一个正规的工作，因为每天按时上班下班，有限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所以我宁愿去那边唱，”刘健回忆说，“那时真的很好，晚上8点到10点，两个小时，能有个五六百元块，每周去两次，就够我一个星期开销了。”
“2003年前后，上海哪里都在建房子，满眼望去都是起重机，我记得当时陆家嘴那里有很多外国公司，我经常收到一些外币，有些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就到银行去换。”
“没有灯光，没有修音，也没有其他人伴奏，一切都很真实，很纯粹。许多人听了一会就走，但也有人会一直待在你背后，直到你不唱了……”
那是在上海的流浪歌手最好的时代，现如今地铁口越来越多，流浪歌手却越来越少。
刘健早已不在街头唱了，但他依然怀念那时的场景。8月16日，刘健在上海书展重温了这种感觉，那是他第三本新书的签售仪式，在现场，刘健拿起吉他又唱了起来，“这就是当初在地铁口的感觉，没有灯光，没有配乐，有的人路过了听一下，有的人停下来听很久。他们也会留下钱，但现在，带走的是书和唱片。”
37岁的刘健，写了三本书，创作了七八十首歌曲，但他依然只是个流浪歌手，依然不被大部分人所认识。可刘健已经不再追求什么舞台，也没想过再去当一个主流歌手，他只是想把书写下去，把歌唱下去。
“我像一个诗人颂赞，我像一个恶人批判……”
一个人唱，一个人听。
“笼子里的鸟，把你装扮得再漂亮，让你吃得再好，给再多的人观赏，那也不如飞在天上那些不起眼的鸟。我宁愿当个流浪歌手，至少活得比较踏实吧。”
唱完这首自己创作的《上海》后，刘健把吉他搁在一边，手伸进裤兜掏着什么。青年报记者把香烟递了过去，刘建一摆手，“抽我的吧。”
他掏出一包大前门，这也许是市面上最古老、最便宜的牌子，“来上海后就一直抽这个，抽过你的烟，我就再也不想抽这个了，因为贵的，我也抽不起。”
“如果当初你把那张合同给签了，也许现在什么烟都抽得起了。”记者调侃说。
“如果当初我把那张合同签了，也许现在连大前门都不能抽了。”
曾经有一张唱片公司的合同摆在刘健面前，可他一点都没有珍惜。
当时刘健给一家挺大的唱片公司寄过自己作品的小样，公司对他很感兴趣，很快就给他递过了签约的合同，“我一看合同，算了吧，我还是慢慢弄吧。”
“我很清楚，主流演艺公司有很好的宣传渠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你塑造成明星，但是代价是什么？”刘健说，“那个合同上很多限制，限制到你的体重不能超过多少公斤，创作上也有一些要求，要根据他们的要求在写歌，还有包括你谈恋爱、结婚什么的都有一个设定。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轻松自由的生活。”
“如果签了那个，就等于进入了一个笼子。笼子里的鸟，把你装扮得再漂亮，让你吃得再好，给再多的人观赏，那也不如飞在天上那些不起眼的鸟。我宁愿当个流浪歌手，至少活得比较踏实吧。”
在军校时，刘健曾对流行歌曲非常厌烦，觉得流行音乐唱的都是假的东西，不像摇滚乐，都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可能流行歌手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就看大家什么主题会普遍接受，就唱什么主题。”刘健说，“我曾经看过周华健的一个采访，他说起《朋友》那首歌，这歌还没写之前，他们就已经设定好要写一首跟离别有关的歌，让大学生们毕业时来唱。而且他们写好歌后，就知道这个歌一定会火起来，这都已经计算周密了，太商品化了。我感觉这种音乐不那么纯粹、真实。”
“古人说，唯乐不可以为伪，只有音乐你做不了假，因为旋律真的假的，走不走心，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因为音乐作假的话，就不想听了，而流行歌曲很多是没有真情实感在内。”刘健说，“我想象的音乐是带有真情实感的，特别歌词上。”
许多人想方设法进入主流音乐圈，刘健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么现在的人生是刘健想要的吗？流浪、大前门、租房子、一年才一两次较大规模的演出机会……混得还没有旭日阳刚好呢。
“如果当初你把那张合同签了，你就该上娱乐版，而不是上我们的‘小人物’了。”记者再一次调侃道。
“如果当初我把那张合同签了，我还是个小人物。因为就算签了，我肯定会违约的。”刘健再一次重复说，“这种人生不是我想要的。”
“我们能不能也成立这样一个评判机构，来管理和服务上海的流浪歌手？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做这个事的。到了那一天，我会义务去参加这个事。”
与主流歌手无缘，刘健继续他的流浪歌手生涯，但事实上，如今上海街头巷尾弹唱的流浪歌手越来越少。像十年前刘健那样，晚上在地铁口弹唱两个小时，就能收入五六百元的情况，现在想都不敢想。
虽然自己不再去外面弹唱了，他却一直很关系其他流浪歌手的现状，“现在地铁里的流浪歌手很少了，有时我从地铁下来，很希望听到有人在唱，”刘健回忆说，“前段时间在人民广场，晚上10点左右，我下了地铁，听到地铁口的外面有人在唱，我就坐了下来，给了他10元钱，还跟他聊了会儿天，我问他现在唱歌还多不多，他说现在唱的人很少了。”
刘健曾在美国和英国都流浪过一段时间，“我到每一个城市，最关注的就是那里的流浪歌手，在美国、英国流浪歌手真的很普遍，街上、地铁里都是，你唱你的，各忙各的，也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上海也是个国际性大都市，可以尝试跟纽约，跟伦敦借鉴一下他们的经验。”
“据我所知，纽约就有一个评判机构，那里所有的流浪歌手，你要是想在街上、地铁里唱歌，你就要去这个机构试唱一下，他们要听一听，你的作品是不是那种乱来的，如果是过得去的话，他们会给你一个证，你就可以唱，也没谁管你。”谈起上海流浪歌手的现状，刘健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能不能也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来管理和服务上海的流浪歌手？如果能成立这样的机构，我愿意免费来当这个听和评判的人。我们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比如晚上8点到10点，在特定的地段，比如每个地铁口，在不影响人流行动的情况下让流浪歌手演出，我想每个地铁口总有一个地方，在晚上8到10点，不会对外界有太多的影响。希望能给流浪歌手一块小小的空间。”
刘健表示，这些年上海市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出台了支持文化传播的政策，“我想文化的面太广太大，可能还没有轮到流浪歌手这一块吧。其实上海在发展过程中是敞开胸怀和世界接轨，那么希望在流浪歌手这块，也可以尝试与世界接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做这个事的，到了那一天，我会义务去参加这个事。”
当然除了政府支持外，民间的氛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问题是，上海还有这样的氛围吗？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即便有人弹唱，又有多少人会像10年前那样在地铁里停下脚步呢？如今许多路人都拿着手机，插着耳机，各式各样的音乐网上都能下载，又有多少人愿意聆听流浪歌手的歌声呢？
这些问题都让刘健感到有些无奈，“在音乐方面，上海不是一个创造者，更像是一个消费者。我和不少巡演的地下乐队聊天，他们也都说在全国巡演，觉得上海是最好的，上海的观众是最懂音乐的，但现在上海的乐队真的很少，活跃的还是以前那些，也没有听说哪个90后组乐队的。而北京很多，乐队一茬接一茬地出现……”
“上海最大的好处是大家都守规矩。”“有时候我一大清早看到上海的环卫工人扫地，扫不干净的地方用手捡起来。当你看到一个环卫工人扫地都这么认真的时候，你就会问自己，你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地去搞创作？”
“但你还是选择留在了上海，作为流浪的终点？”
刘健沉思了一会，“因为我爱上海。”
刘健2001年就来到了上海，2007年继续开始流浪生涯，其间他回过北京，也在美国和英国待过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海。这几年在上海，刘健埋头写书，也兼顾音乐创作，刘健觉得，上海让他的心渐渐静了下来。
“上海最大的好处是没那么多事，大家都守规矩。”刘健表示，他在北方一些城市时，感觉那里的音乐氛围确实非常好，充满动力，“但那里也有许多混子，那种扎堆的，没事喜欢打个电话乱吹，好高骛远，但做的时候又不去做。相比之下，上海的这个圈子比较干净，环境也比较清净，大家都在认真做事情，各忙各的，这里能让我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
刘健对许多上海人的印象是务实和认真，“有时候我一大清早看到上海的环卫工人扫地，他们用水枪冲，扫不干净的地方用手捡起来。当你看到一个环卫工人扫地都这么认真的时候，你就会问自己，你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地去搞创作？”刘健说，“他们这种务实和认真的态度，影响了我很多，改变了我很多。”
在上海的这几年，刘健把创作的重心转移到写作上。
常年的吸烟对刘健的嗓子造成不小的影响，加上年龄的问题，转向写作也是必然的，况且在唱片市场几乎崩溃的环境下，刘健的唱片专辑随书赠送也是一个不错的销售方式。不过在刘健看来，写书和写歌是相通的，“书的节奏与歌的节奏想通的，铺垫、高潮、结尾什么的，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
留在上海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妻子的关系。3年前刘健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关于“河南流浪歌手娶了美国媳妇”的报道很多，刘健的美国妻子康瑞当初调到北京工作时，刘健也随她去了北京，妻子住的地方很豪华，而刘健受不了这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在鼓楼东大街租了个小破屋子搞创作。不过如今在上海，康瑞还是和刘健一起生活在一间并不宽敞的租屋中，一起照料他们2岁的混血女儿。
刘健除了写书外，目前还在一家杂志担任编辑，不过工资加上版税，也远比不上妻子。但妻子从没有给刘健什么压力，压力来自于刘健自己。
“现在挺想在上海好好地过日子，过去十几年为了创作吃了不少苦，我不想让家人继续吃苦，如果说现在的目标的话，那就是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为人父母你才感觉到，当初我的一些选择也伤害了自己的父母。所以我想让妻子和女儿在上海过得更好些，为他们多付出一些。”刘健说：“但是我音乐创作的这条路，是不会停下的。”
“到老了，我也不会后悔。人老了，还是会有很多事能做，后悔是最没有价值的事。我在纽约看到那些流浪歌手，70岁了还在那里疯狂。我想我也会这样，把自己的民谣唱到70岁。”
女儿出生后，刘健为她写了一首民谣——《Nice to meet you》，这也是他近来唱得最多的一首歌。
许多父母都会给孩子们唱民谣，比如那些经典的上海民谣，“笃笃笃，买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落雨咯，打烊咯，小巴辣子开会咯”，这些民谣我们儿时就听父母唱过，如今又唱给自己的孩子们听。
几乎没有一首流行音乐会像民谣那样有如此长的生命力，而几乎在每座城市，能传几代人的都是民谣，而不是流行歌曲。然而回想这三四十年，能想的起来的上海新民谣几乎没有。
刘健希望，上海能为未来几代人留下新的民谣，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我更倾向于民谣就是讲故事，用音乐来讲故事。民谣不是风花雪月，我们历史上的民谣都是说事的，我写的每一首都是一个故事。”
当然当下的民谣与那些经典的民谣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创作的民谣，主要都是受了西方民谣的影响，比如美国的鲍勃·迪伦，还有台湾的罗大佑，通常是带有批判性质的，更写实的。”刘健分析说，“但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朴实、朗朗上口，甚至不需要乐器，就能哼出来。而之所以这些年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民谣，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也是因为流行音乐太强势，而民谣始终只是小众。”
刘健在2009年与他的好哥们一起创建了上海民谣联盟，当初40来人，现在有70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流浪歌手，“08年回到上海后，这里还有认识许多音乐人，我想要不咱再聚一把，办一些演出，我和他们一说，他们都挺乐意，那就办吧。上海有些场地也需要一些地下音乐，有人需求，又有歌手，那我们就做了。”
这几年，刘健和民谣联盟的朋友们每年都会在春季或秋季办一到两次演出，“你想那么多文艺青年，很多作品都很好听，但是录制唱片的开销很大，我们就只能办演出了，并且一直保持了下来。今年10月我们还有一场演出。”
而且不仅是上海本地的歌手，江浙沪许多城市的流浪歌手也会加入到演出中，“他们听说有这个组织，也会来参加，用他们的话说，就像是找到组织了。我想这样对他们来说，至少可以带来一些收入吧，虽然不是很多，总比没有好。”
虽然刘健已不再流浪，但他依然把自己称作是个流浪歌手，“其实流浪歌手不太好定义，一提起流浪歌手总想起那些要饭的，穿得破烂不堪的，其实流浪歌手没那么惨。流浪歌手未必要真的流浪，只要他是个音乐人，又不纳入主流的，那就是个流浪歌手。我们这些流浪歌手还会继续做民谣，继续演出，把民谣这个小众的音乐传播出去。”
回首这些年，刘健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一切在于自己的选择，“鱼与熊掌没法兼得，你得到了一些，必然会失去一些，就看这些选择是不是你自己做主。干你自己想干的事，至于成不成功，就另当别论了，就像我现在的生活也不怎么宽裕，但我觉得挺好的。”
“到老了，我也不会后悔，人老了，还是会有很多事能做，后悔是最没有价值的事。”刘健表示，许多流行歌手，年轻的时候很红，到老了衣食无忧，也就不会唱了，“但我在纽约看到那些流浪歌手，70岁了还在那里疯狂的唱民谣，抱起个吉他，就唱个没完。我想我也会这样，把自己的民谣唱到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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