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过了41年无性无爱婚姻,文豪丈夫出轨,无人养老,最终悲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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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结婚41年无性无爱,女人最不值的,就是为男人浪费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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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未曾和他牵过手;二十年,不知啥叫温柔;二十年,我还是个女儿身;二十年,天天守着一个愁。”
大师汪荃珍为她哭唱,每一声“二十年”都诉说着她的悲惨。
伊北先生说:
“她仿佛是一颗生了锈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
她就是鲁迅原配妻子,朱安。
朱安,又称“安姑娘”,浙江绍兴,朱家台门里的大家闺秀。
和大多数待嫁的女儿家一样,朱安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如羔羊一般,围在母亲膝下,学女红,诵《女儿经》。
“烧茶汤,敬双亲……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遵三从,行四德”
这些句子,朱安牢记于心,践行了一辈子。
朱安四五岁时的一天,母亲端来一盆热水,捧起她的双脚,放进水里。然后母亲拿出一根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丢了进去。
待脚泡热,两个仆人按住朱安,母亲便把她的脚趾,用力向脚底曲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又把脚跟拼命往前拉,在朱安哭声中,
“三寸金莲”裹好了。
母亲搂着她,安慰道:
“好人家的女孩都要缠足,这是荣耀的象征。”
朱安和娘家人
后世来看,这不是荣耀的象征,而是悲剧的开始。
正是这裹脚,被鲁迅嫌弃,
“典型的封建小脚女人”。
也正是这裹脚,裹住了朱安,一生都活在了周家的“蚕蛹”里,未能破茧成蝶。
1899年,朱安已经21岁。
那时的女子,鲜有这个年龄还未出嫁的。朱家的人有些急,四处寻觅,听闻周家有子,一来二回,朱安与鲁迅的婚约就订了。
这一纸婚约,涂满了朱安的七年青春,也是朱安一生婚姻里唯一的彩色画。幸好鲁迅去南京读书,幸好鲁迅去日本留学,否则朱安不幸的灰色婚姻又将多出七年。
订婚后,朱安依旧过着大家闺秀的日子,每日里女红,女儿经,除此之外,便是婚姻的期许,漫长的等待。
一天,朱安正做女红,周家传来鲁迅的消息。
朱安放下女红,支着耳朵,听着来人的转述,
原来鲁迅让她放足,还要进学堂。
朱安听完,并不是欣喜,而是万分惶恐,面露愁容。
她低头看看象征荣耀的小脚,寻思着,
“他是喜欢大脚、有学问的女人吗?”
她越想越觉得不安,双手撮合着,来回踱步。
“现在就是放足,脚也恢复不到原形,放足又有什么意义?姑娘家读书总是不大好,女子无才便是德!”
朱安自我安慰着,来自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让她对鲁迅心存侥幸:
“我这样的女人,才是正统女人的样子啊。”
长辈们看出她的担心,也安慰她道:
“不怕,你记住你始终是周家的媳妇。”
这句话更坚定了朱安不改的决心,也成为了她进入周家后,一生的行为准则。
在日本读书期间的鲁迅
其实,如果她能够放足、学习,她与鲁迅也就可以相互通信,进而在这漫长的待嫁期里,和鲁迅培养出些许感情,缩短两人的距离。
然而这只是如果,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因为谁,回转倒退,也从来没有修改的机会。
朱安,第一次放弃了因改变就可以获得幸福的机会,这也为后面的不幸,做足了铺垫。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28岁的朱安与鲁迅,在绍兴周家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
朱安等这一天,整整等了七年。七年里,有期许,有紧张,有害怕,但鲁迅的那句
“放足,进学堂”,却像紧箍咒,每每念起,头痛欲裂。
为博丈夫欢心,朱安是花了点小心思的。
出嫁那天,她拿出做好的大码绣花鞋,找来棉花,塞满鞋头,再把“三寸金莲”放进鞋里。如此一番,她才些许安心。
在锣鼓、鞭炮声中,朱安的花轿抵达周家大门口。
随着一声“新人下轿咯”,轿子一侧倾斜,贴着地面。她掀起轿帘,弯着腰,颤颤巍巍地将假大脚探出轿门,可未料到,脚还没踩到地上,鞋就掉了。
命运就是喜欢捉弄人,时不时给你点暗示。读懂了,你可以早做打算;读不懂,只能任由命运摧残。
这一刻,脚未落地,鞋子掉了,像极了朱安一生的婚姻,从来没有落到实处,无性、无爱、无关心、无孩子,最后还是花落他家,一无是处。
朱安僵住了,众人的目光,一下聚焦在新娘的假大脚上,那双小巧的脚,依旧紧紧地裹着长长的棉布,些许泛着黄。
朱安羞的躲在红盖头里面瑟瑟发抖。
鲁迅看到掉在地上的绣花鞋,新娘的假大脚,一阵莫名的厌恶突然而至,他一下丧失了新婚的喜悦。
洞房里,朱安坐在婚床上,焦急地等着鲁迅掀盖头,等到凌晨,红色盖头苍白了,也不见掀起。
透过红色盖头,她隐约看到鲁迅坐在书桌前看书。
洞房花烛夜,哪有新郎读书到天亮的?朱安想不明白,
“我假扮大脚也是想讨他欢心啊。”
可鲁迅这边,却是希望落空,百分心寒,万分决绝,他除了对朱安报以沉默,不知如何应对。
新婚燕尔,听不到绵绵温存语,唯有新郎的翻书声,与新娘的叹息声。
嫁进周家的朱安,虽然一上来就坐了冷板凳,但也并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因为她有大把的机会读书识字,也就等于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和鲁迅拉近距离。
看她婆婆鲁老太太就知道,鲁老太太,和朱安一样,是个浸泡在封建时代的旧时女性。
清末,夭足运动兴起,鲁老太太果断放了脚,还通过自学,粗识文字,经常看书读报,尤其爱看通俗小说,曾专门让鲁迅为她代购张恨水的《明春外史》。
但朱安对读书识字毫无兴趣。她深深地浸泡在鲁迅的生活中,从生活上来讲,她对鲁迅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
每每吃饭时,她总是边吃,眼睛边跟着鲁迅的筷子在饭桌上游走。只要发现鲁迅热衷于哪道菜,便赶紧伸手将那盘菜移至鲁迅面前,然后盘算着
“这道菜大先生爱吃,下次就多做些。”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闹翻后,便带着朱安搬离八道湾的四合院,租住在砖塔胡同61号,当时与他们合住同一四合院的还有俞家三姐妹。
朱安与俞家二姐妹
迁入砖塔胡同不久,鲁迅肺病复发,病情严重到只能吃流质食物,朱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在鲁迅卧病的一个月里,朱安每次煮粥前,先将淘洗干净的米泡软,再用石臼一下一下地将米舂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她还会特意求助俞家姐们,帮她买回鲁迅爱吃的小菜。
有时,鲁迅看她只吃酱菜配粥,便指着买来的小菜对朱安说:
“你也吃吧。”
她却连忙摆手说:
“我笨,不会吃。”
朱安满心、满眼都是鲁迅,但他想不到向俞家姐妹学习认字,她想不到谈天、想不到读书、想不到散步,更想不到自己真正的欢喜是什么。
朱安就这样第二次拒绝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婚姻的悲哀,不是找到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是掉进了吞噬自我的黑洞。
而对于女人而言,你不是家庭的人质,不是丈夫的附件,你成为了自己,才不会变成婚姻中的可怜虫。
朱安怀揣着一腔热情嫁入周家,想不到婚后生活却被泼了冷水。
婚后第二天,鲁迅便搬到母亲房间里居住,从此他们夫妻二人一直分房而居。
一日晨起,朱安经过鲁迅的房间,从门缝看到鲁迅的被褥没有整理,便推开门,进入房间,先将被子叠起,放在床尾,再把床单用手细细抚平。
鲁迅洗漱罢,在房门口看到了这一幕,突然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大步走进房,跨到床边,一把抓起被褥,摔到门外,冷冷地说:
“以后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还有一次,鲁老太太发现,儿子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薄的西裤时,便给儿媳出主意说:
“你给他做了一条新棉裤,等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
朱安一针一线地缝制完成,然后趁鲁迅不在家,悄悄地把棉裤放在他的被子上。
婆媳俩伸长了脖子,盼着鲁迅回家,看到棉裤,能“一不留神”地穿上,万万没想到,这条棉裤最后竟被他扔了出来。
连同扔出来的,还有朱安最后一点自尊。
然而《女儿经》却告诉她——从一而终,决不离开周家。
1920年初,周家搬进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恰逢鲁老太太寿宴,便邀请了一众好友来家中做客。
待宾客都入席,朱安突然穿待整齐,面如死灰,缓缓从房里走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坚定地说:
“我来周家已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母。”
说完她俯下身子,将头重重地叩在地上。再抬起头时,那张灰黄且毫无生气的脸上,泛着点点泪花,眼光射向四周,犹如孩子在饥饿中寻找慈爱的母亲。
这是朱安一生,难得的抗争,也是唯一一次,表达自己的主见,可惜的是,她的抗争,依然把自己禁锢在一个不平等的婚姻里。
如果她能再勇敢一点,跨出“围城”,后半生也许会是另一番样子。
现实是,她却只能当众表明自己坚守的底线:
“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后半生侍奉婆婆”。
在众人寒意的包围下,她永久地熄灭了身为人妻的热情。
朱安正如她说的那样,侍奉婆婆成了她人生唯一的价值体现。
朱安与鲁老太太
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自从1906年朱安嫁进周家,朱安就作为一件礼物,一直陪在鲁老太太身边。
家中虽然有佣人,但她仍然亲自准备一家人的每顿饭菜。
她做菜的手艺很好,煎炒的菜总是切得大小均匀,吃过她做的绍兴菜的人,没有不夸赞的,也只有她做的饭菜,才最合老太太的心意。
在砖塔胡同租住的九个月里,鲁老太太还没有搬出八道湾,与朱安短暂分开居住。
这次分离,使老太太极度不习惯。
她三天两头探着腰,迈着小碎步,一步一步从八道湾挪到砖塔胡同来小住。
由于房间不够,她每次来总是和朱安挤在一个房间,一张床上,两人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母女。
但作为附属品,朱安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将鲁老太太照顾的舒舒服服。
仅此而已。
一个男人,深处无爱的婚姻,出轨是十有八九的。1928年的一天,鲁迅从上海寄来他与许广平的照片,并写信告诉鲁老太太,他们同居了。
鲁迅与许广平及儿子
朱安听到信的内容,虽然在意料之中,却依旧很难过,她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垂着头,发呆。
看到她如此落寞,俞芳不知如何安慰她:
“大师母,那你以后怎么办?”
听到这个问题,她猛地抬起头,颤抖着,哽咽道: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她越说声音越小,头也随之慢慢地下垂,最后盯着自己的小脚,
“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的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现在我没办法了,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的呆住了,静静地站在她身旁,不知说些什么,除了对她的同情,更多的是惊讶。
恩格斯说:
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还是社会都成为幸事。
可惜这件幸事在朱安身上未曾发生。
如果说之前的婚姻令朱安心寒,那么鲁迅的出轨,无疑是用锋利的匕首,将她的心扎得血肉模糊。
可就算如此,朱安依旧没有谴责鲁迅,也没有想着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她的人生信条,就是坚守住婚姻,哪怕婚姻名存实亡。
其实,那个年代,离婚还是一件比较惊世骇俗的事情,从婚姻围城出来的女人,靠自己也未必都能安稳的活下去。
但是,比起将一生都困于另外一个没有感情的家庭中,比起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勇敢地走出去,也未必不是一个破釜沉舟的选择。
事情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还能差到哪去?只要自己肯改变,未来谁说的准呢?
但朱安第三次拒绝了改变,上帝再也不会给她机会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对朱安来说是天大的噩耗。
1943年4月22日,鲁老太太逝世,随后,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中断。
晚年的朱安
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身边无儿无女,每日仅以萝卜干和稀粥充饥。为了生活,她决定登报出售鲁迅的藏书。
消息一传到上海,马上有鲁迅的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
面对指责,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终于发出了一声悲怆的呐喊,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我呀!”
但这句呐喊,并不是对命运,她始终不愿离开鲁迅,哪怕仅仅是做一件遗物。
但她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1946年底,朱安生了场大病,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立下遗嘱,死后要与鲁迅合葬,完成她
“生是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的心愿。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却被孤零零地下葬在偏远的保福寺一带,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此后,孤坟难寻。
纵观朱安的一生,从婚前到离世,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僵硬的姿态。
其实,朱安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只要把握住一次,她的人生就会大不一样,就像同时期的张幼仪离开徐志摩,成了一代传奇女性。
很可惜,“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的观念支配着她,她就像是被囚禁在玻璃器皿中的女人,没有太多的余地转身。正如伊北先生所说,
朱安就是一枚图钉,被死死地钉在那里……
如果她不执着于封建传统的观念,而是主动去寻求变好的机会,那她的人生,会不会就是另一番境地?
可惜,时光不会重来,后来人看到她的故事,也是徒叹一句“可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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