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使⑥｜鲁培新：外交礼宾工作背后都是深刻的政治考量

　　【编者按】

　　新中国外交70载，许多令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历历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温度。

　　在新中国七十华诞到来之际，澎湃新闻专访多位曾经代表中国出使海外的大使。他们曾是新中国外交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证者，是祖国实力不断壮大、在国际舞台上愈发“举足轻重”的亲历者，更是在世界多个地区、各个大洲代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实践者……

　　今天的“国家大使”系列，刊发对我国首任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鲁培新的专访。

　　中国首任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鲁培新

　　“从表面上来看，礼宾工作好像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实际上里面有深刻的政治考量，外交礼宾工作是为外交总的战略服务的。”

　　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之后，中国首任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鲁培新仍然对各种细节异常注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epr.cn）专访时，他再三检查自己的着装搭配与仪态，希望能将自己最精神的一面呈现出来。

　　这种严谨当然和他的工作经历分不开，在代表中国出使斯洛文尼亚之前，鲁培新曾经担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礼宾司副司长、代司长，他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就有20年是在同礼宾工作打交道。曾经参与或主持过尼克松、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日本天皇明仁等多位外国领导人的访华接待工作。

　　在鲁培新家中，摆放着不少他同中外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在接受采访时，这位年过八旬的老大使言语之间无不透出作为一名中国外交官的骄傲与自豪。

　　鲁培新说，“作为一个大使，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在四年的任期中，如果没有很好地发展两国关系，你的工作就是不到位的。”

　　外交官的六字真言：忠诚、使命、奉献

　　澎湃新闻：请问您是何时走入外交队伍的？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过什么样让您印象深刻的经历？

　　鲁培新：我是一名老外交官，也可以说是一名资深的外交官。我与外交这个词结缘，是从1955年我考入外交学院开始的。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特别是读高二、高三的时候，外语（俄语）、历史、语文和政治比较好，数理化就弱一些，经常徘徊在及格线上。我俄文比较好，这就促使我下意识地对时事政治、国际形势、外语比较感兴趣。还有就是因为当时我读的中学和原来的外交部旧址只有一墙之隔，这个学校的后花园有个土山，站在土山上能看到外交部院内。高三要酝酿考大学的时候，大家议论考哪个学校，我当时就说谁以后要是能到这个院子里工作，那简直是太棒了。有人说我是乱想。外交学院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下于1955年成立的，第一年招本科学生，所以我就大胆地报了这个学校，学校老师也很支持我，最后顺利地考取了。我在外交学院学习了5年，我们的院长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

　　1960年毕业以后，我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出乎我的意料，我被直接分配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我觉得很突然，也很高兴，没有想到毕业以后能直接用俄文工作。外交部给了我600块的置装费，做了两套西服、一套中山装，钱就花没了。后来又向部里借了300块钱，到使馆后从我每个月工资里扣，扣了一年才还清。

　　澎湃新闻：您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将近40年，中国外交在这40年当中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国外交的亲历者，您对中国外交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您最骄傲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鲁培新：我是新中国外交的见证人，这40年来，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发展，中国外交在攻坚克难阶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现在的情况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我们已经日益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最使我感到激动的是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轰动了全世界。紧接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接触，虽还没有正式建交，但还是引起了轰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马上就变了，形成了第二个建交高潮。

　　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中国的话语权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外交官最讲究六个字即忠诚、使命、奉献，忠诚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使命就是要完成国家交给你的任务，奉献就是不能挑肥拣瘦。

　　接待尼克松和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区别

　　澎湃新闻：近年来越来越多国人开始关注外交礼宾工作的重要性。熟悉外交的人都知道礼宾工作的背后其实都是政治考量。我想请教您的是礼宾工作是如何影响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呢？

　　鲁培新：从表面上来看，礼宾工作好像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例如吃饭、住房等等，但实际上里面有深刻的政治考量。外交礼宾工作是为外交总的战略服务的，而且是外交工作的门面，是非常敏感的工作。礼宾工作为政治服务，它的特殊性就在于此，两国关系的好坏决定了礼宾工作的冷热。

　　举个例子，尼克松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对比。鉴于当时中美的关系（尚未正式建交），尼克松来华，周恩来拟定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16字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人。”不冷不热是说人家要来，不能冷落，但也不能热情过度，中美毕竟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卑不亢是说不能求人家也不能傲慢；待之以礼是说该有的礼仪，例如仪仗队，还是要有的；不强加人就是不能说你来了我这就要听我的，很刺激性的条款不能强加于人。

　　在具体接待上，周恩来非常细致。尼克松来了有仪仗队，但是没有欢迎群众。一般外国元首访华，要安排四五千群众欢迎。周恩来亲自要求欢迎乐队奏三支美国的曲子，包括《美丽的亚美利加》、《牧场上的家》、《草堆中的火鸡》。《美丽的亚美利加》是尼克松最喜欢的曲子，也是他就职典礼上播的曲子，《牧场上的家》是尼克松家乡的曲子，另一首也是美国民歌。周恩来还和我们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去检查准备情况，周恩来就站在军乐团面前听他们奏，并且叮嘱说尼克松是懂音乐的，一定要奏好这个曲子，不要给中国人丢脸。

　　再一个例子就是送熊猫，美国人从侧面说想要中国送熊猫，但不能在正式会谈的时候讨论这个事。在尼克松的告别晚宴上，我们正巧在桌上放了熊猫牌的香烟，尼克松夫人看了半天，说她很喜欢熊猫，能不能把这盒香烟带走作为纪念。周恩来说当然可以了，我不只要送你这盒香烟，我还要送你两只真熊猫。尼克松夫人还让翻译再翻一遍，生怕听错了，结果她高兴坏了，拍着尼克松的肩膀说周总理要送我们两只真熊猫。所以周恩来用非常巧妙的办法把熊猫送出去了。所以说整个尼克松的访问是很周到、成功的，奠定了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的基础。

　　而接待戈尔巴乔夫是我亲自经办的，因为我懂俄文。当时我们要求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一为北边陈兵百万，一个西边停止侵略阿富汗，一个南边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你得做出样子来，我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当时苏联也做了一些努力，条件成熟了，我们才同意戈尔巴乔夫来访问。但是访问是有分寸的，邓小平具体指示工作时说，戈尔巴乔夫来华是世界关注的大事，不能过热，具体到他和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只握手不拥抱”，因为握手是基本礼仪，但拥抱是很亲切的动作。如果拥抱的话，会给西方一个假象，就是苏联又和中国好起来了。邓小平说请外交部同苏方礼宾安排人员讲清楚这一点。我当时是礼宾司的副司长，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很严肃地跟我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能当成礼宾来做，要当作政治来做。这件事你一定得给我办妥了，不能出一点纰漏，具体地来说就是绝对不能让戈尔巴乔夫一激动就拥抱上了，至于怎么谈，你们自己研究。

　　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后来和我对接，我们不能直接说两国关系没有好到拥抱的程度，也不能说这是邓小平的指令。所以我们从传统的礼仪来和他谈，说中国古代朋友见面习惯作揖，不习惯皮肤碰皮肤。握手是你们西方朋友之间见面很好的礼仪习惯，我们接受下来了，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我们正式建议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只握手，不拥抱。希望你能把我们正式的意见转告给戈尔巴乔夫本人，我特别强调了本人。他说我明白了你强调这个目的的重要性。见面的那一天，我再次询问了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他向我保证已经再次提醒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不要拥抱。这样我就基本上放心了，但也怕万一，当时很紧张。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我跟着戈尔巴乔夫，但是也不能紧跟着。最后没有拥抱，但是邓小平和他握了很长时间的手，长达35秒。

　　总而言之，不要把礼宾工作看成是一个事务性的工作，它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

　　澎湃新闻：我们了解到，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时也是您经办的，这一次访问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鲁培新：当然叶利钦的这次访问也是很重要的，他是担任总统之后第一次访华，1992年12月20日。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几个小故事。

　　当时我担任礼宾司的副司长，按照国际惯例，总统飞机停稳以后，被访国家的礼宾司长和这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要登上飞机接机，欢迎对方到中国来访问，然后接总统下机。当时陪同我接机的是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他是我的老朋友了，20多岁时我们就打交道了。登上飞机之后，罗高寿就向叶利钦介绍，“这是我的老朋友，是礼宾（副）司长”。我就用俄文欢迎他访问中国。他听了高兴极了，他说“我一踏上中国土地，见到了第一个官方人员就是你礼宾（副）司长，而且用这么流利的俄语，讲了这么多友好的话，我心里非常愉快，这是访问成功的预兆”。接下来整个访问过程他都非常高兴。

　　晚上举行欢迎宴会，叶利钦喜欢喝白酒。会前杨尚昆主席就问我：老鲁啊，今天是叶利钦，是不是要准备点白酒啊。我说那当然了，他问那什么酒，我说就茅台了。他说第一桌用茅台，其他的用二锅头就行，你给外交部省点钱。因为二锅头和俄罗斯的伏特加是一个味道。宴会开始以后，叶利钦见到茅台非常高兴，一口接一口，喝得非常高兴。会后我问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第一桌喝了多少茅台，他说3瓶，也就是说叶利钦一个人一小时喝了一斤茅台。那次访问双方签了20多个中俄奠基性的条款，涉及各个方面，访问非常成功。

　　在斯洛文尼亚的“白纸”上画美丽的图画

　　澎湃新闻：您作为首任驻斯洛文尼亚大使，一开始建馆的时候有什么困难，首任大使的工作是如何开展？

　　鲁培新：首任大使的任务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两国关系能不能迎来开门红。我去的时候，首先一个问题就是馆舍的问题，斯洛文尼亚是原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没有太多适合使馆办公用的房子，我们找了很长时间，只租了一个很小的住房。后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开展工作。我可以用我向斯洛文尼亚时任总统米兰·库昌递交国书时他说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你作为首任大使，准备怎么来发展两国关系。我说我非常荣幸作为首任大使，我一定做最大努力完成工作，我们两国关系像一张白纸，我们将和你们的外交人员共同努力在这张白纸上画上美丽的图画。这张画既容易也难，容易是因为这是一张白纸，想怎么画都行。但中国有一句古话：万事开头难。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我作为大使有决心。

　　总统听了我这番话说我比喻得很好。四年之后我离任的时候，总统亲自为我在他的总统府举行欢送宴会。他的礼宾司长说，总统很少为一个大使举行欢送宴会。因为你是中国大使，四年里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工作期间，促成了斯洛文尼亚总统、总理和外长访华。斯洛文尼亚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政策正确，外交活跃，成绩显著，充满生机，前途光明，中国和斯洛文尼亚关系会越来越好。

　　澎湃新闻：您一开始对外交工作有一些期待，最后您如愿以偿地参与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实际的外交工作和您当时想象的有些什么不同呢？

　　鲁培新：我18岁考入外交学院时头脑还比较简单，还只是对外交感兴趣，但是接触了外交工作以后，认为这份工作非常光荣，任务也非常重要，特别是作为一个大使，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在四年的任期中，如果没有很好地发展两国关系，你的工作就是不到位的。外交部如此多的部门，我在礼宾司工作，四十年里面有二十多年都是做礼宾工作，我越发感觉到外交工作担子是很重的，外交工作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的。现在我们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相信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引下，我们的外交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也会随着我们国家的壮大而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