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童年幻境坍塌的必然性

　　看好戏的时候已“远哉遥遥”了

　　对于鲁迅经典小说《社戏》的分析，通常从都市两次看戏与乡村一次夜行看戏的对比来展开。这是必然的。虽然部编版八年级语文教材中的选文依然是乡村看社戏部分，但小说原文是非常显著的对比结构，不通过对比来分析，的确无法全面理解语文课本上的《社戏》，也的确不能真正读懂这篇小说。问题是，小说通过这样的对比，到底想表达什么？

　　姚大勇先生在《一曲自然美的颂歌》里提出，这篇小说是对景色优美、人情醇厚的理想中故乡的颂歌；叶世祥先生在《都市人的乡愁中》说，这篇小说的感情基调就是都市与乡村的对立，表达的是成年人的精神返乡；钱理群先生提倡读一读《社戏》原文，认为这是一次从“剧场”向“野外”的生命空间的转移，表达了作者鲁迅心灵世界的两面性，一面是轻松舒展、沉静柔和、自然和谐、充满情趣的，一面是紧张压抑、焦躁粗糙、扭曲受伤、充满痛苦的。

　　这些观点虽然都涉及到了此文所属小说集《呐喊》的缘由，但似乎都偏向于将其解读成一部抒情戏，并未解“呐喊”之意：这篇小说到底在呐喊什么？《呐喊》这本小说集，是鲁迅自己编辑的，如果这篇小说与“呐喊”无关，仅是怀旧，仅是乡愁，鲁迅为什么要将它编入这个集子呢？

　　还是得从小说整体切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鬼怪神力的神秘扮相对小孩子最有吸引力

　　小说未选入初中教材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的事儿，都有一个共同点：并不是为了欣赏戏曲艺术而去看戏，而是为了看热闹。第一次是受朋友鼓动，既然到北京了，就要去“见见世面”；第二次是为“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花两元钱买了一张戏票，原本不想去，但又被好事者鼓动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于是又去了。

　　选入课文的部分，在童趣盎然背后，实则也是掩藏一个看热闹的目的。“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是到赵庄去看戏”，主要是想去看什么呢？“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社戏（春赛）原本是酬谢神灵的祭礼，那种鬼怪神力的神秘扮相对小孩子最有吸引力。

　　八年级语文课本将《社戏》编入第一单元，单元目标是“看一幅幅民俗风情画卷，感受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多彩的地域文化，更好地理解民俗的价值和意义”。若从小说本身来说，《社戏》并没有描绘民俗的目的，其中关于这一场所谓“社戏”的描写，无非是一些看不懂的人打来打去，或翻点筋斗，或咿咿呀呀地唱，“我”也并没有看到想看的玩意儿，最终是“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和我是一致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评说此文中写了看社戏的意趣盎然，也许是对作品的评析上，人云亦云的比较多吧。

　　这一场社戏什么名堂都没看出来

　　都是看热闹，都是没看出什么名堂，童年的看热闹和成年以后的两次看热闹有什么关联呢？

　　童年这次看热闹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有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就这个细节，“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既然是“最好”的，就可以认为，结尾关于“看不到”的独立成段，其中写到的“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中的“好戏”，是指向这个细节的。但是，“我看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也就是说，在很久以前，在“我”还是一个幼稚无知的小孩的时候，我是把这种细节当成“好戏”的。

　　看到这个细节，我们一定会想到鲁迅先生在《呐喊》小说集的《自序》和《藤野先生》里重复出现的一个细节：“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显出麻木的神情”，看起来这个细节对鲁迅有着刻骨铭心的痛，让鲁迅认识到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从而弃医从文，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社戏》里出现的这个被绑着打的细节，在童年的“我”这次看热闹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认为是好戏，一则是因为年幼无知，二则是因为大家都“振作精神笑着看”。

　　成年以后的两次看戏，却极少写戏，重点笔墨都在描绘观众的人数众多、十分拥挤的场景。在这成群的看客中，第一次写“满是许多头”的人堆里，有个“辫子很光的”给我找了个长凳，却让我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第二次则重点写了“挤小在我左边”的一位胖绅士，在我“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时，“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这两次看戏中的看客们与小时候那些“振作精神笑着看”的看客们相比，小时候那些看客是一些“闲汉”、“土财主的家眷”和小孩子，成年后所见的这些看客却是“辫子很光的”和“绅士”。小说最后有个时间：一九二二年十月。往前推二十年，这是中国在八国联军侵略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爱国志士正在努力探索复国之路，但乡村的闲汉、土财主却和小孩子们一样无知，只是“疏疏朗朗”，人数并不多。可是二十年过去了，革命热潮正在中华大地此起彼伏，看客们已经发达成了“辫子很光的”和“绅士”们，却依然只是无知的看客，而且愈发拥挤起来，以至于使“我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我”已经醒了，看客们依然沉睡着，而且越来越多了。“我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然而好戏一直在上演，从来不缺兴味盎然的看客。

　　只要有戏上演，就不缺兴味盎然的看客

　　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乡村那次看社戏的后半部分，要花那么多篇幅写回程路上偷豆吃，还刻画了一位“六一公公”的形象。因为那一次去看社戏，本不是奔着祭拜神灵去的，只是想看个热闹，心中并没有一点对神灵的敬重。

　　偷豆吃这个细节，很多人都分析说这是表现了童年小伙伴们的天真单纯和热情好客。天真固然是天真，但未必是热情好客，因为小说中并没有写小伙伴偷豆是为了招待“我”，“摇船的都说很疲乏，因为太用力，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你看，跟招待“我”挨不上的。但是，第二天被六一公公发现后，“最聪明的双喜”却对六一公公随口撒谎说是“请客”，这可一点都不“天真单纯”了。偷就是偷，撒谎就是撒谎，这个细节，从小说里看不出是什么童趣盎然。

　　六一公公在“我”说豆很好吃之后，“竟非常感激起来”，也是很奇怪的一个表现。“我”不过是个小孩子，六一公公何以对“我”的评价如此重视？原来，“我”在六一公公眼里，即便还是个孩子，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后来还对妈妈夸奖“我”，说“将来一定要中状元的”，这可以看出六一公公对读书人的盲目崇拜。这并不是好事儿，封建社会有一条深入人心的认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封建文化糟粕，是愚昧无知。

　　通过这一次偷豆，和这位六一公公对读书人的盲目崇拜，可以看出，神的文化已然坍塌，但新的文化也没有构建起来，反而是封建糟粕依然大行其道。这样的世风之中，即便身体上可以发达成“胖胖的绅士”，精神上依然会小心翼翼呵护着脑袋上那根“油光发亮的辫子”吧。从童年的偷豆撒谎，到成年的拥挤看客，童年幻境的坍塌是必然的。

　　小说从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去回望童年，快乐是有的，但过往的快乐从成年以后来看，却多了一层沉痛的反思。那种偷来的好豆，再没有吃到；那种把人绑起来打的好戏，也再没有看到。这是因为过了童年无知的年龄，不愿意再无知地傻乐，当然也就不再吃到，不再看到。但在无比悲凉的现实面前，“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在一场早已失去敬畏之心的酬神社戏中，写出一点点童年幻境的美好。但如果我们只当是作者怀念曾经的美好，却忽视了那所谓的美好，不过是二十年后“不适于生存”的发端，当然也就听不到作者那暗哑的呐喊了：我已经醒了二十年，看客们依然沉睡着，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真的还有毁坏的希望吗？

　　《社戏》之题，象征了神文化的坍塌

　　【此文根据百度直播内容整理。更多精彩，关注作者百家号，在百家号直播合集中查看。】

　　#匠心计划#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