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传奇校长”王铮的最新改革实践
王铮被称作中国基础教育界的“传奇校长”，他在担任深圳中学校长、北大附中校长期间进行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最激进实验”。他倡导学生的自主发展，宽松的校园环境以及课程改革、公民教育实验使深中和北大附中成为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异类”，其精神与实践影响了许多教育改革者。
2021年年末，北京大学内部进行人事调整，王铮离开了北大附中校长岗位。数月后传出消息，王铮担任北京市平谷区农业中关村学校的创校校长。这所学校是什么来头，承载着他对教育怎样的新思考？
任职平谷：对“空间感”的追求
2021年12月，王铮不再担任北大附中校长。六个月后再出现在公众视野，是他出任北京市平谷区农业中关村学校创校校长的新闻。在平谷区区委书记唐海龙的见证下，王铮与平谷区教委签署了校长聘用合同书。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虽然同在北京，但平谷与海淀的现状差异甚大，教育资源方面亦是比较匮乏。即使长期在王铮身边工作的人，一开始也对这个选择感到不解，因为同期还有多所全国知名的公办校或民办校邀请他出任校长。
北京市平谷区教育委员会主任路宝银与王铮校长签署《平谷区农业中关村学校校长聘用合同书》
“我不愿意重复自己。”王铮的回答很简单。此前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都是城市里的精英学校，作为一名教育者，王铮希望去探索乡村教育的可能。“不愿重复”的背后，是对“空间感”的追求。
王铮在北大附中的教育实践被称作是“中国基础教育体系最激进改革”，这不仅源于他自己的理想与坚持，也因为北大附中作为“北大的附中”能够获得超脱于一般基础教育系统以上的自主地位，各方面的支持给了他极大的空间得以施展手脚。王铮从北大附中的离开，也是这种空间随时间而逐渐消逝的体现。在现行的基础教育系统中，很难想象一个地方比曾经的北大附中拥有更多的改革空间了，如果仍是办精英化的头部学校，也许最终免不了被各方利益裹挟，陷入评价体系的功利性比较的压力之中。
乡村学校则赋予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土地上的、政策上的，以及学生出口上的多元可能性。
在王铮的规划中，这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是“5+3+4”的学制，高中四年又分为“2+2”，即前两年通识教育，后两年根据不同方向与目标分流——既可以准备高考，也可以进行职业教育，毕业后直接工作。这样“普职”结合的综合性高中在国内尚属罕见。
“目前国内的制度更接近德国，分流较早，就是通过中考，你高过这个线一分就去上普高，低它一分就去职高。对十四五岁的孩子，命运就在那么一两天决定了，没有经历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主选择的过程。”王铮说。他还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的很多公办高中都是综合性高中，学生有些毕业直接工作，有些人去社区大学，有些申请学术大学，其公办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学术精英，而是为一般民众提供均衡的教育，以解决社会的民主基础问题。
在王铮的形容中，他希望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尽可能把分流过程从“上下分”向“左右分”变化：以学生自主的选择替代外部评价系统的判决。学校计划在初中阶段引导学生们多尝试和发展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定向开展一些社会实践，在过程中探究和认识自己的个性与潜能。初中毕业后学生先全部进入综合高中，通过高中课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与综合能力，辅以专业选择、行业体验、职业发展等更加系统的生涯规划教育，在完成普通高中文化课程的同时发展自我认知，进而能够从容的、有准备的做出对未来方向的选择，避免在公平的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时就马上面对分流压力，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实现了职普融合。
学校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是对生活教育的强调。未来至少每周有一天，学校会要求学生自己做饭，学校也会建设自己的农场，由学生打理、运营。师生会生活在一起，家长也会被更多邀请到学校的教育活动中。学校教育很多只是端坐在教室中学习学科知识而脱离生活，尤其是脱离孩子乡村生活现实，是王铮恰恰希望避免的方向。
“在我们这所乡村学校，毕业生或许不一定非要成为企业家、科学家，但每个人都终究是一个人，会是爱人、子女、父母、朋友，他需要照顾家人、结识同伴、参与社会，我们希望他们能在上学期间通过生活技能的养成，学会体验和热爱自然完整的生活”，协助参与学校筹建的刘慈航说。
原来北大附中教育改革中对“品格”进行培养的制度——例如依托于书院制的学生间混龄社交与学生自治，也都将延续。学校希望能够塑造一种师生平等，同辈间互相合作、欣赏彼此差异的气氛，而淡化丛林法则式的竞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的种种变革旨在把陶行知的理想以具象化的方式延续下去。
这所学校设立的背景，是国家乡村振兴的宏观规划。学校源起的具体机遇是2022年三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平谷区区委书记唐海龙与王铮均为北京代表团代表。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下，平谷区被确立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新履职平谷的唐海龙书记提出了平谷“高、大、尚”的发展理念，“高”就是农业高科技，“大”就是物流大流量，“尚”就是休闲新时尚。农业“高”科技，就是建设“农业中关村”，为此北京市和农业农村部签署协议共建“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彼时唐书记正在为这个示范区里的学校寻找校长，平谷区对这所学校给予了极高的期望，希望通过优质的教育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这一愿望与正在寻找新的教育实践方向的王铮一拍即合，双方的合作事宜与新学校的建设很快确立。
李晓林、雷军、王铮等全国人大代表受邀考察农业中关村学校筹办事宜
学校筹备汇报上，团队确立了相当高的起点。谈及未来学校建设中的元素，筹建团队举了许多世界著名学校为例：
美国霍奇基斯中学（The Hotchkiss School）——五千亩的生态农场；巴厘岛绿色学校（Green School Bali）——全面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建筑与食物理念；芝加哥农业科技高中（The Chicago High Schoo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丰富的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学课程；蒙特沃德学院（Montverde Academy）——专业水准的体育活动；高技术高中（High Tech High）——项目制教学；萨米特学校（Summit Public School）——翻转课堂与素养教育……
和以往的教育改革一样，王铮并未把自己局限在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框架之内，即便是一所乡村学校，背后仍是世界性的理念与对根本问题的重新思考。
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给自己的定位是：尊重发展的全人教育、乡村振兴的新型学校。对王铮而言，乡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实验空间，这种“空间感”正是吸引教育改革家之处。
接手峪口中学：从细节开始改变
平谷农业中关村中学计划建成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其中高中部新建，小学、初中部在现在平谷峪口中学的基础上改造。接手峪口中学时，尽管有心理准备，王铮团队的人还是感到乡村学校的许多不同。
最先看到的差异是中午吃饭时的情景。在峪口中学，所有中学生竟然要排队去食堂，先是在走廊里按固定位置集合，然后一路纵队走向食堂，到食堂打好饭后来到每个人的固定座位，老师一声口令，集体坐下吃饭。“站着等待的时候没有人很悠闲地站着，都是笔挺地站着。队伍不走斜线穿过食堂和教学楼之间的区域，全是走直线，到了墙角再转弯。整个排队、吃饭的过程是鸦雀无声的。”方超形容初次见到如此刻板管理学生的场景时仍感到“震撼”。方超此前长期在北大附中任职，随王铮一同前来平谷，担任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党总支书记，负责日常教育教学工作。这和原来北大附中形成了完全鲜明的对比：附中最热闹的时候就是中午，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活动，自由地安排娱乐和学习，树荫下有讨论的小组，操场上有三五成群的好友，放眼望去就像一个浓缩版的大学校园。
方超说他本想像原来在北大附中那样，请学生喝个咖啡，听他们放松聊聊自己最近的生活，发现完全做不到，长期半军事化管理让学生们异常地“乖”，每个人都很安静，问一句答一句，在老师面前很难自在、随性地交流。“学生们很礼貌，但我感到这种礼貌并不是出于个人素养，而是长期规训的一种条件反射。”方超说。教育的不均衡，不仅体现在乡村孩子成绩的弱势——这所学校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最终能升入普通高中，其个性被压抑的程度也更深。
现在的小学校园一角
现在的中学校园一角
目前，峪口中学只有四百多个学生，2021-2022学年初中在职老师112个，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有教学岗位，存在大量“冗员”，人员的年龄和学历结构也相对滞后。今年37岁、北京大学本科及中科院博士毕业的方超在北大附中各方面都算“中坚力量”，来到峪口中学显得十分突兀，不仅学历最高而且最年轻，这里老师们平均年龄是五十多岁。因为超编严重，峪口中学已近十年没有招聘过新教师。2022年9月起，平谷区已计划通过三年时间，以教师交流、轮岗等方式将学校的老师调整到正常的编制数，打破原来因超员无法新聘教师的恶性循环。自今年起，学校将按照每年20人引进新教师，为新建高中做人才储备的同时优化、改善师资结构。
“冗员”占用了大量教育经费，学校没有灵活的费用开展特色的教学活动，也无法更好的维护和利用学校的硬件资源。其实学校的硬件设施也不差，教学楼是十年前建成的，却处处存在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的问题：
学校有投资数十万的地理教室，但里面早已落灰。没有服务和培训的投入，老师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些设备，偏向应试的教学方法也没有真正使用先进设备的需求。
学校规划时做了上千万的信息化项目，却没有专业的运维人员和服务，无线网络AP部署后在空转，现在已经无法使用了，买的软件也从来没有培训使用过。
学校还配套建设了游泳池，但没有资金购买设备和运营，自建成第一天就从没放过一滴水，成了一个“游泳坑”。
上述问题的改善，需要学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的使用经费，但也需要外部资源的注入和支撑，比如新的团队就因地制宜，通过社会捐赠将“游泳坑”改造成了一个柔道馆，并通过合作的方式外聘了柔道教练，将这里充分利用了起来。
改造前的“游泳坑”
改造后的柔道馆
资源错配是平谷峪口中学的问题，也或许是很多乡村学校普遍的问题。国家对乡村教育投入了大量资源，除了少数困难地区，“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单纯从金额上也并不少。但因为制度和人才的局限性，以及项目建设方和使用方的分离，这些资源还远没有得到最好的利用以服务于真正的教育过程。
王铮出任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校长时，没有选择直接新建一所学校，而是接管峪口中学——如果不从改变一所典型的旧学校入手，其探索出来的道路就缺少复制和推广的意义。
方超也在学校里积极调整着老师和同学们的行为，有些老师和家长反映，学生们现在看着“一个比一个活泼，一个比一个自信”，他们被逐渐松绑，减少了低效的学习活动，现在晚自习已经取消，改为兴趣选修课。
变化需要时间。方超在学生大会上给大家介绍全新的选课规则，特意埋了一些“段子”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结果初二同学雅雀无声，初一同学虽然还不敢大声说笑，但至少会窃窃私语了——初一的孩子从一入学就开始了改革，受到的约束少一些。
选课过程中有一个写电子“小纸条”的环节，给任课教师私信留言阐述自己想上这门课的愿望，“我从后台可以看见他们写的内容，有着这个年龄段该有的好奇与活泼，我感觉很欣慰。虽然集体行为中他们都还是很规矩，但在安全、放松的环境里还是会体现出天性，儿童的内心都是渴望表达个性的。”方超进入平谷工作的短短一学期内，学校开展了柔道等俱乐部和社团课程，老师们也已完成信息化技能培训，通过教学管理平台落实了学生的过程性评价，这部分工作内容老师们上手很快，3月起学校还将接受中国银行捐赠的上百台电脑和平板等设备，学校将开始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的自主学习。
语文学科的课程评价结构
延时服务的多元自主选课模式
未来，学校还会逐步推行在北大附中已经十分成熟的书院制度，打破原有行政班级封闭的社交结构，鼓励学生们认识整个学校的人，在混龄制的书院里以大带小，从而令孩子们逐步学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并且张扬个性。
王铮和他的团队绝不认为被一些人称作“自由教育”的理念只适合于城市孩子，而是普适的，这一理念的背后是尊重学生成长的规律性。在规划中，学校也会从小学部低龄部的包班制过渡到高龄部的分科制行政班，再过渡到初中的走班制，然后是高中的跨年级走班和书院制。
“现在社会上普遍的教育可以称为工业化模式的教育，班级统一授课，按一个人才标准、一个模子来培养人，这是在塑造死的材料，把人做成了一个工具性的东西。我希望教育不是工业的，而是农业的。人本身是种子，教育是生长的过程，就是要尊重生命的规律。我们把学生的差异视作一种财富，去保护、去培养，而不是要去消除、抹平。”王铮说。这种尊重生命的教育，并不一定要求过多的物质资源，只需要把现有错配的资源合理地利用， 就能够将更多被困住的学生释放出来。这是峪口中学的变革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迎着夕阳放学回家的学生们
边缘处的变革：
解决最大多数人的问题
如今王铮在乡村开展教育改革，“能否复制”是常见的疑问：如果王铮只是以自身影响力带来丰富的资源去“降维打击”其他乡村学校，即使这一所平谷学校办得再好，似乎普遍性的意义也不大。但当王铮主动选择放弃那些城市里的精英学校的邀约，拒绝做一个“类型片导演”的时候，探索未来中国乡村教育改革的普遍道路就是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的主要思想动力。目前学校的几项重点工作，无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课程及信息化发展、筹建具备办学自主权的高中、基金会建设。
王铮首先承认的一点是好教师无法大规模复制，这在乡村将是长期存在的现实。他把重点放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的建设，探索学生自主学习、老师辅助的模式。“以往我们认为老师是第一位的，我觉得不一定，可能课程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能集中最优秀的资源研发出好的课程、教材，一般的老师来执行这个课程，就可以推动教育发展。”王铮说。
他认为现行教材市场的高度垄断导致教材与课程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他此前就开展的工作，北大附中英语、语文的专书阅读，生物的大单元实验等课程改革已经初见成效，这些课程体系也通过自编教材等“固化”下来。如今王铮正通过自己北京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汇聚学术资源，并结合此前信息化建设的经验，与ClassIn等公司合作开发更加适应学生认知规律、交互形式丰富、富有知识探求乐趣的课程。
其实社会本就存在很多优质内容——一部好的纪录片、一款新发布的工具，它们都可以拿来结合到学生的学习体验中，彻底改变学习内容过时的、刻板的一般印象。平谷学校计划招聘的新教师们的重点工作也会放在学校的课程建设上，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尝试不一样的、对学生有更多体验意义的课程。学校可能采用类似“双师”的方式，最优秀的老师开发课程，一般的教师则更多以教练的身份辅助学生对精品课程的学习。无疑，这套课程如果能够顺利诞生，将是王铮教育生涯一个可以惠及大量其他学校的重要作品。
王铮同时探索着乡村教育制度的创新。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正在向区教委争取更自主的财权、学校自主安排教师教研、以及招聘方面的人事自主权。简而言之，就是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突破制度惯性不易，但如果需要一个人去做一次这样的尝试，或许王铮是最合适的一位。作为中国公办基础教育体系中曾经享有过几乎是最大自主性的校长，他与相对封闭的乡村学校制度之间的“对撞”将撕开一条可能比别人更大的缝隙，其中留下的经验未尝不能惠及到其他区域。
除了向政府要政策，另一个方向是吸引社会资源的参与。受美国特许学校制度启发——即政府投资、社会资助、自主办学，平谷学校希望探索更结合中国实际的办学模式，即以政府为主，但积极纳入社会资源。学校目前正在申请成立“新生态教育基金会”，已有多家企业、机构积极参与进来，未来很多现有公办教育框架下难以全面支持的创新项目——如线上课程开发、家校合作、体育赛事等，都会通过基金会提供资源，许多对教育有想法的企业家将给予支持。这里团队尤其看重“生态”两个字，这不仅指学校内学生多元发展的小生态，也指学校、社会深度结合的大生态。“乡村教育中保障性、普及性的工作已经由政府完成了，下面进一步提高质量的时候，一定是要让想参与的人能够进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完成的。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做的就是对制度、人才流动的探索。”基金会筹备者之一王熙乔说。
教育改革的一个问题是：变革应该在“中心”处发生，还是在“边缘”处发生？“中心”处的变革能够获得最大的瞩目，“边缘”处的变革更能触及最大多数人的问题。方超为了在平谷工作，主动放弃了北京大学的编制，日常要往返平谷和市区，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生活便利程度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我是这么和我上小学的女儿解释工作上的变化的：我告诉她，你是三分之一的城里孩子，但是还有三分之二的小朋友在乡村，爸爸就是去为他们的未来而服务。远离了城市里的过度竞争，在乡村也能让我更多思考本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为了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的教育？”方超说。
在改革家眼中，教育从来不只是适应社会，更是引领社会，蕴含着更广阔的社会改良的图景。从深圳中学到北大附中的“公民教育”都旨在培养一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新人”。在平谷，更增添了学校带动社区发展的愿望。王铮已经在向政府部门争取，将峪口地区计划新建的体育和文化设施建在学校，由学校专业团队运营，向社会公众开放，未来的艺术、体育活动将成为不仅是校内而且是整个区域的重要活动，培养社区参与的文化。
农业中关村学校（设计图）
改革绝非易事，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也会面临挑战，不仅有资源、运营层面的，理念和教育思想上的辩论也不会停止：乡村家庭的需求如何与教育家的理念结合？“自由的限度”的问题会以怎样的新形式出现？王铮仍然体现处一贯的“创业家”气质——“先做了再说”的行动派，以及“第一性原理”的思维：不满足于在既有的框架上小修小补，而是回溯问题的本质，即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再推演出需要的条件，在可能范围内去重构整个体系。
未来的学校生活与文体区（设计概念图）
王铮的改革是“另类”的，却从不是草根的。作为全国知名的校长、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小学校长委员，王铮身上被寄予的是超出其个人的期望。
王铮的改革也始终是“制度内”发生的变化，这一次也不例外，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的设立与探索得到了力图革新的平谷区委区政府及北京市教委的鼎力支持。这种“上下合击”的方式，让原本看上去难以被撼动的体系有可能被撕开一个口子，蹚出一条全人教育与乡村振兴的新道路。
王铮说，他已经和平谷区签订了第一期八年的合同，这所学校会成为他未来长期的事业。目前，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有20个解决户口编制的乡村教师名额，还有基金会补助，欢迎有情怀的教育者加入。
问：您提到希望学生依据自身秉性的不同自主选择不同的道路，也就是“左右”分，而不是一刀切地根据一个考试来“上下”分。目前的职业教育似乎是比较专业化的，您打算如何在这样一个综合性高中当中开展职业教育，会从哪些具体的职业方向开始？
王铮：很重要的一点是邀请企业的参与，把学校教育和企业的选人用人结合起来。职业教育不是只学书本，更不是把职业教育当成一个学科科目纸上谈兵地来学，很多初级工作将来机器都可以替代的，要让企业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帮助我们明确培养方向和出口。
具体到我们这一所学校的职业方向，我希望能够和平谷的本地需求尽量结合。目前平谷提出“高大尚”的规划，“高”是农业高科技，以后食品安全、营养会越来越被重视，种子安全、种植养殖提升对国家也有重大的意义，做农业有很大发展和前景；“大”是大物流，未来很多电商企业可能来平谷建设物流基地，那涉及到信息化物流的一系列岗位；“尚”是休闲新时尚，要把平谷打造成宜居之区，吸引城里人来住，就会有生态、旅游、养老一系列的产业发展起来。平谷的未来有很多令人期待的地方，我也希望我们学生毕业之后能够服务于本地发展，在本地扎根。如果学生都“跑了”，我把农村的学生全都送去城里了，我不觉得那就是教育的成功。
问：谈到乡村教育，很多人以前的理解就是让学生“走出大山”“知识改变命运”，或者说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高考上大学、去城里。您前面提到的学校愿景，这种普通、职业教育平等、融合发展，不一味追求大家都去上大学，显然是不同的，您怎么看待？
王铮：让农村孩子去城市不可能是乡村教育的全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会长期存在，不可能所有人都全部城镇化，实际上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上大学，本质上来说，大学也不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唯一道路，职业才是走向社会的根本，技能才是生存生活的基础，既使是上大学也不都是上学术性研究型的大学，大学也还要有技术型、应用型、职业型大学，这些应该说都是不同类型的广义的职业教育，要分出清晰的层次，像现在这样所有人都去上大学乃至考研，但是又没有从中学到职业和生活所需的技能，是不合理的，这从全国的人口、就业情况就能看出来。让农村孩子都去卷高考，就和之前海淀大家都去卷北大、藤校是一样的。这都是零和博弈，有人去了别人就去不了，整体的收益是没有增加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因为这种竞争丧失了教育本身的东西。单纯去“卷”，可能局部一个学校能够卷出来，但不会解决全局的问题，我们思考的应该是怎么让学生在学校获得教育本身的东西——人的成长和发展，这也是我希望通过平谷的学校去探索的未来方向。
问：我替有意应聘的人问一个问题，如果去平谷，他们能期待获得怎样的职业成长？
王铮：现在主要是要新招一批教师，我希望以年轻人为主，目前编制等都已经就位了。这一批新老师招进来之后不是让他们直接教课，而是要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前面的工作重点会在课程和教材的研发上。因为他们直接进入一线，反而可能被旧的一套东西给带跑了，变成流水线工人了。我希望这是一批对教育有理想有认识的人，没有教学经验没关系，但一定要有想法和意愿来做这件事，我会带着一起来研究教育问题，我们一起来做新教育的尝试。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加入的，平谷本身也在朝着越来越宜居的方向发展，学校会提供比较好的条件保障，新校区的建设会提供更好的环境，做事的空间会很大，不会有很多生活成本的负担和发展限制。
问：您个人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怎么样的？
王铮：从我的角色来讲，主要是为学校争取更多的资源。一是政府，学校的发展受到北京市、平谷区的大力支持，有很多具体的政策需要逐步落地；另外是企业和社会资源，让外部力量参与学校各方面的建设；再有就是学术资源，我会利用在北大的平台为学校课程建设、学术交流创造更大空间。
问：您现在进入了这样一段新的事业，心情如何？
王铮：很好。不断有新的问题去思考，新的挑战去解决，就处在一个很积极的做事的状态。我在这里干就是长期的，要把它办好。
作者 | 刘周岩责编 | 张磊
美编 | 吕哲执行主编 | 安迪投稿邮箱 | 25948897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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