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朱民等在北京这场有多家跨国公司参加的论坛上到底说了什么？（重磅推荐9学者
来源：综合自“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财经ThinkTank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于3月25至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
瑞·达利欧：改变世界秩序的三个剧变
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可能会面临三个痛苦的地震式剧变，一是巨额债务的货币化。二是财富和价值观鸿沟引发的巨大内部冲突。三是国际大国的冲突。当这三种力量同时叠加，就会导致动荡的过渡时期，导致巨大的国内和世界秩序的剧变。
——瑞·达利欧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
以下为瑞·达利欧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过去55年我一直都是全球宏观经济的投资者，我一直试图了解并押注于所有主要国家的经济和市场将会发生什么。我待得最久而且最亲近的一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就是中国。我38年前就开始沉浸式了解中国。
在我看来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可能会面临三个痛苦的地震式剧变，如果这三个剧变发生，我们可能见证人生中首次但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国内和世界秩序的改变。这三种力量，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现在达到了危机点，正在推动所有时局的发生。
一是巨额债务的货币化。换句话说，各国央行通过印钞，发行货币来购买这些债务，这推动着当下金融体系的发展。
二是我们一生中看到最大的财富和价值观的鸿沟引发的巨大的内部冲突。
三是国际大国的冲突。
这三种力量现在都是以最大的程度出现，自1930年-1945年以来最大的程度。
在工作中，当我遇到一生中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时，我会去研究历史，了解它在过去是如何运作的，因此我开始研究1500年以来的大国兴衰，包括他们的货币市场，经济和其他的优势。我还研究了中国秦朝以来的王朝兴衰，希望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王朝的兴衰，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点。我研究这些，并不是出于学术原因，不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主要是想了解现在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几年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在我的历史研究中，发现了很多衡量幸福的指数，比如实际人均收入、人均寿命、营养水平。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技术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情况会大大改善，所以技术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我发现，这种上升趋势在进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周期性波动由短周期组成，它们相互影响，会形成大周期。这个大周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年景和坏年景。导致大周期的事件，并不是根据时间线发生的，而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它们的发生并不是注定要发生，而是可以管理的。
短周期一般是7年加减3年，长周期是120年加减50年。历史上周期的变化，一开始一般是会导致国内和国际秩序改变，比如1945年开始，还有一些短周期，这种直线向上中间的斜线就是我说的一般由于技术推动的生产力提高而发生的演变，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推动了改变。另外两条线是反映了短周期和长周期，它会围绕这个上升趋势有些大幅的波动，比如说短期的信贷债务周期，也叫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包括经济疲软和通胀下降，我们称之为衰退，导致央行刺激信贷增长和经济增长，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使得央行收紧货币和信贷，然后再次导致衰退的信贷债务经济的问题，这个周期周而复始，我们就处于中期当中。
那很多时候许多短周期累计形成一个大的长周期，在这个周期过程中，如果债务率上升，负债变得太大无法维系的话，就导致债务减计和货币化巨额债务，这就是一个大周期的大概情况。同时，伴随金融经济周期，还有各国内部的政治周期，以及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周期，这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相互影响。
历史表明，当这三种力量同时叠加的时候，就会导致动荡的过渡时期，往往会导致巨大的国内和世界秩序的剧变。
自1945年以来，这是上一次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时候，也是货币秩序建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秩序。现在已经经历了12.5个短周期，积累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大的债务周期，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相当高了。这时候，央行包括美联储就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这使得市场开始发生裂缝，经济也开始出现疲软。
2024年，美国就要进入总统选举周期，可能最终是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竞争，双方不容易达成妥协，而且也不愿意接受失败，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了一个大的国际地缘政治周期。我希望的是世界的智慧、克制和理解，我希望世界能够继续保持和平和繁荣。
朱民：警惕硅谷银行背后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现在的银行业持有大量美债，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也持有7万亿美元，很多都是在过去三年按照零利率买入的。现在，所有这些资产都需要重新定价，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抛售和大量的买入。如果把它放在持有到期类别，虽然最终可能不会损失但当存款被大量取走的时候，就会出现流动性危机。
——朱 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以下为朱民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我认为当今世界，金融风险是在上升的，而经济增长在放缓，地缘政治充满了不确定性。
几周前的硅谷银行倒闭，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虽然硅谷银行本身不一定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它的倒闭也不一定是一个系统性风险，但是，这个倒闭的性质，确实是系统性风险。
这次的加息，在历史上来说也是在最短时间加息最猛的一次，已经提升了500个基点，所有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当然，这是有后果的。和2007年相比，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目前的8.7万亿美元，增加了7万亿美元。而且，仅过去三年，联邦、美联储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在美债市场，和2007年相比，现在的美债也从9万亿上升到了29万亿美元，增长了20万亿美元，仅过去三年，就增加了6万亿。这些钱都来自哪里，又去了哪里？
现在的银行业持有大量美债，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也持有7万亿美元，很多都是在过去三年买入的，而且都是按照零利率的时候买入的。现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有这些资产都需要重新定价，所有这些资产都需要重组和调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抛售和大量的买入。如果把它放在可售资产的范围，并用市场计价，显然这个损失是巨大的，但如果你把它放在持有到期类别，那最终可能不会损失。然而，当存款被大量取走的时候，就会出现流动性危机。
我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在2021年慢了一步，而在2022年又加得太快，这才造成了现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乌云密集，风暴就要来了。
在增长方面，当通胀和劳动力的成本都在很高的位置，且供应链又不那么稳定的时候，未来财政和货币刺激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因为总需求在下降，所以经济增长就在下降。两天前，美联储预测美国的增长可能会低于市场预期。事实上，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就曾观察到这个现象，在危机出现后，增长率一定都会比危机前要低，所以在2001年到2007年时，全球的增长率是3.5%，而在危机以后，从2009年到2019年的增长只有3%，就是因为供应侧问题。在这次的疫情之后，以及在目前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背景下，未来全球的增长率可能只会在2%-2.7%之间，我们将面临一个低增长的环境。
能源和地缘政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这是中国采取一个审慎和稳定政策的时机，大家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地反弹，我也一样。但是考虑到我们5%的增长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可持续的增长目标，这种稳定和审慎的目标对全球来说都是有益的。
中国稳定住了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两个月内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弹，绿色转型也在顺利地进行当中，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增长非常快。我想，经济的这些变化都会支撑中国5%的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全球来看，中国新兴市场和亚洲国家将仍然是对世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所以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对全世界和对中国都是有益的。但是在此之前我希望各个国家都能够精诚合作，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蔡昉谈创造性破坏：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允许市场主体言败
过剩产能是应该被淘汰的，传统技术是应该被替代的，企业也应该被允许退出和死亡，甚至过时的岗位也应该消除、淘汰掉。唯独人要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保护。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创造性破坏的题中应有之义，能够为创造性破坏保驾护航。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以下为蔡昉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讨论创新要素的全球流动有一个关键词，创新，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如何让创新成为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没有人定义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包括科技的发明、创造、研究、开发，大多数技术创新都是指这些内容，这些是我们社会进步、生产力提高的基础。要想把这种基础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必须得变成第二个创新，就是我们经济学家意义上的创新，或者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内涵就是创造性破坏，外延可以有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应用、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原料、新的创新因素的引入等等内容，但我们关心的核心是它的机制，也就是创造性破坏。
我讲这些不仅是为了切合今天的主题，也是我在研究中国经济中比较关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负增长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基本消失，这时我们必须得靠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必须靠创新。如何让创新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就是最重要的。
这里有一个两难：我们讲创新的时候，绕不开政府介入问题，比如各个国家都会制定技术政策或产业政策。尽管过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主张这些，但大家都在做，说明它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也注意到，那些政府参与其中的事情，包括创新，是不能言败、不许失败的。这就没有创造性破坏，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这种情况下，科技发明也就不能转化成生产力，甚至会出现所谓的索洛悖论、生产力悖论，就是到处都是新技术，但生产力却没有提高。
解决方案就是调整制度安排。
当我们讲到战略目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研究开发、应用时，每一个都应该匹配不同的机制，政府、企业和市场在其中各司其职，区别开来，不能越俎代庖。有些是可以不言败的，比如我们的战略目标，因为最终要通过创新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不能让它失败，它是统领性的。但我们在推动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具体事务、具体项目，甚至在科研项目应用的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因为这个失败是客观因素，没有失败也就没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不言败这一特权赋予任何具体部门或单位，更不能把这一特权赋予市场主体。一个市场主体如果具有了可以不承认失败的权力，其实就是垄断，就会死而不僵，成为“僵尸企业”。因此对市场和具体执行者来说，都应该允许失败。而且，不言败本身就不是我们产业政策、扶持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有句话叫“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也就是说要创新就是要拥抱创造性破坏，过剩产能是应该被淘汰的，传统的技术是应该被替代的，企业也应该被允许退出和死亡，甚至过时的岗位也可以消除掉、淘汰掉。唯独人要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保护，一旦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保护就不要在微观上以保护为借口而不言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创造性破坏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为创造性破坏保驾护航的。
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需要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永恒的课题，需要不断探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也要有不同的作为。因此，我们讨论的创新在其过程中市场、政府起着什么作用，其实更为复杂，我们的讨论更多的是有益于解决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提高生产力。
格奥尔基耶娃：2023年经济增长低于3%，中国贡献率将达三分之一
2023年依然充满挑战，经济增长可能会低于3%，疫情、货币政策的收紧都在抑制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在强劲复苏，主要因为中国的家庭消费在恢复，经济活动也在恢复。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反弹，意味着对2023年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将达到甚至超过1/3，中国GDP每增长1%会拉动亚洲国家经济增长0.3%。中国的复苏现在非常地稳固，而且有非常强劲的动能。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以下为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3月26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能够线下参加今年的发展高层论坛，北京的蓝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我们都在期待的一个新开始，鲜花盛开，各种生物充满活力，给我们带来了乐观的情绪。但是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我们认为2023年依然充满挑战，而且经济增长可能会低于3%，疫情、货币政策的收紧都在抑制经济发展。即便2024年的展望会更好，但是2024年的经济增长也会低于过去十年3.8%的增长。现在通胀非常高，尤其是由地缘政治冲突和分裂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形成相互竞争的集团，而使得所有人变得更加贫困，也更加不安全。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意味着在中期经济展望依然是疲弱，而且金融稳定风险已经增加。在高负债水平情况下，以及经济从长期低利率转向高利率的转型过程，一定会带来通胀，同时也会带来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冲击。
最近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发生了危机，政策制定者快速采取行动遏制了金融风险传导，而各国央行也在增加美元流动性。这些行动部分地缓解了市场压力，但是不确定性依然很高，我们需要继续保持警惕。同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势态发展，并评估其对全球经济展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两周后，我们将发布我们新一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我们会关注一些最脆弱的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以及高负债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期望是消除贫困和饥饿，就像中国所取得的脱贫成就那样。但是，这些国家的努力现在遭遇了障碍。现在全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是在上升的，而我们必须遏制和翻转这种趋势，这不仅是为了惠及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对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也非常重要。
事实上，全球经济状况也不都是那么糟糕，还有一些国家展现出了经济发展活力，包括中国。中国的经济在强劲复苏，我们在1月份对中国的增长预测是5.2%，比2022年增长了0.2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家庭部门消费在恢复，经济活动也在恢复。这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球也同样重要，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反弹，意味着对2023年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将达到1/3，甚至超过1/3。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GDP每增长1%会拉动亚洲国家经济增长0.3%。中国的复苏现在非常地稳固，而且有非常强劲的动能。中国的政策也会继续推动中国向发达国家靠拢。
再给大家分享两个IMF的观察。在今年春天甚至以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再平衡，以及从过去的投资更多地转向消费，这样的趋势会更加持久，而且可以应对气候危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要扮演非常核心的角色，为居民部门提供失业保障，建立安全网。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市场化的改革，形成公平竞争，让国民两个部门都能进行平等竞争，同时鼓励创新，通过创新大幅提升生产力水平。如果以上两方面能同时施策，我们预计，到2027年，中国的GDP水平将提升2.5个点，2037年是18个点。所以，增长会更加高质量、更加包容，同时它也能够去帮助抵消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矛盾，让经济发展更加均衡。
第二个机会，也就是绿色增长。中国已经确立了“双碳”目标，这是在长期发展以及减碳方面非常务实的目标表态。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见证了气候事件，比如去年的干旱导致用电荒，在拉高电力成本的同时，对经济增长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如果气候变暖不能及时遏制，会导致中国GDP增长放缓，预计到2030年0.5-3个百分点。我相信，减碳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实现气候变化应对目标，因为很多碳排放都是来自于发电部门，所以转向消费拉动增长，可以去更好地缓解能源安全压力，让发展更加绿色。
我们的研究也显示，这样的再平衡可以让二氧化碳排放减排在未来30年下降15%。这样的减排力度可以为全球带来好处，助力同期全球减排达到3.5%。于此同时，我相信减排对环境也是有益，能够提升空气质量，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回到我最开始讲到的鲜花情景，我们经常用鲜花来比喻友谊、同行以及团结，特别是在紧张困难时期的一种团结精神。我相信在目前关口，更需要团结的精神，基金组织的作用是让我们的会员国能够团结在一起，共同解决全球挑战。
在全球减贫，增加经济增长韧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帮助一些高债务国家减债中，中国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未来的几个月、几年里，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支持脆弱国家，这部分工作在未来几个月会极为关键，我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解决世界最具挑战性的难题。我们必须克服碎片化的趋势，需要通过有意义的合作来推进。
一年之际在于春，春天已经到来，我们希望今年通过好的规划，能够实现丰收。
郑永年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夯实基础科研与制度化开放
无论是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如何逃避中等技术陷阱。必须具有一大批能够从事基础科研的大学跟机构，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以及为基础科研与应用技术转化提供金融支持。同时，还要推进规制、规则、标准、管理的制度化开放。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
以下为郑永年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前几年讨论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现在讨论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无论是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如何逃避中等技术陷阱。在前几次论坛上，苗圩部长曾提出，无论从价值链、供应链还是产业链，我国都处于中等技术水平。如今，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对我们“卡脖子”，搞系统脱钩，更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我认为三大经济区，包括成渝要分工合作。
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梳理，我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这个经济体或社会必须具有一大批能够从事基础科研的大学跟机构。二是必须具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这里的企业既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三是必须拥有支撑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这三个条件，就很难发展。
当然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贸易）也很重要，但如果从高质量发展来说，还可以改进。目前我们经济体量很大了，任何一块都已经拉不动，很难形成经济支柱。包括房地产和贸易。今年贸易一直在下降，东南沿海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已经饱和，如果继续按以往的方式投资会造成大量无效投资，参照邻国日本的经验，过度投资会造成浪费。
我们所谓的高质量发展不是追求单纯的GDP，因为GDP发展不见得可以带来国民财富，如果是无效投资，虽然GDP会增长但国民财富反而会减少。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可以增进国民财富的GDP增长，就这个角度，科学技术就非常重要。不论从欧美发达国家来看，还是从亚洲四小龙来看，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科技都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判断邓小平先生早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中国如何实现呢？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环境非常重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二十大特别强调的规制、规则、标准、管理的制度化开放。
中国这几年一直在强调内循环，但为什么循环不起来呢？我曾经跟浙江商务代表团去西北内地省份访问，发现两个省之间的谈判甚至比两个国家的谈判还艰难，行政阻隔非常厉害。
京津冀这几年融合地非常好，尤其十八大以后。但这是因为总书记亲自在抓，尤其是环保方面，总书记一直在跟踪，如果没有总书记直接抓，京津冀也很难达到今天的融合。长三角三省一市也做得不错，现在的总理李强原来在上海当书记时，就狠抓这一块，很多跨省统筹都做起来了。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省内9个城市的统筹都还没有做到。
二十大报告从规则、归置、标准、管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科教、科创做了大篇幅的论述，对乡村振兴也做了详细论述，其实都已经回答了什么叫高质量，以及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在问题是，需要把中央政策从纸面上落实到地面上。
刘世锦谈绿色转型：创新型碳替减方案及措施
创新型碳替减，就是碳的替代减少，也就是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能够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减少或者抵消的碳排放量。有两个具体措施。一个是要形成全方位支持绿色创新的碳替减市场，二是对高碳部分进行征税。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以下为刘世锦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这一节我们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我想讲一个理念、一个概念和两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应对气候变化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通过创新打破新的发展约束条件。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长期是非常缓慢的，但工业革命时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主要是由若干次大的技术创新所拉动的，是创新打破了原有的发展条件的约束，拓展了新的增长空间。
但是，以往的发展约束条件通常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短缺。但是，气候变化对发展的不利条件是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经由传播讨论逐步形成社会共识，并进一步通过公共政策成为发展约束条件的。这个约束条件改变了资源原有的配置格局，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技术变革一样，打破这种约束需要刺激新的重大创新，简单说，我们需要假设化石能源已经枯竭，进而找到新的可替代清洁能源。
当然，这个创新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尤其在初期会面临成本过高的压力。比尔·盖茨提到了绿色溢价的概念，他对绿色溢价的降低很不乐观，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也不太乐观，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旦创新进入可持续的轨道，成本下降可以相当快，而且随着竞争的加剧，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带动产品的绿色溢价由正转负，这方面典型的案例就是光伏发电。
十多年前，光伏发电与燃煤发电的竞争还不可想象，但现在，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下降了80%到90%，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本，其他清洁能源也正在呈现出类似趋势。通过这些创新实例，可以让我们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充满信心，但这个信心不是空的，关键是要尽早启动各个相关领域的创新进程，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目前我们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度不够，缺少激励机制。因此，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创新型碳替减，就是碳的替代减少，将依托低碳、零碳相对减少的碳排放称之为替代性减碳，也就是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能够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减少或者抵消的碳排放量。
举个例子，如果用煤炭发电，每千瓦时的碳排放量约为1000g，而光能的碳排放量约为30g，风能是10g。也就是说，如果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者风能发电，碳排放量将减少97%和99%，这部分我们把它称为碳替减，在减碳的同时实现了增长，一方面经济在增长，能源也是在增长的，但是同时碳排放是在下降的。直接来看，可以把每度电的碳排放强度在下降，长期来看，整个碳排放的绝对量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碳排放双控，如何由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
关于如何在制度和政策上促进此类创新，有两个具体措施。
一个是要形成全方位支持绿色创新的碳替减市场。这个市场应该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包括类似绿电的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碳替减的产品。比如像绿氢炼钢，当然也可以包括传统的碳汇产品。由于碳替减市场一步到位比较难，可以先在各个地方试点碳资产池或者绿碳银行，逐步推动创新型碳替减的核算和交易。每个地方也可以先独立操作，内部认证，类似于地方粮票。
二是用碳税，对高碳部分进行征税。现在碳税每吨大概50元，地方政府在对新能源减税同时加征碳税，总税收并没有减少，但能督促高碳部分认真节能减排，因为碳税征收会拉高成本，而对新能源部分，则能激发积极性。这种新机制一旦形成，不仅当地企业会主动节能减排，还能吸引外地企业。而且，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推动这种机制，不一定要上级批准，可以自己先创新。
以上两个措施，在市级范围内就可以实行，甚至开发区内就能实行。中国的创新还需要地方先行先试，成功后就可以全国推广，这是过去我们的成功经验，绿色转型也得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问答环节：
主持人：刚才您在报告中讲了特别重要的观点，关系减排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替代的过程。所以，提出碳替代减排的战略性构思。您刚才讲了，要实现替代性碳减排，我们目前实行的政策还不够新，还停留在原来的基础层面，所以要有政策性创新。请问刘先生，您认为目前在哪些地方开展试点比较好，能够有利于实行新的政策？这些政策重心应放在哪些方面，优先解决哪些问题？
刘世锦：刚才温枢刚总讲到，华能集团每度电的碳排放已明显下降，尤其引入新能源后，电力生产量在增加，同时碳的排放强度在下降。这其实就是碳递减。但如何把它变成政策呢？我建议温总或者类似企业可以做一个试验，在企业内部做核算体系改革，对能源部分适当加大成本，比如发奖金时少发一点，给新能源部分多发一点，这样一来就会做出很大的激励。刘鹤副总理经常讲 “中央是顶层设计”，中央指了一个方向，就是得搞节能减排，但具体到企业层面，特别需要创新，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创新机会。
同样的思路，也可以放在地方上，做一个能源绿色转型规划，即在新增能源部分尽可能采用新技术，同时对老的能源部分逐步减碳。一定不要因为节能减排和“能耗双控”影响了地方经济增长，这个不符合我们的发展思路。事实上，在GDP增长的同时，能耗、能源也可以增长，但碳排放的强度和总量必须是下降的。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有一个20年、30年的绿色转型规划，推动绿色转型平稳实现，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讲的绿色的这一部分新的部分，它本身就构成了新的GDP。换句话说，绿色转型和经济增长不矛盾，而且会成为新的动力，这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李扬谈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在资产和债务之间进行调换
中国地方政府过去的还债来源，一方面是靠投资收入，另外一方面是靠卖地收入，而出售土地的收入是和房地产市场连在一起的。现在房地产市场状况不好，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是下一步我们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如果要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只需在资产和债务之间进行调换，在资产方面做一些工作。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以下为李扬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经过三年疫情，大家重新面对世界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变了，变得很陌生。但是有一些情况依然存在，其中之一就是债务问题更加严重了。
从二战以来，世界经历过四次全球债务危机，第四次债务危机从本世纪初开始，它和前三次债务危机最大的不同就是主要债务国是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大家知道，前面三次债务危机都是新兴经济体出现借债、外债危机，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出手去救助。而这次危机，美国是主要债务人，欧洲很多国家也是重要的债务人。
在本世纪初，很多会议都在讨论“全球的失衡”，失衡一方面说的是实体经济的失衡，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不断提高，另外一面说的是美国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也是不断提高。这20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失衡之中度过，并且一直在寻找再平衡之路。
但是2021年之后，这一轮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虽然说美国有大量债务，但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造成的危险是不太大。耶伦在被提名为美国财长在众议院坐阵时曾说，议员们喜欢谈谈债务的上限，但全面看的话应当看两个问题，第一，发债干什么？对美国经济促进程度如何？第二，债务可否持续？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不是没有提高，如果没有提高，而且发债对美国经济有正向影响，这就是好的。应当说在2021年之前，美国经济是按照耶伦所判断的状况在运行的。而且将近20年里，美国政府市场的债务也已经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来源，如果这个市场稍微有一点萎缩，全世界都会感觉到流动性紧缩。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件，就是LIBOR的改革，大家知道全球利率定价体系的变革也在2021年开始转向了美国政府债务市场，应当说走得还很顺利。但是2021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冲突，由于通货膨胀上升，而大家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它的原因，因此也找不到最合适的应对方法，于是就拿起了老的武器库，就是加息。剧烈加息之后这个格局就变了，以至于有了硅谷银行的倒闭，有了签名银行的关闭等等，而且接下来多米诺骨牌到底能滚到哪里，现在还无从判断。
债务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方面、一个国家能够完成的，需要合作。我们感觉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更需要宏观政策的协调。非常遗憾的是，我能看得到现在有些国家总是要脱轨，我们都应当克服这种情况。
中国债务也到了一定的程度，去年年末是60万亿。当然我们的问题，中央政府的债务问题不太大，但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是问题，而且特别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过去的还债来源，一方面是靠投资收入，另外一方面是靠卖地收入，而出售土地的收入是和房地产市场连在一起的。现在房地产市场状况不好，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是下一步我们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最后一点，我所在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这些年来致力于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们要看我们有怎样的负债、看这些负债做了什么、形成了怎样的资产，最后要看资产负债是不是平衡，我们的结果显示中国的负债确实是在上升，但是没有上升到外界说的这样一种非常危险的程度。我们的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都在国际的安全线内。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政府资产的规模，以及占GDP的比重都是越来越高的，于是就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要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只需在资产和债务之间进行调换，在资产方面做一些工作。因此，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我认为不会被债务所困扰，按照现在的计划能够顺利实现我们的增长目标。
白重恩：提升监管能力，是实现增长潜力的关键
民营经济投资占比越来越小，增速越来越慢，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投资受到了政府规制的影响。如果规制过于严格，不能给投资者、企业比较稳定的预期，其投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以下为白重恩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去年中国的投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快于GDP的，但民营企业增速是大大慢于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的。要让投资能够可持续，能够对经济产生可持续的正面影响，需要不断提高投资效率。如果说民营经济投资占比越来越小，增速越来越慢，就可能对于投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投资受到了政府规制的影响。“规制”（regulation）听上去有点学术，也有人称之为监管或者管制。
以目前最有发展前景的投资方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为例，都受到规制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管是智能技术还是数字技术，都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边际成本低，固定成本高。换句话说，ChatGPT软件的开发和训练模型成本很高，但每增加一个用户带来的成本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通吃效应，即少数企业成为市场主导者。我认为，这在数字智能领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追求效率也必须是这样。
既然有了通吃效应，就会形成大规模企业，一旦企业规模大了，一定会受到规制的影响。如果经济中通吃效应越来越重要，规制对于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规制对于投资的影响也就越来越重要。企业大了，有规制的原因，可以有垄断的能力，我们要管理它，让它不要采取垄断的行为，一旦企业太大了，其系统性影响也会比较大，就会带来一些收入分配等问题。这几年的数字平台监管问题，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管制过于严格，企业在投资时候就会担心，一旦成功就会被管制。因此，如果没有给投资者、企业比较稳定的预期，其投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另外一个是绿色转型，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我们要做大量投资。绿色转型有四个不同角色，源网荷储。源是发电企业，电源；网是电网；荷是负荷侧，使用电力的企业；储是储电企业。源方面，发电装机容量，尤其是绿色发电，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增长非常快，所以这不是一个瓶颈，我们有很多办法，很多企业也都在非常积极地参与。
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绿色发电装机容量很高，但使用率并不高，消纳能力也比较低。换句话说，我们建了很多风电、光电电厂，但是它们的发电时间不够长，究其原因，是新能源发电不稳定，需要储电调配。这就需要“负荷法”做出响应，在新能源发电多的时候多用，在新能源发电少的时候少用。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市场力量引导企业，一方面要想引导使用者对不同时期的电力供给波动做出响应，需要有价格机制引导，另一方面，要想鼓励企业投资储能，就需要有价格机制进行引导。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现在的发电源比较多，使用的负荷方也比较复杂，需要统一各方需求，而这个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电网有没有能力把不同人的决策综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稳定平衡的供需市场。这个价格机制不同以往，没有稳定的价格，是不同时间不同价格，这就需要有有可预期的价格机制，只有可以预期，企业才会愿意投资储能。但这又是受规制的，除了电价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企业发的电要上网，也是受到严格监管的。
现在，我们的监管还有很大改善空间。过去的监管相对简单，因为主要是稳定的电源，稳定的使用，电网在其中只起定价作用，但是现在电网变得如此复杂，我们的监管能力能不能跟得上，我们的监管体制能不能跟得上，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不论是要扩大内需，还是要促进更高效的投资，我们的监管能力、监管方式都要有很大的改善。
王一鸣：扩大内需的四个关键
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也是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的途径。
首先，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其次，要以改善预期为重要前提。三是要放松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限制性措施。四是要以改革创新激活潜在的消费需求。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以下为王一鸣在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复苏的轨道，多项指标反弹回升，经济基本面明显转暖。与此同时，经济恢复仍然不平衡，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并且呈现一些新的结构性特征。
首先，消费回升的动力仍然不强，消费受疫情的冲击影响最大，去年的零售总额再次转负，全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到32.8%，与疫情前5年平均接近60%的贡献率相比下降幅度是比较大的。今年以来，特别是春节期间服务类消费明显反弹，旅游、餐饮、交通、住宿明显反弹。但是耐用消费品，汽车、家用电器之类的消费仍然不够强劲，所以居民消费的信心仍然受到收入增长和消费预期的影响。
二是消费的恢复受到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制约，3年疫情反复冲击，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损比较严重，消费更趋谨慎，储蓄意愿普遍增强，今年前两个月住户存款仍然增加了近7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消费的持续恢复仍然有赖于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三是人口负增长的因素开始显现。去年中国人口净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减少和老龄化加快，在中长期将对消费形成一个常态化的制约，这种长期趋势与疫情后消费预期转弱的短期因素相互叠加，对扩大消费形成新的压力和挑战。
四是外需萎缩进一步增大了扩内需的压力。受全球经济低迷，美欧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的出口下行压力持续在增大。同时，一些国家在推动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外贸出口不仅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更长期的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疫情期间，明显好于预期的出口的增长，今年大概率将明显地回落。净的出口对经济增长或许会形成一定的拖累。
在外部需求明显减弱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就有可能增大产能过剩和通缩的压力。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的CPI和PPI明显走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压力。所以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也是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的途径。
首先，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从1998年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政策重点多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扩大消费的手段和政策工具相对比较有限。随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收窄和边际效率的下降，扩大消费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完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其次，扩大内需要以改善预期为重要前提。只有改善预期，提振信心，居民的消费潜能才会释放，企业扩大投资的热情也才会激活，社会创新创造的活力也才会迸发，外资也才会看好中国市场。所以要抓住经济加快恢复的窗口期，切实回应市场关切，通过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来提振市场信心，让过去3年被疫情抑制的内需的潜能能够充分迸发出来。
三是放松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限制性措施。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而且成长性最强的中高收入群体，这部分人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的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的主力军，也是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扩大消费应该说支撑作用最强。因此，需要松绑住房领域的限购措施，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松绑大城市的汽车限购措施，通过扩大城市路网来缓解拥堵压力，增加教育、医疗中高端的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四是要以改革创新激活潜在的消费需求。一个很大的潜力就是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已经占到4.6亿城镇就业人员的近65%。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和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仍然还受到限制。根据OECD的研究，3亿人按照城市居民一样消费的话，人均消费支出会增加30%，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潜力。所以要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通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来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
总之，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有效改善市场预期，通过改革创新，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性障碍，激活潜在消费需求，将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经济增长潜力，推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并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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