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鲁迅之间的故事

  绍兴素称“文物之邦”,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名流荟萃,如群星灿烂。绍兴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和科学家。毛泽东同志对绍兴的人才有很高的评价:“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人诗囊。”

  

  绍兴确是名士之乡,据绍兴市志统计,从禹至明、清,绍兴名人已逾二千人。古代绍兴虽名人辈出,但未形成庞大的人才群。只有到了近代,绍兴才人才群起,举国称雄,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中外知名志士仁人和专家学者:葛云飞、汤震、蔡元培、鲁迅、陶成章、徐锡麟、秋瑾、许寿裳、周作人、竺可桢、马寅初、马一浮、马孝众、陶孟和、邵力子、周恩来、马叙伦、杜亚泉、蒋梦麟、陈仪、周建人、范文澜、陶行知、朱自清(祖籍绍兴,自称绍兴人)、孙越崎、俞大絪、陈建功、陈半丁、经亨颐、夏丏尊、刘大白、平步青、俞秀松、王一飞、梁柏台、张秋人、何赤华、叶天底等一批一流人才。至于其他人才为数更多,不胜枚举。

  

  近代绍兴人才群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的条件,也有内部的条件,但其中一个特殊原因,是绍兴出了近代绍兴人才群的核心“人世楷模”蔡元培。蔡元培在其人才观指导下,奖掖后进,扶植青年不遗余力;知人善任,广聚人才,同心合力,指引同犁并和他们生死与共,近代绍兴一批又一批知名的人才群中,大都与蔡元培有师承、同事、战友、同乡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称“先生北上,人才北聚;先生南下,人才南聚”。其人才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名列全国前茅。这种现象可谓人才学中的“蔡元培现象”。

  蔡元培和鲁迅相知于革命潮流的漩涡中。1902年,为追求真理,拯救祖国危亡,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当时的东京,是革命派在海外的活动中心,而蔡元培所在的上海,则是国内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日俄战争爆发后,国内的人们由于痛恨沙俄长期侵占我国的东北,对刚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天真的幻想。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也发表了一些扞击沙俄,偏袒日本的错误言论,鲁迅对此深表不满,其时,同学沈瓞民正要回国,鲁迅写信托他带回面呈蔡元培。他在信中坦率地向蔡元培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蔡元培见信后对鲁迅的远见卓识和坦诚相见十分欣佩,欣然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改变了这种错误的看法。

  1904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不久,鲁迅也加入了光复会。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与在日本留学的从弟蔡谷卿通信,谈起了他学德语很困难之事。蔡谷卿把这一情况同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说了,鲁迅建议他“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鲁迅还把在日本印行的第一部译作《域外小说集》托蔡谷卿给蔡元培寄去,这是蔡元培最早读到的鲁迅著译。

  

  鲁迅与蔡元培的交往,从1912年蔡元培接受许寿裳的推荐,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起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长达24年。其间虽因政治立场和观点的有所不同而一度冷落,但从总体上看,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仅《鲁迅日记》中,记载蔡元培的就有50多处,两人的书信往来更是不计其数,足见关系之深。

  就鲁迅而言,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由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使鲁迅跳出“越中棘地”到达南京。三个月后,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出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在鲁迅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鲁迅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天地。鲁迅到教育部后,积极支持蔡元培的进步主张,两人志同道合,在携手实施新的教育方法中频添战斗友谊。蔡元培辞职后,鲁迅和许寿裳等人一起为蔡先生饯别。1916年11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曾回绍兴小住,鲁迅南返绍兴探亲后立即前往笔飞弄蔡宅拜访。因蔡正往杭州而未遇。第二年1月7日夜鲁迅返京,1月10日即去拜访阔别4年的蔡先生。

  

  从1917年至1923年初,即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鲁迅与蔡元培之间互相通信、走访,互赠碑刻拓片,交往颇为频繁。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就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后又聘请鲁迅担任北大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蔡元培曾经说过:“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其时鲁迅热衷于搜集秦汉瓦当各碑林石刻的拓片,蔡元培就帮助鲁迅搜集,鲁迅也把搜集到的有特色的碑拓送给蔡元培,这在《鲁迅日记》和两人的书信中均有记录。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领导之功不可没。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文人林琴南跳出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蔡元培,在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鲁迅旗帜鲜明地支持蔡元培,并且挥戈上阵,以其独具一格的“随感录”狠狠回击了林琴南等人对蔡先生的攻击。

  

  鲁迅对蔡元培一向很尊重,每次写信抬头必称“先生”,落款必署“周树人谨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写《鲁迅评传》时,称鲁迅为“教育总长的朋友”,鲁迅立即纠正说:“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1927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他不愿意再去教书,许寿裳无意中对蔡先生言及,蔡先生便默默记在心里。鲁迅一时不理解,在致川岛(章廷谦)的信中,对蔡公颇有微词……不久,鲁迅就收到了大学院要他当挂名著作员的聘书,并月薪3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使鲁迅免除了生活之忧。这笔薪水一直拿到1931年,其时大学院已归别人管辖,蔡先生已经无能为力。1932年3月2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写道:“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四五年间,两人的关系一度趋冷。但随着抗战局面的形成和蔡元培政治立场的转变,两人的关系立即升温,这从1933年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蔡元培送给鲁迅的两首七绝中可以看出。此后两人多次往来,亲密无间到可以无话不说的地步。鲁迅去世后,蔡元培是治丧委员会的领衔者,主持了对鲁迅后事的处理,并为出版《鲁迅全集》竭尽全力。在为第一部《鲁迅全集》作序时,蔡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正如郭沫若所说:“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首推蔡元培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