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中学始末
作者：檀凤栖 刘子芬
在抗日战争初期，晋察冀边区为了培养抗日干部，曾在五台县境内创办了山西保安一区民族革命中学(简称民中)，后因阎锡山派人接管，被迫停办。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我区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一)民中的前身
一九三八年七月份，晋察冀边区政府驻于五台县射虎川台麓寺时，在五台县南坪村创建了“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招生三百余人，分普通班、师训班。因当时国共合作，绥晋公署主任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任校长，晋察冀边区主任宋邵文任副校长，实际上学校工作是由我党领导的。当时，教员有邢道山（定襄人》等。学生有李廷章《崞县唐湾村人)、杨林帜(崞县宏道镇人，现属定赛县》等。
开学仅两个月，因日寇大举进攻晋察边区，学校于九月份被迫停办，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元路费，疏散回家，让学生待形势稳定，听候复校。
于同年十一月份，当时晋察冀边区牺盟中心区和察晋一专署，又在五台县三区陡寺村创办了“民族革命干部训练班”，由牺盟中心区秘书戴新民（女，东北人，晋察冀边区主任宋邵文的爱人)负责。教员有范黎(上海人)、潘珍序( 女，苏州人），以及原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的部分教职员。学员一百二十人(女二十名)，有檀风栖(五台檀家沟人)、胡克齐(五台东峪村人)等。训练四个月，学习了两个多月后，校址又迁移到较安全的五台二区狐峪口村，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底结业（春节未放假）。学员都分配了工作，不少学员分配到新区开辟工作。
（二)民中发展变迁过程
“民族革命训练班”结业后，在原机构基础扩大了编制，着手创办“山西一区民族革命中学”。校址由狐峪口迁到五台二区候家庄。经过一月的准备，招生三百余名（ 女十四名)，包括原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的部分学生，如李廷章、杨树帆等。校长、副校长仍由阎锡山、宋邵文兼任。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临时开课，四月十五日举行开学典礼。会上宋副校长亲临致词，学生举行了公民誓约仪式。会后，三个队学生进行篮球、掷手榴弹等运动比赛。晚上，大众剧社和学生联合表演新剧，开学典礼甚为隆重。
开学后两个多月，因日寇大扫荡，学校转移到五台县、平山县、灵寿县交界地的中台山区（在河北省灵寿县境内）。师生分散在箱子窝、爬爬地等几个小村和寺庙里。中台山区四面群山环抱，沟壑纵横，户少人稀，坚持学习了一个月，由于阴雨连绵，交通阻隔，师生食宿遭到极大的困难，学校又转移到灵寿县漫山村。于“芦沟桥事变”二周年时，全体师生迁回五台县暂住一区马家庄村，刚开完纪念会，得悉日寇扫荡的消息，师生不得不连夜行军重返故地。行军途中路经平山县木厂村时，适值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有个叫徐炳武的同学（五台东冶镇人)，被洪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事后，晋察冀边区秘书长李杰庸及察晋行署一专署领导同志，亲赴木厂村，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对死者悼念。李杰庸同志哭得两眼通红，师生无不感动落泪。
在漫山村坚持了近两个月，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阎锡山为了争夺青少年，破坏我党培训抗日干部的计划，突然派来教职员二十余名，借口执行新的训练计划，接收学校，撤换全体教积员，这一无理举动，当即遗到全体学生坚决反对，全校掀起了“反顽接收”斗争。一方面全校学生两次电请阎、宋正副校长，表示挽留原全体教职员的决心，要求收回成命。（当时，晋察冀边区《抗敌报》曾报导过此消息，原文附后)。另一方面学生门组成“反接收请愿团”，由学校民族革命救亡室主任郭延州(学生〉率领，行军百余里，到一专署所在地五台县砖庙村向宋副校请愿，沿途向干部、群众宣讲学生们的正义要求，揭露阎锡山的接收阴谋。请愿团的同学们边走边编了一首“请愿进行曲”的歌子，用当时流行的“大刀进行曲”歌谱，歌词是；“大队向专员公署门口挺进！请愿团的同志们，我们要面见副校长，我们的要求有四条：坚决挽留我们的康主任，坚决挽留我们的教职员，坚决反对无理接收，呈请校长，收回成命。大队向专员公署门口挺进！进！”宋副校长接见时，学生们把歌词当面唱给他听。宋副校长表示了接收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当时阎锡山派来的“精建会”“敌工团”及接收学校的人，就住在离砖庙村二、三里的三角城、桃花界，他们听说民中学生请愿来了，吓得不敢露面。请愿团往返沿途，受到晋东北所有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的鼓励和赞动。东北各界在纪念“九一八”大会上，数千群众的代表当场通过给阎司令长官的电报，要求收回成命。但阎锡山漠视群众的要求，一意孤行，最后学生被迫解散。坚持了半年多的民中，就此半途夭折了。
（三）组织祝构、校纪校风
民中的性质不同于普通中学，是专门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仿照部队编制，师生都按供给制待遇。学校发给学生每人一套灰色单军装（包括背带、军帽），每人颁发一把大砍刀，三个晋造“手榴弹”。要求学生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学习战斗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校长、副校长都是名誉职务，实际主持校务工作的是担任校务处主任的康瑞华（五台县张家庄人)。学校设有秘密中国共产党支部，康瑞华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半年中发展党员百余人）。全校教职员十九人，学校除设教务处外，还设政训处，总队部、总务处。政训处负责学生政治业务培训，政训处主任朱江（又名兰天，广东人)。总队部专管学生军事训练、生活管理。总队部主任来秉明（五台唐家庄人），总队部以下设三个中队，一、二中队为普通班，每队百余人，三中队为干训斑，约六十余人。每一中队设专职中队长、指导员各一人。一中队长田野(又名田志文、晋中人》，指导员李玉璋（四川人，毕业于陕北公学) ，二中队长周星五(河北人)，指导员李波(五台县红表村人，毕业于陕甘宁边区青训班)，三中队长柳江（代县阳明堡人），指导员刘志刚(女，河北省人）。每个中队下设二至三个区队，正副区队长由学些担任。每个区队下设了三至四个班，各设正副班长。总务处负责学生生活生产。主任刘洪飞(五台刘家庄人)，会计檀林昌（五台人），事务长范桐(晋中人)。
学校设有“民族革命救亡室”，是学生群众组织。室内挂有蒋介石、毛泽东、阎锡山、朱德的肖象，陈列有抗日宣传图书、报纸等资料，以及学生们的诗歌、散文和时事评论等创作。救亡室主任由学生郭廷州（定襄人)担任。下设宣传、文体、治安、生产等部，负责全校学生的有关活动，各部成员均由学生组成。
学生每到一地，和军队驻防一样，分散住在老乡家和寺庙里，严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并帮助群众做一些家务活，如担水、扫院等，给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学生日夜轮流站岗放哨，时间观念很强，以吹号为行动口号。早上起床，打好背包，跑步集合，爬山一小时。上课时，背上背包，带上木板和抄本，集中到野树林里上大课（当时叫露天抗日礼堂）。背包当凳子，木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遇有雨天就挤在大庙里上课，有借用小学教室。吃饭规定十五分钟，每晚开半小时生活检讨会。每星期至少有一次紧急结合，一般在午夜进行。一吹紧急结合号，在十五分钟内各班必须把学生全副武装带到指定点（背上背包、米袋、穿上军装、绑腿）。因部分教职是陕北公学毕业分配来的，他们把陕北公学的校风也带来了。
(四)教学情况及其它活动
干训班是短期培训，时间三个月，五月初开学，七月底结业。普通班未定修业年限，课程基本上是政治、军事两类，只是普通班规多增加了语文基础知识，政治识包话:近代革命史，社会发史、论持久战，大众哲学、民运工作等。由范黎、潘珍序、张仁辅（灵邱人)等讲授。这些课程，同学们很感兴趣，学习内容新鲜，道理深刻，说服力强，加之黎、潘二老师都是大学生，学识渊博，思想进步，讲投得法，同学们受到极大的教益和启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增加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正如民中的一些同学忆，当时的政治课对革命人生观的树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就在民中期间，范黎、潘珍序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初课程表上还有阎锡山所倡导的所谓《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由当时兰贵馨（崞县人）讲授，约讲了三、四次课，学生觉得枯燥无味，内容不伦不类，提出好多质疑，问得教师也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取消了这门课程，学校还设有日语课，由朱江授课，主要内容是对目军士兵喊话的宣传用语。
军事课一般按中队组织进行。中队干部都是军官出身，担任教练，课程有军事常识，列队训练，射击技术、匍匐前进、投弹技术、夜行军知识，利用地形地物作成训练，以及步兵操典训练，单兵训练和班、排、连散兵训练相结合等。有理论，有实践操作，有分散、有集中，要求基为严格。
除本校教师讲课外，上级领导如晋察冀边区主任宋邵文，农会主任杨新田、教育处长刘奠基等都作过形势报告。当时国民党大后方的名流，民国三十年代著名歌唱家陈波儿及民主人土李公朴曾先后来民中参观过，学校里曾组织师生大会欢迎。陈波儿还给同学们讲演，并当场唱了一支《在太行山上》的歌子，由教师朱江用口琴伴奏，气氛十分热烈。
大唱革命歌曲，是学校一项主要活动为容，不仅课程规定有音乐课(由朱江授课)，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唱歌，早上唱，晚上唱，会前唱，饭后唱，每周至少学一个新歌。经常组织歌诵比赛，嘹亮雄壮的歌声，震荡山谷，响彻云臂，更激发了同学们抗日救国的崇商感情。
学生们还自编自演小型话剧，定期出墙报、写标语，进行文娱宣传活动。
(五)生产、生活
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师生同甘共苦，同一供应标准。
每人每日一斤四两小米，一斤粗菜，三钱油、三钱盐、一斤柴，每月二斤小米的零用钱。为了解决物质困难，学生们自已制木筷、打草鞋、编草垫、做豆腐等，吃粮自已背、自己磨，烧柴自已打。在中台山区时，师生住牛棚、柴房，铺上篱芭席地而卧。经常因运不来粮挨饿，如有一天吃了早饭，到第二天晚上才弄来一袋玉米颗，来不及磨成面就煮着吃。环境就这样艰苦，同学们还是情绪正常，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是大家克服苦难的精神支柱。师生利用树皮制成挎包、草帽、坎肩，别有-一番生活情趣。
在春耕大忙季节，同学们组成了生产突击队，帮助候家庄群众，突击抢墒播种，深得群众好评，群众称民中的学生是“不吃饭的长工”。
(六)学生来源与归宿
民中的学生，基本上是晋东北一专区所属各县的。其中五台籍的占绝大多数，其次是崞县(同川学生就有七十多人)、定襄、忻县、繁峙、代县、灵邱、浑源、广灵、盂县、寿阳、阳曲等县的都有，也有少数河北省涞源、平山、阜平、曲阳、灵寿、唐县、建屏等县的。学生的来源，都是由当时民主县、区政府推荐动员的愿为抗日战争献身的优秀知识青年，不少学生是从敌占区逃来的。为了防止招生中混入敌伪奸细，报名者必须持有县、区以上机关证明。学生年龄、文化基础没有严格的限制，下至初小，上至大学程度的都有。高、初中生占绝大多数，年令最小的十二、三岁( 普通班），最大的三十来岁(如王得新）。干训班大部分学员是从在职干部中抽调的。
学校停办后，学生名义上是自行解散，实际上是战略转移。在我党组织的指引下，师生全部由河北灵寿漫山村转移到阜平县广安镇附近(广安为抗战建国学院所在地）的陈南庄听候分配。根据革命的需要，结合本人的自愿，大部分学生转到我党直接创办的 “抗战建国学院”（一部分又转到华北联大)。有少部分( 约二十余名) 年龄令较小的，选送到河北省平山县民族革命中学校继续学习习深造，留下五十名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抽调到河北省平山县王家庄创办干部训练班。后因其它原因，二十名学生转到五台县二区塔崖沟村筹建冀晋区第一中学，三十名学生与一些党政团体干部组成了“晋察翼边区政民工作队”，在五台县下乡工作，于同年十二月份分配了工作。
民中连同民族革命训练班的学生约计四百余人，都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工作，这些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建国以后，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少同志献山了宝贵的生命。如文中所提到的郭延州同学于一九四二年任忻县四区区委书记期问，被日寇包围在窖中，他拉响地雷跟敌人同归于尽。梁计存( 定襄季庄村人)，在一九四二任定襄公安局警卫队长时，在与日伪战斗中，虽众嘉悬殊，但沉着应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韩兴寿( 崞县南贾人)一九四一年任五台五区组织区委员时，在豆村附近被捕，被日冠关在水牢，严刑持打，他坚贞不屈， 被折磨而死。 再如阎景龙( 五台王村人)、张世盛( 与韩兴寿同乡)、范王茗(崞县同川人)、郝铜锁（同川人人），张荣鸿(五台人)，郑声明(河北阜平人）都牺牲得很壮烈。使我们活着的人，永远怀念他们!曾在五台民中学习过的刘健民、赵守湾同志在一九八四年回忆，当时陆续分配到五台县的三十五名民中同学，直至一九八四年为止，除个别人妥协外，仍在工作岗位的仅有五人了，其余都牺牲了。
岁月流逝已经五十年，现在健在民中同学们都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仅就我区原五台、崞县两县籍的部分民中同学的情况了解。担任过县、团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就有:
王治国(五台虎汉村人)，现任湖南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
何子健（原名郝熙，崞县上社人)，原任中央纪委政研室副主任。
白云飞( 五台人)，原任北京军区某空军副军长。
刘健民(五台河边村，现定襄)，原包头钢厂副书记。
刘隆贵(化名陈继，五台樊家坪人)，天律市建设银行行长。
李廷意（崞县唐湾村人)，现任山西省体委副主任。
续纯实(崞县西社人，现属定襄)，原山西省科委副主任。
安高峰( 五台人)，原山西省科学器材公司副书记。
赵守清，（女)五台东冶人，原山西省委档案局副局长。
张载根( 五台东冶人)，原太原大众机械厂厂长。
白晋山( 五台人)，原太原市电影公司副经理。
赵 清(女)崞县人，原忻州地区卫生学校党委书记。
附文:( 原载《抗敌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四版)
山西一区民中校务主任及一切教职员被撤换，全体学生两次电请收回成命
先后吁请正副校长 表示彼等挽留决心
边区青救会及晋东北各群众团体均予同情并声援
山西一专区民族革命中学，自创办以来，已五月间，成绩卓著。最近该校校务主任及一切教职员等，突被撤换，该校学生以康校务主任领导有方，诚为难得，多数教员亦非常负责，能与学生同甘苦，共生死，互相琢磨，锻炼自己。故当闻讯之余，感到大为惊讶，全体学生当即两度电呈阎司令长官(兼该校校长)吁请收回撤换康等之成命。盖以撤换后必将产生不良影响，与该校前途有关，该校学生并致边区政府宋主任(兼该校副校长)一请愿书，提出四项要求，坚决要求转请阎司令长官收回成命。此外，晋东北各群众困体对该校情形熟悉，以该校学生挽留康主任及一切教职员，请求甚为合理，均加以同情声援，边区青救会二次执委公闻讯，亦去函表示同情并声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