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日本办华文书院，上百个华人家庭抱团养娃，4年之后怎样了？
童书妈妈有个经典栏目叫【海外教育新知】，几年来我们报道了不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家庭的教育故事。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异国扎根，并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元的教育选择。
今天我们要报道的是一位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一所不一样的学校，名字叫做华文书院，这是一所很奇特的书院，有一个充满乡土气的大农场，给在日本的华人孩子做食育和农育，后来发现海外儿童“学习中文难”问题，于是开始教这些孩子中文，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几个月前，华文书院的副书院长，也是童书妈妈的老朋友可越老师告诉我们，经过4年的探索，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全新的适合海外华人的中文学习之道，融合了日本和中国的教育，很多有趣的发现，对国内孩子也适用！
一起来看看他们发现了什么、做了什么？
01
食育与农育
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底气
2012年，日本千叶市郊诞生了一个自然农园，占地8亩，名为“神农园”。一片略高于周围的农地，独特的名字，田间地头说的是中国话，大人小孩玩一些日本不曾见的游戏，这让它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带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神农园的创办者叫孙盛林，平日住在东京，周末驾车过来带着孩子们种地。
他说原本想的很简单，逐步清闲下来，退出工作状态，专心给日本首都圈的华人家庭提供一个儿童食育和农育的场所，但没想到的是种了五六年地，竟然种出了《大语文》这样一套华文教材和华文书院这样一个颇为另类的中文教育机构，迫使自己有悖初衷地重新忙碌起来，而且忙得不可开交。
儿时数度回山东农村老家的短暂生活，给他的童年涂上了美好的底色。放松下来，他希望给出生在日本的华人孩子们提供一个玩土捉虫的地方，结交身份背景相同的小朋友，在神农园里找到自己的中国根。
“节假日时日本的小朋友都有老家可回，咱们的孩子们不能光羡慕人家，也该有一个农村的老家吧。”为了合规租下农地，他还去千叶市农业委员会申请了“农业户口”。
2012年5月5日，十几家神农的后人一起来到荒废了多年的地里垦田，随后种下了五六公斤花生，过了几天，又种下3000棵红薯。虽然拒绝花费农药的必然结果是“草盛豆苗稀”，但这反而增进了大家参与的热度，雪球越滚越大，每逢春种秋收，都有上百人参加。
从播种、拔草到收获，孩子们用大概一年的时间，亲身感受一颗种子变成果实的全部过程，大家在地头品尝刚采摘的大地馈赠，这是最自然的味道，不但加深了对食物的了解，也激发了感恩之心。
大家还会在一起做游戏，非常热闹。孩子们带着跑累的身体和捉到的虫子回家，一上车就进入了梦乡。
孙盛林和孩子们在红薯地。
几年下来，神农园的有机嫩花生和红薯远近闻名，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的40马力“鲁中”拖拉机也成了网红，和无数的孩子纳入镜头，出现在爸爸妈妈的朋友圈或视频号中。
过海而来的40马力“鲁中”也成了神农园的网红拖拉机，是孩子们的最爱。
神农园的网红打卡地。
02
中文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父母无权替孩子放弃
数年下来，参加神农园采种活动的家庭超过了200个，有些家庭每年都会参加。早年父母干活时背在背上的小孩，如今都上了小学，大一点的孩子已成了初中生。
但是，仅仅做食育和农育，对这些孩子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有心人来说，神农园200个样本在统计学上就是有意义的“大数据”了。孙盛林观察到，孩子们的语言发展轨迹趋同而清晰：中文与日语随年龄此消彼长——两三岁时双语切换自如；五六岁时满嘴日文，你中文说他日文答；到了八九岁，甚至听不懂或讨厌中文了。
他觉得很心痛：“生在华人家庭的孩子，天然有掌握两个母语的可能。这不只是有可能成为他一生财富的问题，更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说得‘正式’一点儿，孩子们小没有‘维权’能力的阶段，做父母的只有保护的义务，无权替他放弃。”
孙盛林认为，问题主要不在于或多或少掌握一门语言，更重要的是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作为日本人长大成人当然可以，但有一天发现身边的日本人只认为你是中国人的时候，你能想象孩子内心会经历怎样的震荡与冲击？”
学好中文，孩子们的心灵就多了一个安放，未来就多了一个的选项。
原本准备帰耕南亩的人再三犹豫之下，选择了重新出山。
03
结合中文和日语的精髓
识字量能与国内孩子同步？
孙盛林不仅仅想要让孩子们学好日语，还要他们识字量能与国内孩子同步，这怎么能做到呢？
他说：教育三要——教材、教师、教法。从根抓起，先做教材。
日本的华文教育，从老华侨时代说起，历史120余年；从新华侨说起，周末补习教育也有30余年。然而所用教材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专为美国华人孩子研发的通用教材。“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孙盛林觉得，在日本华人社会进入百万的今天，华文教材的本土化已经刻不容缓了。
于是，经过组建研发团队，打磨数年，在日华人的部分儿童开始用上了只在日本用的专属教材、结合了数十名中日专家学者智慧的《大语文》。
《大语文》分初级、中级、高级共10册，已陆续出版8册。年内，日本第一套为华人的孩子们量身打造的中文系统教材将全部完成。
孙盛林对教材的要求是“中日融会贯通”，主打中文的学习，兼顾日文的提升。在对标中国教育大纲的同时，留意日本小学各科目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构建跨两国文化的教育观。
国内孩子耳熟能详的《小蝌蚪找妈妈》《狐假虎威》《猴王出世》《红楼春趣》《草船借箭》《将相和》都被收录在《大语文》中。
《大语文》中也加入了日本的俳句。
大幅度提升了海外中文学习的标准，设定“中国小学同等识字量”3000字水平。
考虑在日华二代较为普遍的小升初备考，学制压缩了一年时间，全套书用五年学完。
形式上加强绘本性和趣味性，图文并茂地帮助小学生们理解他们不熟悉的场景和语境。
教材内文，设计精美。
04
延迟拼音学习
小班制、抱团学习
《大语文》的学习对象限定为在日华人儿童，与传统海外中文教育一本书或一个小程序“通吃”全世界相比，从内容到形式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日本特色。学习标准提升为与国内取齐，更要解决学习的效率问题。这些在日本，都属于华文教育界的首次挑战。于是，作为《大语文》的实验学校，2019年春天，“华文书院”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学校，“不得不”做出许多独创性的尝试。
首先，在日本华文教育界率先采用线上教学，让有需求的家庭和孩子免于地域限制。
其次，中日文兼顾学习，从文本到方法全都从头开始编制。
推出小班编制，但绝不做“一对一”。华文书院的理念是“教语文不止于语文”，同学的重要性、师生的紧密关系等与内容学习同等看重，让在日华人儿童结伴而学，建立族群意识，结交一生守望交往的朋友。
提高上课频率，缩短上课时间。每周从一般流行的一次两个课时改为两次各一个课时，为此付出高于平常六倍的师资代价也在所不惜。
延迟拼音学习开始年级
，先抓识字断文，掌握一定文字后再学拼音，避免早期“拼音依赖”不记汉字，以及中英日字母混乱等。这一点很有创新性，我们采访过的一些国内的创新学校也延迟了拼音的学习时间，有的到了三年级才开始学。
华文书院孩子作品。
招募“会学习”的老师，如今的近70名老师中，名校、高学历者占据很大的比例，希望能够把学习方法、思维训练传导给学生。
华文学院的老师们。
相对省事儿的“循规蹈矩”，华文书院选择了“不厌其烦”。重新审视全部教学过程，不放过每一个有可能改善的细节。华文书院很看重神农园的社区DNA，力图发掘老师与学生、家庭与学校、家长之间互助互动的力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形成可持续的共同教育、随时教育，辅助孩子们共同成长。
05
既不自卑也不自傲
让孩子成为心中有“大爱”的人
3年前，小静把5岁的女儿送进了华文书院。小静在意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她认为女儿也要拥有这样的底蕴，所以她从小就给女儿读中文绘本，在家全部说中文。听了华文书院的说明会，她感受到了一种“情怀”，立即做出来选择。
一转眼女儿已经学了3年。最让小静惊喜的是，孩子对中文的兴趣与热爱被唤醒了，女儿越来越喜欢中文了，最近还迷上了中国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自豪感。女儿也从不忌讳在公开场合和她说中文。班里的一个日本小孩要跟随家人去北京读书了，女儿把华文书院的学习卡送给了他，还邀请他参加华文学院。
小静女儿创作的中文诗。
霍妈妈家的弟弟是1岁多时来的日本，很快进了保育园，也许是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两年多的时间里弟弟再也不说话了，一度被认为是自闭症儿童。老师给霍妈妈的建议是尽量给他输入单一语言，让他建立语言安全感。从那之后，霍妈妈日常会话都用日语，孩子到了3岁半再次开口时却只能说日语了。6岁时弟弟加入了华文书院，2个月后在公园里玩时，第一次张口说出了中文句子：“妈妈！小鸟在枝头歌”，洗澡时哼着中文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
华文学院的线下活动。
从最初拒说中文，到堂堂爱说中文，华文书院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孩子们。孙盛林说：“文化自信不是说教出来的，更不是强迫出来的，而是需要孩子们自发产生的。我们只提供材料，让孩子们自己去感受，得出自己的结论。”
《大语文》中有一课专门讲隐元的故事。隐元是明末临济宗的高僧，从福建东渡长崎，把西瓜、莲藕、茄子等食物、煎茶的喝法、雕版印刷、书法和音乐、医学等带到了日本。直到现代，日本皇室每隔50年都会为隐元禅师加封一个新的谥号。课下，老师们会组织孩子们来隐元开山的黄檗山万福寺参观。
《大语文》中的隐元故事。
类似的线下“读行会”活动还有祭孔，东京文京区有一座叫做“汤岛圣堂”的孔庙，由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于创建，在幕府时代即为全国最高级别的官学。日本近代以后以东京大学为首的数所国立大学、日本文部省、国立博物馆等均于此设立，也因此而成为日本近代学校教育的发祥地
观摩孔子像。
华文书院希望教育孩子们能成为心中有“大爱”的人，摆脱“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小我。“他们是生活在中日文化中的特殊群体，好则可以成为两国友好桥梁的中流砥柱，差也可能成为两边都不靠的问题孩子。做教育的，责任很重。”
06
结交一生的朋友
彼此支持、共同成长
创校进入第4个年头，华文书院从最初的3个班发展到了90个班，有了70个老师几百个学生。
参加日本的小升初考试，是孩子们中文学习道路上的一个关口。在有些热心教育的家庭，孩子们的学业忙到吃饭都要抢时间，但即使是这样，一些孩子宁愿减少其他兴趣班，也不愿暂停中文课，因为他不想和同学分开。时不时的线下聚会，家长们都会带着孩子们踊跃参加，来见同班的“网友”。父母自发组织的线下见面会越来越多，大人们在这边聊，孩子们在那边玩儿，一起读《大语文》的光景让邻桌的日本人看到都称赞不已。
孙盛林说起曾听到过一个华人孩子大学毕业后在网上留言要自杀的消息，心里十分难过，“这些年每每想起，总觉得如果这个孩子有可以倾诉的伙伴，或这个时候有小伙伴能够联系得上他，说得上话……”
因此，华文书院对于孙盛林来说是一个媒介，和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新闻媒体、做了10年多的神农园本质相同，他希望通过这个媒介，在日华人能够抱团取暖，共同成长，让生命的源头滋养更多孩子，让他们坚定、有爱、自信，无论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成为彼此的心灵支撑。
不久前，华文书院刚举办了一场面向华人家庭的“日本小学无小事”讲座，近600位家长参与，这样帮助华人解决问题的活动在不断策划中。还有神农园，按照季节，组织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活动。红薯节、花生节，参加的人络绎不绝，这里一直都是“孩子们的老家”。
“华人在日本上百万，已经是最大的族群。如果说有一件事大家应该共同去做的话，那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华文书院只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而已。家长中各种人才都有，孩子们需要什么，大家就商量着做些什么。辅助，守望，呵护，看着他们一起健健康康地成长，在同学中交下几个好朋友，成为一生的伙伴。”
由于长期远离汉语母文化，海外华人华侨家庭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孩子说不好中文、不会说中文、甚至抗拒中文。
你身边或许也有这样在海外的家人、朋友，时间长了，精神上的连接少了。一个同事告诉我们，她的表妹在美国多年，大学回来相聚时，说起小时候的事还是很亲密，她送了表妹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表妹尴尬地说：我不认识中文。这种尴尬不仅仅是准备了一份不适合的礼物，而是心灵上某种东西断裂了，很难弥补。
这几年我们也结识了不少读者朋友，对孩子在海外学中文的困难很焦虑，一方面中文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被重视，另外一方面也想要孩子们了解中华文化，拥有自我认同和民族自豪感，拥有心灵上的完整。为此，有些家长选择带孩子回国读两年书再回去；也有家长自己教，不过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更大，缺乏中文使用场景，力不从心。
所以，华文书院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学校在海外越来越多。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丰富深刻的智慧，学习中文，并不仅仅是掌握一门语言，而是让中华文化的精髓滋养孩子，为他们打下扎实的精神基础，未来他们不论在哪里，海外还是国内，都能够成为自尊、自爱、自信的拥有“中国灵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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