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衔将军单印章》读后感（十七）
《无衔将军单印章》（单小英著）一书，2021年4月刊行，2021年8月在公众号“浪花淘尽东逝水”上刊登连载。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上篇：听父亲说曾经的那些事儿》《下篇：与共和国一起经历》《结篇：父亲印象》《附录》《读书笔记》《怀念文章》，其中，上篇和下篇是作者对父亲往昔峥嵘岁月的记录；结篇是作者对父亲的深情追忆；附录是单印章老将军部分文章及讲话的辑录；读书笔记是单印章将军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选集》及斯大林《论反对派》所记录的点滴心得和深入思考；怀念文章则是由将军的战友、部下及家人所写的纪念文章。
作者对父亲有深厚的情感，她是父亲一生故事忠实的聆听者和记录者，“我从没写过传记，看过的传记也不多，写的过程就是跟着感觉走，围绕着父亲讲述的一段段“故事”，增加与之相关的背景资料，力求原汁原味地真实记录历史事实。文章无论写得如何，如父亲所说：“把我年轻时代这一点点光发出来了”。
作者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热忱撰写此书，她尝试通过父亲的人生历史还原一支军队的历史，正如她在前言中所写，“历史是人书写的，部队的历史是部队官兵们书写的。‘铁军’每一位官兵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看似普通实则不普通的经历汇合起来铸就了‘铁军’光荣而辉煌的历史。父亲是“铁军”这支部队中的一位老兵，他的经历是‘铁军’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也是‘铁军’辉煌历史的一位书写者。他的经历既是独特的，也具有代表性。每一位官兵在部队的位置、经历、个人的观察思考角度和体验都不尽相同，将他们的经历及在此经历中个人的感受和认知记录下来，不仅能使部队的历史更加全面丰富，而且使历史有血有肉，具体生动。”
《无衔将军单印章》
读后感言（十七）
姚苏南
（姚慕涛之子。姚慕涛：原武汉军区装甲兵副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重机枪手；解放战争时期，任职于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三七九团；解放海南岛战役时，任三七九团二营机炮连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
2021年6月下旬，在我即将由广州回武汉照顾年迈的父母之前，单印章伯伯的女儿单小英带了四本装帧精致的她为父亲作的传记《无衔将军单印章》给我。其中一本是赠送给我父亲姚慕涛的，另外三本是托我带回武汉，分别赠送给在武汉的379团及127师的老战友辛德成、王超二位叔叔和徐明阿姨（曹金魁夫人）。
拿到书后，我先睹为快，利用几个晚上将其仔细地阅读了一遍，顿感作者是饱含深情，倾其心血，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把将军既平凡而又伟大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通过描述和追忆，使读者切实地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有作为敢担当，正直善良，有勇有谋的高大形象展现在面前。尽管没有豪言壮语，亦无曲折惊险的情节，却引人入胜，牵动人心，的确令人高山仰止。我作为一个铁军的后代，阅读此书更是倍感亲切，激动不已。
单伯伯是铁军的老兵，更是我父亲最敬重的老首长。从1942年入伍后，我父亲就在单伯伯的领导下南北征战，冲锋陷阵。冰河铁马，雪白血红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大江南北，琼崖椰林回荡着他们的铮铮誓言。铁军鲜红的战旗上浸透着他们的鲜血与汗水。
从小我父亲就坚持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经常给我们讲铁军的战斗故事。同时也给我们介绍铁军的一些老首长不平凡的事迹。胡炳云、张万春、吴纯仁、郝盛旺、丁光辉、曹金魁、李平湘、杨光隆、单印章等首长的姓名我早已耳熟能详，记忆深刻。其中我到过杨伯伯的家，也见过单伯伯。
1971年4月我在北京当兵时，我父亲进京开会，期间他带我去红山口的军政大学看望过杨光隆副校长。杨伯伯是我父亲的老首长，1942年8月我父亲入伍到19团2营重机枪排当战士时，杨伯伯就是2营教导员。在分别20多年后再次见面，他们都很激动，吃晚饭时两人喝了差不多两瓶“五粮液”。
1986年的初夏，单伯伯进京出席会议，返程途中在武汉停留了几天，专门看望了在汉的几位老战友。期间单伯伯来过我家，与我父母热情见面，亲切交谈。当时我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脱产学习，正好也住在家里，所以见过单伯伯。我感到老人家平易近人，温文尔雅，和蔼可亲。那天晚上单伯伯与我父母是在干休所的小食堂共进晚餐的。送走单伯伯后我父亲很高兴，他对我说：单政委是个好首长，军政皆优，德才兼备。
2015年4月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就南下广州居住，给在此工作并定居的儿子家搞搞家务，带带孙子和孙女。行前我向父亲告别时，他对我说：找机会去看看单政委。带着老人的嘱托，我一直在努力的寻找机会。
2018年3月，在广州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的新春团拜会上，经胡海晓前辈的女儿胡琼云女士介绍，我认识了单伯伯的女儿单小英。我向小英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并提出在方便之时去看望单伯伯的请求。小英欣然应允了此事，我们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几经周折后，在小英的悉心安排下，我终于在2018年9月10日下午4时许，于南部战区总医院的干部病房见到了敬爱的单伯伯。当时单伯伯已经在医院养病多日，我看到伯伯与20多年前相比，变化比较大；脸庞清瘦，身穿呢子外衣，围着围巾，走路比较缓慢。但是精神很好，头脑清醒。我首先转达了我父亲对伯伯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伯伯表示感谢，并让我转达他的问候和祝愿。我告诉伯伯，我父亲说您是他最敬重的老首长。当年在379团工作时，您对他很关心，予以了许多教育和帮助，使他受益匪浅，他一直铭记在心里。伯伯听罢摆摆手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也是应该做的事情。
我接着说：我父亲入伍后在二营重机枪排当战士，营长丁光辉是个老红军，44年在安徽牺牲了，曹金魁接任营长。他也是红军，陕北人。教导员杨光隆，江苏萧县人，与您是同乡，而且与您一块参军的。您当时任团政治处宣教股的股长。当我说完这段话后，伯伯思索了片刻说：当时的确是这个情况。接着伯伯发出了会心的笑声：我和杨光隆不仅是老乡，而且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小学到中学的同学。我们很早就认识，关系也很好。他家里有钱，是大地主。伯伯说这番话时目光有神，神情飞扬，似乎沉浸在对老同学、老战友深切的追思中。
我接着说：我父亲在辽沈战役之厉家窝棚阻击战中身负重伤，被抢救下来后送到黑龙江的后方医院治疗。当时他任6连副指导员。当伤愈归队时，43军作为南下先遣部队已经于49年2月末向江南进军了。于是我父亲就带着近百名伤愈归队的战斗骨干，风尘赴赴地追赶部队。一路上从北到南走的异常艰苦，经常吃不上、喝不上、住不上。有一天经过河南上蔡县时，我父亲看到路边有座大庙，门口有哨兵，还停放着汽车，估计是个重要的机关。我父亲就走到门口一打听，原来是十五兵团机关。于是他就进去看一看，谁知迎面就碰到老首长赖传珠政委。我父亲立马向赖政委敬礼问好。首长问你是那个单位的。我父亲连忙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以及带领战斗骨干归队的情况。赖政委听罢很高兴。他对我父亲说：你不简单呀，带了这么多的战斗骨干回来。部队南下马上要打大仗了，这么多的战斗骨干回来非常及时，你要把他们安全顺利地带回43军。我父亲向首长表示一定完成任务。借这个机会我父亲也向赖政委反映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首长听后非常重视，马上让兵团有关部门写了个路条（介绍信），要求沿途部队要给这支临时队伍提供帮助。同时赖政委还让有关部门给了临时队伍一笔现钱（大洋）。在得到了首长及兵团机关的关怀和帮助后，我父亲带的队伍南下之旅就走得比较顺利和快捷了。四月初他们在河南信阳的罗山县赶上了大部队，在完成交接后，我父亲回到379团报到，您让我父亲先到团政治处帮助工作。4月下旬部队南下到湖北麻城的宋埠时，您安排我父亲到四连（刘老庄连）任指导员。
接着我又说：部队进入江南后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问题。由于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北方人，对南方的气候和环境不适应，许多人患上了腹泻和疟疾，非战斗减员情况严重。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离家乡越来越远，北方籍的官兵恋家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此时如果连队的思想工作和后勤保障不得力的话，很可能发生问题。部队在江西宜春时，一天伯伯您找我父亲谈话，让他到二营机炮连任指导员。因为南下进入江南以来，这个连队工作软弱涣散，接连出现事故。例如：有的战士私自离队，逃跑回家；还发生了几个战士围在一起拉响手榴弹，自杀身亡的恶性事故。伯伯说：团党委决定调你任二机炮连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军政工作一肩挑。希望你带领党支部一班人，知耻而后勇，振作精神，迎难而上，团结和带领全连官兵克服困难，甩掉包袱，树立信心，奋发进取。我父亲表示不辜负组织的信任。经过连队党支部的艰苦努力，二机炮连很快就扭转了后进的局面，在以后的两广战役和海南战役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父亲曾经说过，在海南战役发起之前，部队还在海练时，伯伯您找他谈过一次话，对他之前的工作成绩予以了肯定，并告诉他准备提拔到营里任职。同时告诉他先把连队带好，争取在战斗中建功立业，等打完海南战役后再到营里工作。伯伯听我讲完这番话后说：你爸说的事情符合当时的情况。
接着我又介绍了一些情况：50年3月31日，加强团第二批潜渡琼州海峡，二营为前卫，二机炮连又走在全营的最前边。当船队过了海峡中线后，风停了，整个船队都在奋力的人工划桨时，与敌人出来巡逻的军舰遭遇了。当时二营正面有两艘敌舰，其中一艘气势汹汹，向我们猛冲过来，大炮机枪向我们猛烈开火。还有一艘躲在后边，离船队比较远，也没有开枪开炮。我父亲指挥本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快速抵近敌舰，在接近敌兵舰观察射击的死角后，他命令炮班长宋文佳向敌舰射击。宋班长连续打出三发迫击炮弹，全部打中敌人军舰要害部位，其中一发直接命中指挥舱，将其打得冒烟起火。迫使敌人军舰退出战斗，向海口方向逃窜。由于二机炮连在海南战役中的优异表现，战后被43军记集体一大功，并授予“步兵之友”锦旗一面。全连有38人立功受奖，我父亲也荣立了两大功。对于这一段木船打兵舰的经历我爸从来没有对子女和外人说过。只是近十多年来，43军的军史和127师的师史广泛流传，我父亲也看到了这些书籍，其中就讲到了这段历史。书中将木船打兵舰的战绩划到了5连的名下。我父亲心里不舒服了，他觉得明明是自己做的事情怎么算到别人头上了。但是回过头想一想，又觉得自己应该正确对待此事。当年在铁军时，上级教育我们要“见危险要上，见荣誉要让”，这几十年以来自己一直是这样做的，到老了反而去计较这些事情，确实不应该。想到此他心里也就释然了。但是我作为后代，对于此事还是觉得有些耿耿于怀，于是找了一些老前辈了解情况。例如我问过辛德成叔叔，他说：当时他在团警卫连的船上，对前卫营的情况不知道。2017年9月我到长沙看望张本林伯伯，亦咨询过他。当年渡海时他是二营的教导员，是我爸的直接上级。他说：渡海时二营是前卫营，二机炮连又在全营的前边，因为准备打敌人的兵舰，没有炮怎么打？五连紧随其后，一旦遇上兵舰，这两个连队就冲上去与之战斗 ，木船打兵舰。当时战斗打响后，我们营部的船在后边，只看到前边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爆炸声，喊杀声震天动地。但是对前边的情况一概不知，所有的情况都是战后总结时由各个连队报到营里面才知道的。至于战史上为何这样写我也不清楚，他们没有找我调查了解情况。听了张伯伯的一番解释后，我才明白，战史编写也有闭门造车，也存在不够实事求是，不准确不严谨之处。当我表述完后，单伯伯思索了一下后说：海南战役中我们379团加强团打得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加强团的每个指战员都表现得非常好，继承和发扬了铁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攻得上、守得住，不怕流血牺牲，不畏惊涛骇浪，敢打敢拼，一往无前，为夺取海南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你爸带领二机连在海上与敌人的兵舰遭遇，他们毫不畏缩，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搏斗，充分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优势，抵近开火，一举将敌兵舰击伤，迫使它狼狈逃窜。从而掩护团主力船队安全渡过海峡，而且自己还没有伤亡。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至于战史上有不够准确之处，可能与调查了解情况不够全面详细有关系。再说了你爸离开43军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战史编写座谈时也找不到他。
我接过伯伯的话题说：是的，1950年7月31日我父亲离开铁军到步校学习，毕业后被留下来当战术教员。60年又调到武汉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工作。那时铁军驻扎海南，隶属于广州军区。两个大军区之间来往很少，也没有什么交流。尽管如此，但是我父亲对老部队、老战友的深厚感情始终不渝。
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巧的事情。1969年的冬天，时任武汉军区第十二测绘大队队长的他，到豫西地区去检查所属部队的工作（当时有两个中队在此执行测绘任务），途经渑池县时，他乘坐的美吉普车出故障趴窝了，同车的参谋就下去找修理厂，过了一会那个参谋就带着一台部队的大车过来了，说是前边有个部队，他找到该部的领导寻求帮助，人家很爽快地就派出一台大车来把小车拖到他们的修理所进行修理。于是我爸也跟车到了那支部队。下车一看，这是一个不熟悉的部队，他在军区机关多年，知道这里以前是没有驻军的。再一看发现部队中有不少广东、广西的兵，他心里有数了。于是就问修理所的领导：你们是刚刚调过来的吧？回答是的，才调过来一个多月。他又问：是从广州军区过来的？是43军吗？对方回答：是的，这里是127师炮团。我父亲一听喜出望外，老部队开过来了。他对对方说：我就是从379团出来的。修理所领导一听连忙说：老首长回来了。真是巧了，现在师里有首长在会议室同县里的领导在座谈呢。我父亲一听就让他们带路去见师首长。到了会议室门口往里一看，我父亲就认出师首长是王广义。他与王副师长很熟悉，1947年在127师教导队他们一块学习了三个月。当时王广义是380团警卫班的班长，我父亲是379团6连的副指导员。修理所的人进去报告后，王广义出来了，一见面我父亲就叫他：小王，你不认识我了？王副师长愣住了，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认出了我爸，于是就喊了起来：老领导呀，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两人热情的握手后，我父亲告诉他：我在军区司令部工作，下部队检查路过这里，车子坏了，拖到你这里修。王副师长告诉周围的人：这可是咱们师的老兵，我的老领导。他让修理所赶快把车修好，并热情地留我爸吃饭。而且还打电话向张万年师长报告此事。张师长听说后也赶过来了，他们一块吃了个午餐。打那以后我父亲与老部队又联系上了。伯伯听了这段往事后说：真是巧遇，也是缘分。听罢我觉得还是伯伯的站位高，分析深刻。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每次见到张万年师长时，师长都会叫他“老兵”。而且还让他经常回家看看，给部队讲讲传统和作风。
我还想到了一件事情，战景武叔叔和辛德成叔叔曾经都对我说过；你爸爸到高级步校学习后没有回部队，他要是毕业后就回部队工作，可以当团长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父亲曾经有重新回铁军任职的机会，可是被他放弃了。1977年的年底，张万年师长到北京的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下一步他肯定是会提拔使用的。1978年上半年的一天（具体时间忘了），武汉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部长张相阁同志找我爸谈话。他对我爸说：军区准备让你到127师去任师长，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给你三天时间考虑，回去和家属商量一下再答复我。于是我父亲就回去和我母亲商量，我妈坚决反对我爸去127师任职，因为当时师部驻地是在洛阳地区的新安县，那个地方自然环境很差，可以说是“穷山恶水”也不为过。我妈不想随军到山沟里去定居。既然家属反对，所以我父亲就放弃了回铁军工作的机会。否则，79年赴南疆作战，127师的师长应该是我父亲。
我的一位也是127师后代朋友知道她父亲曾在127师工作过，但不知道具体的职务。受这位朋友所托，我问伯伯：王xx您认识吧？伯伯说：认识啊？我问：他在127师做什么工作？伯伯说：司令部管理科长。王xx任127师管理科长应该是1940年代后期1950年代早期的事，时隔已经70年，伯伯超强的记忆力使我惊叹不已。
在伯伯的病房里不知不觉地坐了一个多小时，怕影响老人的休息，我准备起身告辞时，突然想到还有一件事要当面向伯伯询问。于是我说：伯伯有件事情要请教您：海南战役时379团的团长是冯镜桥，他还兼任政委吗？伯伯回答：他就是团长，没有兼任政委。我又问：您当时是政委吗？或者是副政委代政委？伯伯说：我就是副政委，没有人给我下命令代政委。我虽然是副政委却干的是政委的活。我心里明白，渡海作战打不死回来就是政委，打死了你就是个副政委。当时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的。说到此我看到伯伯神态凝重，目光坚毅，语气决绝，完全是一幅大义凛然的英雄画卷在眼前展现。听了伯伯的一番话后，我非常震撼，也非常感动。从伯伯的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铁军前辈们那种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钢铁意志。这是铁军强大战斗力的源头和保障。眼看时候不早了，我提出和伯伯合个影，伯伯欣然应允。我向伯伯告辞，并衷心地祝愿老人家颐养天年，健康长寿。
谁能料到，两个月后我突然听到单伯伯辞世的噩耗，真的是感到很突然。在向伯伯告别的那天我赶到了殡仪馆，代表我父母向伯伯敬献了花圈，转达了他们的哀思。在悼唁大厅里小英对我说：你和我父亲的合影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很遗憾我没有一起照。闻听此言，我深感哀恸。
我们怀念单伯伯，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与品质、作风与素质、能力与水平和成就与贡献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使之成为我们乃至后代学习的楷模和行动的榜样。我们要继承发扬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并使之代代相传，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直走下去。
书名：无衔将军单印章
作者：单小英
单印章（1923.9—2018.11.12），安徽萧县人。1938年8月入伍，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副队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政治处组织股长；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十六师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三七九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一二七师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曾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省委常委）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先后参加粉碎日寇七路围攻战斗、曹甸战役、山子头战役、程道口战役、盐阜和淮涟反扫荡、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反顽作战，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黄冈战斗、解放广州佛冈战斗、粤桂边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1979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役战斗。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委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6月晋升大校。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单小英（1957.1—），单印章次女。1972年12月入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转业。大学本科。曾任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