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只关注杨振宁大翁帆54岁，却不清楚他为何伟大
作者：?成琨
15年前，一位82岁的老人写了一封邮件，和朋友们分享订婚的决定，并且郑重地介绍了他的未婚妻：
“她的名字叫翁帆，她的朋友叫她帆帆，我现在也这样叫她。”
在老人的描述里，28岁的她“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生气勃勃而又可爱俏皮”，两人相识9年，她拥有了愈发成熟的美，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份率真。
彼时，翁帆正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攻读翻译硕士学位，而这位要娶她的老人，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
一、罗曼史
1995年夏天，大一女孩翁帆因为英文流利、形象气质好，被学校选去国际物理学家会议做志愿者。
得知要给杨振宁先生和杜致礼夫人当向导时，翁帆紧张又期待。那天，她选了一条蓝色的裙子，化了淡妆，用发卡夹住额前的头发，得体又不过于拘谨。
女孩工作时的认真和体贴，颇得两位老人欢喜。杨振宁夫妇离开汕头之后，还和女孩联络了几次。
1995年，翁帆作为学生代表接待杨振宁夫妇
没有人知道，这次再寻常不过的安排，竟然为8年后的再遇见，埋下了种子。
2003年10月，杜致礼去世，这段跨越世纪的婚姻在经历了53年的风雨与美好后，只剩下杨振宁一人。
那年冬天比以往更冷，时间也走得缓慢，杨振宁时常独自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反复看着过去的家庭录影。
杨振宁的孤独，家人和朋友们都看在眼里，却不知该如何安慰是好。“我们几个老同学聚会时，都有夫人陪同，只有振宁一个人孤零零的。大家觉得像他这样有成就的科学家，应该算是没有年龄的人，最好能够续弦，才能安度晚年。”翻译家许渊冲如是说。
杨振宁和杜致礼
次年初春，杨振宁在中山大学又遇到了翁帆，不知因何缘由，寒冷似乎开始散去。
那天之后，一有空闲，杨振宁便给翁帆打电话，聊起天来总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翁帆和朋友逛街时接到杨振宁的来电，许久之后才挂断。
被晾在一旁的朋友笑道：“杨教授是不是喜欢上你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不是喜欢上你，不会这么频繁地给你打电话。”翁帆愣住，脸红了起来。
两人之间突然多了一份暧昧，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直到订婚，杨振宁在邮件里为这段感情写下注解：
双方的亲友纷纷对这段忘年恋致以祝福和理解，然而，当台湾一杂志公布了杨振宁在北京订婚的消息，原本的平静霎时间被打破。无数争议扑面而来，这其中也夹杂着不少恶意的揣测。
任凭外面世界喧嚣，杨振宁和翁帆的正常生活步伐却并未被搅乱。
杨振宁和翁帆
第二天，杨振宁照常去清华大学上课，刚一下车就遭到了记者们的围堵，他们想从杨振宁的口中得到关于这个“不可思议的决定”的任何说法。
一旁路过的清华学子却表情淡然，他们对德高望重的物理大师的八卦轶事并不关心。
杨振宁没有做任何回应，双手插在口袋里，径直走进了教室。而另一边，无数个来自媒体的电话涌向翁帆，她干脆关了机，安心地睡了一个午觉。
旁人不知，他们婚后的生活与普通恋人并无差别，一起看电影、旅行，互相依靠。杨振宁和翁帆散步时，总喜欢牵着手，“拉着她的手，我走路的安全感会增加。”
而翁帆感受到的安全感，也不比杨振宁少。她记得有一次头晕无法起床，杨振宁便端来一碗麦片粥，一口一口地喂她吃下。
提起这段故事，杨振宁有些急切地说道：“多半时候，都是她照顾我。”也许，杨振宁是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
杨振宁也想过，将来他若不在了，翁帆的人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希望“今天能多做一些事情，使将来的问题少一些。”
杨振宁90岁生日晚宴
有人曾问杨振宁是否介意翁帆改嫁，杨振宁的回答是赞成。翁帆听了很不开心，在一个完美爱情主义者的眼里，“他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杨振宁却告诉她：“赞成你将来再结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翁帆渐渐理解了他的心意。
如今两人已走到了第15个年头，杨振宁曾在面对质疑时说，“不管今天大家对我们的婚姻是什么看法，到30年、40年以后，大家会觉得是一段非常好的罗曼史。”
但传奇的爱情，终究只是这位物理学家人生拼图的很小一部分。
二、生逢其时
一段画质不太清晰的黑白影片记录了1957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当时有两张华人面孔出现在镜头里，他们因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两位俊朗的年轻人分别是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李政道。
收到获奖的电报时，杨振宁和李政道并不意外，因为吴健雄用实验证明了他们提出的理论，“那是一个震惊整个物理学界的大消息”，得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情。
可当他们站在领奖台后，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激动。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现场
那一刻，杨振宁为“自己的中国渊源与背景感到骄傲”，亦为他“致力于现代科学而骄傲”。杨振宁的父亲、数学家杨武之为两个后辈动容：“这件事至少使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打消了自卑感，从心理上敢于同西方人争长短了。”
而在科学的世界里，终于有了能与爱因斯坦、牛顿、狄拉克等伟大的科学家相提并论的华人。
时间回到71年前，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将1921年和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分别授予给了爱因斯坦和狄拉克。
恰好这一年，杨振宁出生了，可谓恰逢其时——20世纪初，相对论已建成，他即将迎来现代物理学研究最好的时代。
杨振宁小时候
然而，杨振宁年少时，却不得不面对生活的贫苦和家人的离别。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国弱民穷的困扰，战乱纷纷，百姓流离失所。为了救国，一些优秀学生被派往国外学习现代科学，杨武之也在这批留学生之列。
父亲出国时，杨振宁还不满10个月，这一别就是5年。
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独自照顾着这个小家，在杨振宁眼里，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克勤克俭的妇女”。八年抗战时期，她为了一家人的温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操劳，是她的毅力支撑着一家人渡过难关。
罗孟华文化程度不高，儿时家里贫穷，父亲经商失败让她早早辍学。因为深知失去学习机会的痛苦，她格外重视对孩子的培养。从杨振宁4岁起，便教他识字，一年多竟学会了三千多字。偶有一次，杨振宁起了玩心，字便写得歪歪扭扭，还错了好几个，母亲生气地罚他重写，直到满意为止。
杨振宁和母亲罗孟华
在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杨振宁慢慢长大。1928年，父亲归国，一年后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数学教授，一家人辗转北上在清华园定居。
往后的8年里，任凭围墙外头动荡，住在清华园里的杨振宁却被保护得很好，经常和发小邓稼先一起玩花样滑冰、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学习更是没有落下。
12岁时，杨振宁便显露了在数学方面的天赋，然而，杨武之却没有“急功近利”地教他几何和微积分，而是请人来教他学《孟子》，十分重视人文科学教育。每当他遇到困难时，父亲也总是告诉他“慢慢来，不要着急”。
杨振宁68岁时提起这些事，依然感激父亲对自己的培养。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长大，杨振宁这一生都对知识充满了热情，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中。
三、无问西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走进了最艰苦卓绝的八年。在一片混乱之中，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加上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随着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岌岌可危，临时大学又几经波折西迁云南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次年春天，杨武之也带着妻儿和少得可怜的家当抵达了昆明，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16岁的杨振宁在父亲的鼓励下，同两万名考生一起参加了西南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虽然艰苦，杨振宁却单纯地快乐着。
有一次，杨振宁的家未能免于日军的轰炸，在一阵阵炮火中化为灰烬，所幸全家人已经躲到了防空洞里。几天过后，杨振宁带着一把铁锹回去，从一堆废墟里挖出了几本破损的书籍，打开发现还能看，高兴得不得了。
“今天已经很难了解，在那种困苦的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杨振宁回忆道。
学生如此，与老师们吃苦求知的精神有很大关系。因温饱难求，朱自清的身体快速恶化，依然掷地有声：“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就打不开一条路？”
在这里，杨振宁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教国文的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教数学的陈省身、华罗庚，还有带他探索物理世界的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西南联大的教学方式，恰如梅贻琦校长所说，“大学中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才得以人才辈出、百家争鸣。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期
这样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为了更加心无旁骛，杨振宁还放弃过自己的初恋。
他喜欢上一位叫张景昭的女孩，心里便一直无法平静下来，但最后还是决定将这份感情放在心里。他默默告诉自己：“和她交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会对自己带来烦恼。”
杨振宁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在大三时获得了“穆藕初先生奖学金”，当时全国仅有三个名额，这笔奖金也帮助杨振宁一家人捱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不仅如此，杨振宁还帮着父母照顾弟弟妹妹，带着他们好好读书。
杨振宁和弟弟妹妹们
1944年的夏天，杨振宁获得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西南联大的6年求学经历，影响着他这一生“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清华大学校歌里写着“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杨振宁也将用一辈子来践行这八个字。
毕业意味着杨振宁即将离开西南联大、离开祖国，因为他也像当年的父亲一样，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尽管心中有万般不舍，但为了追求学术，为了祖国未来的富强，他只能化悲痛为力量。
杨振宁一直记得出国那天，父亲送他时的样子——“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去汽车站的路上，父子俩都很镇定，直到杨振宁上了车，从车窗外看见向他挥手的父亲，不一会儿便被人群淹没。
车子待在原地一个多小时，杨振宁早已和身边的同学们聊起天来。突然，身边一位美国人提醒他看窗外，他才发现父亲还在那里站着，面容焦灼。
杨振宁忍了一早上的泪水，终于决堤。
四、老友重聚
到了美国后，杨振宁一心求学，但起初并不顺利。
在阿里森实验室，杨振宁发现自己在理论上学得比其他同学都要好，但做起实验来，糟糕得要命。实验室里的加速器常常漏气，同学们两分钟就能找到漏气点，他却要花两个多钟头。
自觉笨手笨脚，杨振宁不禁有些自卑。导师特勒见他写不出博士论文，便引导他换换思路，实验做不成功，就写一写理论文稿吧。杨振宁也察觉到，如果一直钻牛角尖，不懂变通方向，岂不是浪费了这次求学的机会？
后来，杨振宁在理论物理上大有成绩时，朋友调侃他：“这恐怕也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1947年，凌宁、李政道、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
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杨振宁准备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1949年暑假，同样在美国留学的邓稼先前来和杨振宁小聚，“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重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
而因为个人选择的不同，两位老友再一次见面，竟是1971年。那一年，是杨振宁留学以来第一次回到祖国，并且是以“美籍华人”的身份。
杨振宁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但杨振宁不知道，在他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二年，邓稼先就被选为研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从此隐姓埋名。
邓稼先和杨振宁
当时，他从一些报道中了解到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的核试验工作，还看到有媒体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身在异乡的杨振宁，一直有些话想问邓稼先，却等了近10年才开口。
邓稼先去机场送他返回美国那天，他迟疑许久，告别后又转过身来问道：“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只告诉杨振宁：“你先上飞机吧。”
送走了杨振宁后，邓稼先立马向上级请示，能否将实情告诉杨振宁。很快，杨振宁收到了答复——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顿时泪流满面，他问自己，这泪水“是因为中国人自己造原子弹而骄傲？还是因为老朋友邓稼先在里面有重要的贡献？又或是因为很后悔没有回国参加这么重要的工作？”
答案是“三者皆有”。其实，这份复杂的情感，一直困扰着杨振宁。
五、看见曙光
对于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1964年选择加入美国籍，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此前，杨振宁几次与家人在日内瓦相聚，杨武之总是主动提起新中国的情形，言语里暗含着对他回国的期望。
但身为父亲，杨武之又私心觉得杨振宁“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回到国内才对家人坦言：“劝你大哥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不能回国的背后，是种种无奈。
他总是想起父亲临终前对自己的教诲，久久无法释怀。“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杨振宁父亲杨武之
杨振宁希望能用实际行动去弥补心底的亏欠。
上世纪70年代，国家相关部门请杨振宁等人对当时十分重要的高能加速器项目发表意见，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可杨振宁没有人云亦云，他不顾劝阻，直言：“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要花1亿美元造加速器，一时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好处，必须反对。”国内学者们又重新商讨，最终这个计划节省了三分之二的成本。
80年代，杨振宁受邀担任了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但直到香港回归后，他才接受了该校的名誉博士学位，“为的就是不向英国学监鞠躬”。
1999年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后，杨振宁终于实现了回国定居的愿望。他又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地方清华园，取名为“归根居”。
定居中国后，杨振宁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将世界先进的人才和成果引入国内，亲自投身于大学教育，81岁时还为清华大学大一新生讲授普通物理，每次上课他都会提前五分钟到教室，从未缺席。
2005年，杨振宁为清华争取的海外资助「陈赛蒙斯楼」落成
两年前，杨振宁恢复了中国国籍，总算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解开了自己多年的心结。
如今，杨振宁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从前，甚至不敢离协和医院太远，“一有病，就赶快叫他司机把他送到协和。”翁帆也常常给他煲汤调养身体。
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每天“9点多钟起床，处理一些邮件，中饭后再睡一两个小时午觉，下午四五点钟出现在距离家一公里的清华园科学馆办公室里。”
有一天，杨振宁走在清华的校园里，看着林荫道上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的学子，想起曾经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想起饱受苦难仍追求精神富足的联大师生，感叹道：“这里有千千万万的非常可以造就的人才，如果我能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才是我希望能做到的。”
而对祖国，杨振宁同样怀着美好的憧憬：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找回了几千年间的优点，又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的优点，成为新的能影响世界的文化。
能说出这样的预言，想必与他为个人文选《曙光集》写下的话有关：“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
杨振宁自称年岁已老，“看不到天大亮了”。
于是，当杨振宁与翁帆聊起家国时，会像讲笑话一样，对她说：“假如将来会这样的话，你不要忘记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