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要求的五花八门的报表不能不报 又想要给基层干部减负 究竟怎么办？

　　某城市曾经有一张名为“基层减负表”的表格——为了帮助基层减负，上级管理部门首先需要了解基层的需求，所以按照传统政务管理的方式，先要求各个街道填写“基层减负表”，可填写这张表本身，就是在给基层增加负担。

　　这并不是个段子。2021年，杭州市上城区搞清楚了一个数字，各个街道平时需要填写的统计表格共计468张。数据量大，每次排摸表格内容重复填写的基础信息多，牵扯了社区干部大量的工作时间。

　　也就是在这一年，上城区围绕基层填报表单繁多、条线分割、多头录入、重复填报等痛点，以基层表单智能填报为切入口，开发建设了“一表通”系统，并在杭州全市推广。如今，上城区“一表通”已升级至2.0版，汇集了省市跨系统赋能数据、区级部门业务数据和街社两级基础数据，并在这些数据基础上，提供了一系列延伸服务。

　　随着长三角很多城市的不断扩张，人口、资源等要素的聚集带来了规模红利，也给城市带来了更大的治理难题，经过两三年的摸索，杭州上城区给出了一份以数字化技术倒逼体制机制改革、倒逼体系重构和流程再造解题方案。

　　减负

　　改变要从2020年初说起。当时，上城区闸弄口街道内，四五个工作人员临时组成了一个疫情防控专班，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收集疫情相关数据汇总成各种报表，上报给各条线部门。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一开始很多地方仍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管理部门分派任务，从上往下层层传递；基层组织填表格报材料，从下而上层层上报。闸弄口街道面对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不少社区干部向街道反映：在疫情防控最紧要的关头，他们每天需要填报与防疫相关的报表就有17张，再看这17张表，很多字段是重复的。比如，居民身份信息在很多业务条线的报表中都有要求。

　　报表不能不报，但也要给社区干部减负，闸弄口街道想出了一个土办法：由街道疫情防控专班用电子表格软件拆解字段、重新整合，把17张表合并成1张大表，社区每天只要填这张大表。再由街道疫情防控专班根据各条线部门需要，从这张大表中挑选内容进行组合、上报。“专班里有两个人负责整理这些表格，很忙的。”闸弄口街道数字化专班成员张嘉豪回忆。

　　张嘉豪所在的数字化专班就是在那一波疫情逐渐平息之后成立的，这个专班的任务是探索建立“一表通”系统。从这个系统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要将土办法升级，用数字化的手段，形成一张总表。2020年8月，闸弄口街道“一表通”应用系统上线，这个系统以数据为关键，理清基层治理要素，统一标签字段标准，社区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可随时随地实现对数据的维护更新，街道相关职能科室可以按照授权层级和需求内容，从“一表通”系统中检索相关数据关键词，一键生成所需表格。

　　减负的效果从节约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来。“一表通”上线后，闸弄口街道各科室节省每月催报时间共17个小时，社区每月节省填报时间共78个小时。

　　透明

　　当时，不仅是闸弄口街道，上城区湖滨街道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些经验是否可以复制推广？上城区谋划着，有没有可能在全区推出“一表通”？

　　不过，想要建设区级“一表通”，首先需要搞清楚，基层究竟在填哪些表格。一开始，大家以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街道和条线业务部门汇总一下表格就行了”。但事实是，街道上报的表格和各条线部门汇总的表格，并不完全匹配。“连对三轮，都对不上。”这个结果让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王潞很惊讶。

　　表格“对不上”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因为乡镇改制为街道，填报的表格没有及时更改；有的是部门科室接到阶段性任务，下发一张表格，但任务结束后，表格没有取消；有的是部门向街道下发表格，街道会再次分解成若干表格下发社区，或者添加自主内容，使得同一表格存在不同格式。

　　“以前是各业务部门各自下发报表，这次会议后公开了。”王潞说，经过反复核对，上城区梳理出各个街道平时需要填写的468张统计表格，经过合并缩减，砍掉冗余，形成了90张高频报表。

　　2021年，上城区“一表通”系统投用，实现了城管、民政、消防、住建等20个部门90张报表自动生成，如今，这一数字又降至82张。统计显示，每名社工平均每周节约7小时填报时间，相当于每个月增加了4天走访时间。“现在要填的报表比以前少多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走访居民。”上城区小营巷社区公共服务站副站长刘梦然说。

　　赋能

　　前不久，杭州公布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目前，补助发放细则还未公布，但在闸弄口街道采访时，记者发现可以从“一表通”系统查询到相关信息。

　　“首先登录一表通系统，在居民管理板块中寻找‘计划生育’标签，再寻找‘新生儿’标签，之后勾选‘二孩’‘多孩’，一键结果就出来了。”闸弄口街道天仙社区副书记毛瑛直接用自己的手机找出了答案。

　　“当一表通的表格数据越来越多时，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数据仓，基于这个数据仓，我们可以延伸很多数字化的应用场景。”闸弄口街道团工委书记严巍向记者展示：在蓝色背景的屏幕上，不仅显示着“一表通”应用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到街道人口、房屋、沿街商铺的数量以及网格治理协同的统计数据、其他的民生服务情况。

　　毛瑛已经在社区工作了十多年，她记得刚接手做社区网格工作时，原来的社区干部交给她一份厚厚的记录本，里面详细记录了近500户居民服务信息。现在这些信息汇入了“一表通”数据仓，整个网格的居民服务信息一目了然。如果信息变化，毛瑛可以随时登录手机后台修改数据。

　　但一个社区、一个街道，甚至一个区掌握的数据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发现，社区治理的一大痛点在于人、房等基础数据管理。”王潞说，社区治理有一个悖论，按理说，社工需要了解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但事实上，除了他平时自己工作中走访的数据，拿不到任何其他数据，部门数据很难下放到街道社区，这样就容易造成一些服务的盲区。

　　为破解这一难题，上城区找到了另一条路：依托浙江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回流的与人、房相关的31项省市数据，结合“一表通”已有数据，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数据仓，实现省区市已有人口数据全面赋能基层人口动态管理。

　　打通

　　在采访中，记者时不时听到“IRS”这个词，这是浙江省“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Integrated Resources System，英文缩写为IRS），是浙江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的操作系统。2021年，浙江省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发布IRS，通过IRS建设，浙江对全省政务系统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公共数据、应用系统、算法组件等数字资源进行了全面普查，形成了全省数字资源的智能化“总账本”。

　　“相当于是个大仓库，里面分门别类存放了政府部门开放的公共数据，有需要的部门可以去平台上发起申请，经过审批后获取相关数据。”王潞解释。为了获得相关的人、房数据，上城区数据局向平台申请了浙江省人口管理、基层治理综合信息系统等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公安、民政、政法、人社等多个条线部门。

　　但是这些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上城区数据局在获取数据后，需要先对数据进行清洗汇总。目前，上城区通过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回流浙江省人社、大救助、疫苗、流动人口管理等31类相关数据，建立区级“一表通”专题库和14个街道数据仓，集成18个条线900余万条数据。

　　在去年的“网格走亲、党群融心”大走访中，上城区的社工首次使用了基础数据采集线上程序，程序内已经有了一本汇集回流数据的基本“账本”，社工可以根据这本“账本”提供的信息，快速采集、便捷记录，实现“一人录入、上下共享”，夯实了网格数据底座。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一表通”系统不仅在线上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和利用，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反哺基层，赋能基层治理活动的开展，使基层不再只是数据的采集者，更是数据的使用者。

　　有人说，“一表通”系统让数据在省、市、区、街道、社区跑通了，技术上有很多难点，“一表通”的技术开发公司上海脉策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表示：“技术上的难题都能克服，关键是想做成什么样。”

　　“建设‘一表通’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打破条线的数据壁垒。”上城区数据局应用推进科科长孟慧君颇有感触地说，“要建立一个基层的数据底座，要破除数据的壁垒，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牵头部门，重构线下的体制机制。”在建设“一表通”时，为了规范基层报表业务，上城区由区委办牵头，区委改革办、区数据局协同，对各部门的新增报表需求进行立项管理和在线审核，形成基层报表准入、报表动态更新机制。

　　记者从上城区数据局了解到，能建成“一表通”也与浙江的天时、地利、人和有关。浙江从2002年提出“数字浙江”建设目标，到“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数据共享的机制，打通了不少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再到2021年IRS上线，“感觉整个氛围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