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缺口依然较大如何解决？未来5至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许善达、周延礼、赵晋平等大咖这么看 | 新京智库

复苏之路还有不确定性，新发展格局是战略性抉择。

新京智库春季峰会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4月17日，2021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举办了“国内大循环和经济复苏红利”主题论坛。在主旨演讲环节，来自财税、经贸、金融方面的专家对于宏观经济未来走势、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结构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等方面进行了分享。

在圆桌讨论环节，话题进一步聚焦于国内市场，来自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学界的专家围绕如何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扩大内需进行了讨论。

许善达：靠国民财富增量提高税制竞争力

靠存量解决社保缺口

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研究发现，宏观税负高低的标准不能单纯用收入水平除以GDP来衡量，而是涵盖四大因素，即国家安全、企业竞争力、民生（福利保障，特别是社保）以及社会管理能力，这些因素决定我国宏观税负应该提高还是降低。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首先，国家安全是需要财政保证的；其次，民生中的社保体系仍无法满足目前社保保障的要求；在企业竞争力方面，建议进一步降低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在国际社会上提高中国企业的税制竞争力。

一方面，民生的社保缺口依然较大，另一方面，减税还在继续，这样一来，社保的缺口就更大了，这一矛盾该如何解决？

许善达提出，要靠国民财富的增量提高税制竞争力，靠国民财富的存量解决社保缺口，提高民生福利水平。比如，通过国有资本划拨到社保基金，就可以置换一般预算中给予社保的补助，释放出来的一般预算空间即可用于降低企业税负等。

周延礼：复苏之路还有不确定性

新发展格局是战略性抉择

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今年前三个月经济活动在逐月好转，但不意味着之后就是一条顺畅的复苏之路。今年我国经济走势可能“前高后低”，我们面对的形势复杂严峻，关键在于“不确定性”。

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讲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中央把今年经济增长率定在6%以上，而IMF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会超过8%。同时，也提示我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发展过程不确定性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很多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战略的角度加以认识。”

周延礼进一步表示，中长期问题指的不仅仅是疫情态势，还包括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和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矛盾，从开始的经贸冲突迅速扩展到现在的科技、金融等领域，成为中国经济复苏道路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此背景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战略性抉择。

谈到金融行业如何助力“双循环”新格局时，他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金融业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降低循环成本、完善循环渠道、加强法治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赵晋平：新发展格局是开放融合

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是双循环的交汇点

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提出，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建设，它一定是更加开放的新发展格局，而不是相反。走好开放的融合之路，也是对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强有力的支撑。

赵晋平 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关于“十四五”时期着力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赵晋平认为，高水平的开放的自贸试验区，实际上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能起到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国内国际“双循环”联通起来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经济体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包括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包括中国在推进的自由贸易协定。

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经有19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6个国家。赵晋平表示，我们在坚持推进全球化的同时，把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经济增长赋能，二是倒逼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三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伙伴之间的关系。

他还提出，在未来的开放型经济之下，数字贸易将成为引领我们和国际之间经济往来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应看到数字产品贸易领域我国还缺乏国际竞争优势。“我们的劣势在于关键设备、核心零部件还需要大量依赖进口，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满足我们国内相关产业的需要。因此，加大自主创新，提升我们在数字产品的竞争力，这就是未来要使我们的贸易和数字经济融合的重要切入点。”与此同时，加大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创新，自主创新和开放式的创新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立足“大循环” 如何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市场是重点。在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围绕如何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展开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谈到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内需时表示，更倾向于用货币政策去支持需求增长，通过降低利率让企业、居民的债务成本下降。

张斌表示，扩大内需其实分两类，一类立足长远，另一类立足当下，要让总需求保持在合理水平上。之所以强调总需求，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是低收入群体。经济不景气时，中等收入和富人可以过下去，但穷人会受到非常大伤害，他们会最先失业。从这一点看保持总需求的稳定非常重要。从政策调整方向看，我国财政支出有很大收缩，广义财政在收紧，地方平台治理也处于关键时期。“政策都在收，但现在经济增长动力并不强，结构意义上我们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我们的财政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减法已做了很多，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要保持足够的灵活，给经济更多的支撑。”灵活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利率上，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利率让企业、居民的债务成本下降，同时持有资产的估值提高，这样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更强。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钟正生表示，受去年疫情低基数影响，我国一季度经济18.3%的增速很高，但比市场预期的20%稍低；而环比增速更能体现经济增长动能的变化，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6%，去年四季度环比增速2.6%。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开始回升，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按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13.7%，未来随着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修复，居民消费倾向边际改善，消费空间改善更大。

谈及未来如何提高消费倾向时，钟正生坦言，中国的消费倾向跟很多发达经济体大概存在10个百分点的差距，提高消费倾向最关键的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首先，有收入才有消费。其次，保消费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市场主体，更重要的是保民企。与此同时，未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占比也会提升。另外，中国加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如何让老龄人群体老有所养，提高消费倾向，比较迫切的是要进一步扩大基础养老的覆盖范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提出，促进消费可以从多个角度发力，比如需要增强消费能力，完善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环境等。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最主要和最直观的是要增加收入，国家也一直在推进增加收入的改革措施，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个税改革。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也可以增强消费能力，比如扩大就业政策，给老百姓提供充足的就业；还有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在城乡居民的生活保障方面能够进行托底。另外还涉及政府的公共支出，政府把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做得更好，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钱可以作为可支配收入来消费。

关利欣还提出，流通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能够有效带动循环畅通流转。现代流通体系要满足居民消费的需求，如何通过高效率、低成本的流通体系来满足居民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现代流通体系还要推动供需适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流通引领生产的先导作用，还要利用流通体系来实现内外循环的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提出，国内消费市场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还要加快市场秩序的建立，同时要推动促进消费的“放管服”。

构建国内大循环政府应该如何发力？聂辉华表示，要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构建，除了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GDP的提高这些方面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如果政府还是想着怎么自己来赚钱，大量钱还是用在投资上，就没办法实现促进内需。”医疗、教育、住房这些虽然不是公共产品，但具有很强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性质，政府可以在其中有所作为，如果不能做好这些公共服务，大众有钱也不敢消费。

对于目前存在的地方贸易壁垒，聂辉华指出，产生这些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是属地管理体制。按地域分类，存在企业和产品的边界问题，容易产生地方政府竞争。美国跨地区贸易是由FTC（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来管理。我国需要适当加强垂直管理，加强中央协调，涉及外部性的地方事务应该更多由中央管理，加强统一的市场能力。

编辑：柯锐、张笑缘

投稿、合作、联系我们：futurecity@xjbsmartcit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