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父母去外地打工，留守儿童该如何与父母取得联系？
近十年来，老一代农民工逐渐淡出大众视线，新生代农民工化身城市劳动市场的主力军。
产业结构的升级使手机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刚需，４Ｇ网络在农村社会的普及为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留守老人与打工子女间的亲子沟通提供了媒介化的渠道，微信为代表的社交软件又为打工家庭各成员的数字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
因而，尽管新老农民工的代际交替并未显著动摇城乡异地的家庭分离状态，但媒介的深度嵌入为打工家庭营造了“流动的家”，“家”变成一种需要建立信念感的概念，而家庭互动的模式也转变为媒介沟通实践。
一活力与韧性：打工家庭的“造家”实践
无论是出于无奈选择外出的务工者，还是自愿辅助的留守监护人，其共同的目标都是让“家”得以延续，让下一辈无后顾之忧，他们要攒够的是“孩子上大学的钱”，要规划的是未来返乡置业、“安置新家”的道路，所以从根本上看，“家”始终是他们最想呵护的对象。
城乡两地、彼此牵挂的打工家庭虽然失去具身互动、面对面倾诉的种种可能性，但是在媒介技术中介下，“家”的形式以及关于“家”的想象与体验仍然存续。
此前对农民工家庭的研究多重视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及家庭收人、生计稳定等经济视角，而忽视了“家”的文化意涵。
尤其在关注打工者的城市融入、生活状态、劳动力市场流转等问题的同时，忽略了其“打工人”身份之外，同时还是留守儿童的父母、留守老人的子女、整个农村家庭的顶梁柱，也因此没有充分关注“流动者”与“留守者”间的“连接”问题。
对于打工家庭来说，城市非农收入使得家庭运转得以稳固，但返巢共居的家屋已然分散，而利用媒介技术沟通亲情、巩固亲子关系则是作为精神港湾、个体后盾的“家”得以延续的保障。
因此，在理解外出动因的基础上，继续追问城乡两地的打工家庭如何维系“家庭感”的问题。简言之，打工家庭如何利用媒介去积极创造关于“家”的想象，如何在地理区隔下建立虚拟共在、如何借由媒介实现家人间在经济、社会及情感上的支持。
二矛盾与协商：打工家庭的“亲职”建设
“ 代”的框架为理解打工家庭的代际互助模式提供了新视角，祖代自愿留守家屋料理琐事，亲代年复一年摆渡于城乡之间，他们都将整个家庭的希望寄托到子代身上，期盼孩子能考上大学、走出乡村，或是掌握一技之长、摆脱贫困。
实际上，在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认知中，培养下一代的任务就是“成才”与“成人”。由于父母文化水平的限制，“成才”往往被视为学校教育与自身努力的结果，“成人”则更依赖家庭教育的宽严并济、家长的口传身授。
由于在社会整体教育资源方面，城乡间的差距仍较大，且乡村家庭能为孩子成长提供的经济支持也十分有限，因而除了通过升学时的优异成绩改变命运之外，乡土社会的评价体系也十分注重为人的品行，培养出一个厚道、能干、肯吃苦、靠得住的孩子，同样是“争气”又“长脸”的事情。
然而，空间隔离、异地分居、情感疏离等，都导致打工父母在履行监护人义务方面遭遇诸多困境，至于上文提及的隔代抚养——作为解除外出打工“后顾之忧”的优势条件——又成为家庭教育需要克服的新难题。
观察新一代打工者远距离的“亲职”实践，总体上比老一辈农民工更具主动性与创造性，这不仅因为媒介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更是“媒介化”于无形间渗透进家庭教育领域的体现。
媒介的教育作用可以追溯到赖特的“四功能说”，即大众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当然，传递知识的视角也为传播学带来许多经典的实证研究 案例。
如培养理论关注电视暴力画面与少年儿童现实模仿行为间的潜在关联、“知识沟”假说关注媒介知识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作用机制、而媒介素养研究也将媒介使用中的知识检索、技能训练、自我提升等作为重要的考察维度。
然而，以上路径依然将“媒介”视为静态的“文本”或无差别的、作为中介桥梁的“公众平台”，而未深入到个体的具体生活实践中思考媒介与人、媒介与教育、媒介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视媒介为渠道、工具、手段、强调大众媒体、重视单向撒播的路径是一种“中介式”育儿，那么从媒介化理论入手，转向关注作为“行动者”和教育资源的媒介、强调社会化媒介与自媒体、重视双向互动的路径则可以称作“媒介化”育儿。
媒介化育儿实践由作为主体的新生代父母、作为客体的育儿焦虑及作为本体的媒介知识三要素组成，同时，育儿的发生维度既体现为父母自主“驯化”媒介技术，又体现在媒介技术对用户的“反向驯化”中。
尽管媒介化理论资源为育儿研究提供了结构性视角，但这种理论建构的尝试依旧未能跳脱以“共居的核心家庭”为前提的局限。换句话说，人的流动（异居）、非核心家庭（合作育儿）、以及中国城乡教育差异等都被系统性地忽视。
探索数字媒介技术驱动下的日常育儿实践，需要釆取更具体、更在地化的研究视角，将打工家庭的远程合作育儿模式、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新型媒介技术的深度嵌入等一并纳入考察范围內。
三缺失与补偿：打工家庭的“家情”维系
家庭是一种情感共同体，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纽带是每一个家庭得以维系的情感根基。从以家庭生存为由的经济积累、物质资料再生产，到以血脉延续为由的繁衍抚育，再到处理家庭事务的协商交流、日常互动中的家庭沟通，情感始终贯穿其间。
一言以蔽之，情感就是家庭的核心力量。而当媒介逻辑渗透进城乡两地的打工家庭，不止“家”的存在状态、“持家”方式、“亲职”实践等在发生改变，每个家庭成员的情感唤起、情感表达以及情感体验也被媒介技术深刻重塑。
从这意义上说，打工家庭的媒介沟通是以精神交往为出发点、以情感维系为目的而进行的数字实践活动，从打工父母、留守老人到留守儿童，三代人利用媒介营造远程共在的“家”，归根结底是为了防止因部分家庭成员流动、常年无法共同生活而造成的亲情缺憾。
在对打工家庭外出动因背后的媒介代际差异、媒介化的造家模式、媒介化的亲职活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回归情感的视角，思考各种媒介化的家庭实践究竟如何形塑人的情感表达，多大程度上纾解人的情感缺失，以及在媒介与现实的双重情境下带来何种微妙的亲情体验。
结语
“ 流动的家”是一种生存隐喻，留守的孩子在长大，打工的父母在变老，家的形态在变，家人间的关系也在变。
无数分别的场景、新年团聚的餐桌、舍不得清理的微信缓存、想念时翻看的聊天记录、争吵时挂断的电话以及害羞的父亲节祝福，所有媒介沟通的细节构筑起打工家庭的亲情线索。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媒介沟通实践，思考媒介如何中介化了“家”的意义，如何改写了城乡两地、三代人的家庭互动模式，如何为亲子关系的维系提供媒介方法，最终又是如何形塑了打工家庭的亲情体验。
相反，中国的家文化提倡家庭成员对内心真实情感、当下情绪的“控制力”。换言之，具身互动情境中，个体的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都要在理性规范下进行有限度的呈现，因而我们总是羞于直接地向家人表达爱、感激、想念，同时又避免自由地发泄怨恨、不满、愤怒，避免发展成难以收场的家庭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家庭的媒介沟通某种程度上将现实中的亲情规范完全颠覆，如挂断电话、结束视频、拒绝回复消息等媒介沟通中的“暂停键”为个体负面情感的表达提供了可能性，而表情符号、信息分享、群发祝福、点赞朋友圈等。
媒介沟通中的“互动键”又似乎能轻易向家人释放爱的信号、拉近亲子关系。然而，手机里的热闹和闲坐一起时的冷清又形成强烈的反差，当打工家庭各成员（特别是留守儿童和打工父母之间）习惯了媒介化的亲情实践。
那么当回到现实世界时，除了需要克服面对面交流带来的不适应，更可能产生新的误解和失望感。比如，与留守儿童交往中，不少孩子提到：感觉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更爱我，回家了反而没那么热情。
这也启示我们，打工家庭中媒介沟通的积极性和媒介化情感的密集性，需要与具身的亲子互动有效结合起来，防止因为线上和线下感受的落差为留守儿童带来新的心理问题或成长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