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张鹏龙、韩天阔：“我和我的家乡”——人口流动与省际贸易
本文构建一个以消费者家乡偏好为微观基础的结构引力理论模型，定量研究人口流动如何通过偏好差异影响省际贸易。我们基于多种来源的贸易和人口流动数据，估计了不同来源地流动人口的家乡偏好程度。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对家乡产品的偏爱显著偏离于“一视同仁”的无歧视水平，即在相同条件下，平均每100元的总支出，消费者购买家乡省份产品的支出比“无偏消费者”购买该省份产品的支出多29元；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本研究意味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人口流动是推动中国省际贸易和实现市场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文丨张鹏龙 韩天阔
张鹏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韩天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摘编自 |《世界经济》，2023年第2期
引用格式：张鹏龙,韩天阔.“我和我的家乡”：人口流动与省际贸易[J].世界经济,2023,46(02):31-55.DOI:10.19985/j.cnki.cassjwe.2023.02.015.
2020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滞后削弱了超大规模市场在促进专业化分工、虹吸生产要素、调节资源配置、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效果。而且，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省际①显性贸易成本的下降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在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减弱。同时中国正在经历地区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8%①，对地区间经济联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口流动如何影响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贸易需求及贸易供给，成为当前中国贸易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国际贸易领域，已有文献充分探讨了国际移民在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Bronnenberg et al.，2012；Caron et al.，2014；Zhang，2020）。文化和习惯等因素使得消费者在移居海外后保留了对母国商品的偏好，因此国际移民更倾向于购买母国的商品，进而推动母国与现居住国的贸易联系（Dunlevy and Hutchinson，1999）。此外，铁瑛和蒙英华（2020）发现国际移民网络通过贸易途径显著提升了两国贸易协定缔结的概率，海外移民和其同源性文化习惯形成的社会网络强化了对国际贸易合作动因的解释。然而，与国际移民相比，国内人口流动的限制较为宽松，文化习惯也更为同质，加之中国区域间流动人口的规模远大于国际移民，因此国内外的现实情境存在巨大差异，这就需要细化国际移民偏好的异质性假定，进一步从国家内部考察流动人口的偏好差异在贸易中的理论含义。关于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区域贸易，王永进和侯韫韬（2022）发现国内移民也可以通过要素市场一体化推动产品市场一体化。Hao et al.（2020）发现，省际人口流动成本的下降减少了省际贸易成本，人口流动不仅推动了省际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还降低了中国区域间和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然而，人口流动不仅影响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还会影响区域间的产品需求、劳动力结构及贸易供给。因此，已有研究对于人口流动如何影响省际贸易流通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其他更深层次的影响机制亟待挖掘。
本文改变了传统引力模型中同质化的消费偏好假设，构建了一个以消费者家乡偏好为微观基础的结构引力模型②，将人口流动的偏好效应嵌入省际贸易框架中，通过考察家乡偏好在省际贸易中的经济学含义，进而从非贸易成本角度完善对中国省际贸易中边界效应的解释。该模型给出了省际贸易中家乡偏好因素的理论基础和微观结构，将家乡偏好从不可观测的贸易成本中分离了出来。在对称的家乡偏好引力模型中，除贸易成本外，模型还考虑了双边人口流动推动双边贸易增长的情形。携带家乡偏好的流动人口将其收入的更大比例消费在来自家乡省份的产品上，进而增加了省份间的贸易流通。
本文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和增值税发票贸易数据，首先估计了各省消费者对家乡产品的偏好程度，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形下，平均而言，在每100元的总支出中，消费者购买其家乡省份的产品支出比“无偏消费者”购买该省份产品的支出多29元。其次，使用对称的家乡偏好引力模型，在控制了潜在内生性后，检验人口流动对双边贸易的促进效应是否依旧显著。再次，基于铁路货运数据重新衡量贸易占比，使用微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一步检验流动人口影响贸易的各种机制，判断本文结论是否依旧稳健。最后，利用基准回归估计的参数值对各省本地贸易偏离进行分解，讨论“反事实”的人口流动政策带来的贸易和消费者福利变化。
本文与以下几支文献密切相关：第一，贸易的边界效应和影响中国市场分割因素的研究。边界效应和市场分割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既有研究认为，贸易成本、消费偏好（Caron et al.，2014）、多阶段生产（Yi，2010）、规模效应（Ramondo et al.，2016）及社会网络（Co?ar et al.，2018）等因素使边界内部贸易远多于外部贸易。此外，大量研究也基于边界效应模型考察了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Young，2000；行伟波和李善同，2009；张少军，2013）。其中，贸易成本被视为影响中国省际贸易流量的决定性因素，包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韩佳容，2021）、非制度性的自然成本（刘生龙和胡鞍钢，2011；范欣等，2017）以及相对隐性的文化壁垒和信息成本（高超等，2019；周向红和崔兆财，2020）。尽管不同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存在差异，但一个不争的结论是，中国省际贸易的边界效应明显，但市场整合程度在逐步改善（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本文结论证明，各地消费者家乡偏好这一非成本因素是中国边界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已有大多数引力模型和边界效应研究忽视的。
第二，与贸易主体偏好相关的研究。偏好或品味往往是源于消费者个人身份的概念，既有研究将偏好与宗教、种族、语言及文化历史相联系（Shayo，2009），揭示了其在政治经济环境中扮演的特殊角色（Baier et al.，2014）。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贸易主体异质性偏好如何对贸易活动产生影响。比如Caron et al（. 2014）讨论了消费者差异化的偏好如何塑造产品和服务在生产过程中的特征；Morey（2016）基于随机分配的拍卖机制，检验了微观个体对家乡农产品的偏好程度等。本研究不仅能补充人口流动、贸易主体异质性偏好及国内贸易的相关研究结论，还对促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人口流动政策及挖掘人口红利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第三，本文也与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文献相关。人口流动对宏观经济有显著影响（蔡昉，2017；Bryan and Morten，2019；Schmutz and Sidibé，2019）。人口流动不仅能促进专业化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还能加强区域间联系，减少信息摩擦，降低贸易壁垒（蒙英华等，2015；铁瑛等，2019）。近期关于中国人口流动、省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的几项研究与本研究主题十分相近（Tombe and Zhu，2019；Hao et al.，2020；王永进和侯韫韬，2022）。但不同于绝大多数的简化式研究，我们的结构式引力模型不仅区分了人口流动贸易促进效应中的信息渠道和偏好渠道，还基于理论含义，使用双边人口和贸易的占比，而不是绝对流通量作为考察变量的主要形式。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1）有助于从消费者异质性偏好这一非贸易成本视角补充对中国边界效应和市场分割的解释。影响中国省际贸易流通的不仅有“山川大海（自然贸易成本）”和“政策文书（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情感偏好（消费者对于家乡产品的偏好因素）”。（2）提供了更具一般意义的引力模型，将研究视角从单一种族转为所有群体，基于增值税发票和铁路货运等多种来源的贸易数据，估计了中国各省分部门的偏好程度。（3）补充并支持了“人口流动经贸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即流动人口携带的家乡偏好可以促进其来源省份与现居住省份的贸易流通，表现为“人口流动-家乡偏好-省际贸易”的逻辑链条。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家乡偏好的引力模型；第三部分是经验研究策略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基准回归结果；第五部分基于铁路货运数据和微观人口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第六部分为反事实和消费者福利分析；最后是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消费者家乡偏好为切入点，是关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微观基础研究。我们构造了一个带有消费者家乡偏好的引力模型，将大多数研究忽略的偏好因素进行了可行的估计。基于增值税发票和铁路货运等多种来源的贸易数据，以及宏观普查和微观抽样调查的人口数据，着重探索了各省消费者的家乡偏好程度、人口流动对贸易的促进效应以及人口流动政策对省际贸易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消费者对家乡产品的偏好显著偏离无歧视水平。第二，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和其他竞争性解释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人口流动通过对家乡偏好的携带和转移促进了家乡所在地省份和现居住地省份的贸易往来。第三，相当比例的贸易偏离可以由本省家乡偏好解释，放松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有利于提升各地区的国内贸易参与度。第四，流动人口的家乡偏好不仅直接影响省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还间接影响了各地区非流动人口的福利水平。
本研究结论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将偏好因素从不可观测的成本中分离后，虽然贸易成本依然可以解释超过半数的贸易偏离，但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现代物流运输体系的进步、互联网技术升级，贸易成本对省际贸易的边际增量势必会下降。其次，人口流动携带的偏好转移不仅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贸易流通，还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各省福利水平。放松省际人口流动限制可以显著提升各地省际贸易参与度，因此人口流动是除降低贸易成本之外，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和省际贸易流通的重要补充。最后，鉴于贸易成本和消费者异质性对社会总体福利和贸易政策差异化的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充分挖掘人口流动在拓展省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群体的异质性偏好，进一步减少人口自由流动的壁垒，而不只是降低贸易成本。
本文虽然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证明了人口流动及其携带的家乡偏好转移是促进省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但首先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我们只能部分排除对其他竞争性的解释；其次，基准回归的因变量是基于增值税发票和铁路货运数据度量的，事实上，省际配对的贸易流通量并没有官方统计，即使增值税发票贸易数据可能是最“逼近”真实贸易量的数据，但其本身仍存在些许缺陷；最后，为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的可信性，我们使用了宏观和微观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然而不同数据之间的直接衔接也可能存在偏误。综上，未来关于人口流动、消费者家乡偏好与省际贸易的研究，我们可以寻找更为精细的数据对本文的结构式引力模型进行检验，并着眼于异质性家乡偏好背后影响因素的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微观基础研究。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