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复旦大学兰小欢老师的《置身事内》这本书？
书如其名，分析问题思路和看待问题的态度很温情理性。很多学者、公知总喜欢用国外的学术概念和制度框架生搬硬套中国的现实，结果被连续打脸四十年。当公知们一贯的话术屡屡失灵的时候，是不是要多问问“为什么”。国内的连续四十年高速发展，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内在生命力值得深入探究。作者的态度就是，要置身事内，就是沿着这个思路，一边嘲讽经典经济学，一边探究是什么，为什么。当捋完了许多经济现象和政策机理之后，得出的结果就是，当下的政策就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怎么样。刚好，我也置身事内，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还是一个从业者，都置身事内，所以感触更深。
一、财权与事权
财权与事权的划分。财权与事权是财政体制改革永恒的话题。作者也深入论述了新中国以来财政体制改革，尤其着重分析了98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并引出土地财政和政府债务、高房价等一系列问题。其暗示的逻辑就是分税制改革导致基层政府财力匮乏，所以只能新开辟财源，让土地变现，进而导致了土地财政和饱受争议的政府债务和高房价。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不是全部。而且作者选择性的忽略了一个事实。分税制不只是中国独有，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选择分税制。而且在财政收入分享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央财政集中更多收入，在事权划分的时候地方承担更多的事权。为什么这么划分。
事权划分的考量。事权划分有三要素，外部性、信息复杂度、激励相容。但我的排序是外部性、激励相容、信息复杂度。先说外部性，外部性最恰当的应当是将受益与成本控制在最理想的最小区域，如果不至于产生严重的成本与受益明显的不匹配，那么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就应该是最基层的政府。再说激励相容，这个原则是说，各级政府按照自己的利益尽力做好自己的事，可以使全局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安排就是激励相容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尽力招商引资，中央政府提供统一制度保障，那么总体利益就是相容的。信息复杂度，在信息的收集与处理上，除了国防、外交等少数事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优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越高层级的政府越不可能了解最基层实际情况，越基层的政府对地方事务越熟悉，可以说在信息的收集与处理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天然的信息不对称，谁最了解实际情况，谁就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综合三个原则，显然可以发现，除了国防、外交等事务，所有的事务都趋向于一个原则，即信息复杂度，也就是说信息复杂度在划分事权的时候占得比重最大。基于这个原因，很多事权必然要交给基层政府来处理，这样更加有效和切合实际。
财权的划分考量。尽管对于征税有公平、适度、法制、效率等很多原则。但是，财权的划分原则和实质相对简单明了的多。那就是中央必须占主导权。权力体现在哪里？谁掌握分配的资源越多，谁就拥有更多权力。基于此，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只要是统一的稳定的政权，在财权划分上，中央政府占据支配地位。然后，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国家总体的政治经济目标。可以说，财权的划分就是一种结合了财政制衡和政治考考量的结果。在财权划分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无一例外，中央政府占大多数，英国的中央政府收入甚至占到总收入的90%。
因此，事权和财权匹配或者适应，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提法,也无法实现。所以说，政府债务和高房价不能只归罪与分税制。
二、土地财政与债务
在所有的政策里，土地财政是最广为诟病的一个。因为，土地财政催生了高房价，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痛感最强烈，自然反对最多。有人将土地财政比作隐形税收，本质没错。但是我以为土地财政是一种福利税或者是发展税，也可以叫作新时代的剪刀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土地财政及土地财政衍生出来的债务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了巨量的资本。可以说我们现在能享受到的各种便利的基础设施、便宜的工业品、便宜的生活资料，土地财政助力最大。典型的例子，火车票、学费几乎三十年没有涨价。然而，任何享受早已在暗地里标好价码，代价就是土地财政带来的高房价。很显然，我们既是发展成果的受益者，又是承担者。
土地财政的前世今生。土地财政也并非中国原创，最早开始于美国，成熟于香港。从美国建国到19世纪末将近百年间，美国依靠的也是“土地财政”。殖民者几乎无偿地从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然后有偿卖给新移民。土地收入成为当时美国政府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美国政府收入最高达到50%。后来香港创造了两权分离的土地出让制度。而当时国内土地管理制度本身就是两权分离。于是顺理成章的引进香港土地管理制度，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融资。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要先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攫取第一桶金。只有资本才能加杠杆，才能为预期增值背书。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就会带来持续经济受益。这样就可以再加杠杆、再投资，进入良性自我循环。
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式，归根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式。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完全靠行业内部积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也就是说很难从0到1。中国的资本积累从明末到清末，依然没有任何效果。强行积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甚至政权颠覆。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靠的是殖民掠夺完成的。可以说，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带着“原罪”。“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英国的“羊吃人”运动，美国的“西进运动”，无一不是血泪史。
中国真正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始于建国以后，但那时依靠殖民掠夺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已经不可能。中国只能学习苏联模式，首先干掉食利阶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其次强力推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剩余价值积累转移到工业。原理上仍然是通过自我积累，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但却再也没有余力完成城市化的积累。超大的剪刀差，已经使农民的承担能力达到极限，生产的工业品没人买，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地循环。改开后，工农业剪刀差已经无法再继续，只能寻找新的路子。于是土地财政就成为最无奈的唯一选择，如果说第一波积累是工农业剪刀差，那么第二波积累就是以土地为媒介的城乡剪刀差。
政府债务的罪与罚。巨量的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隐形债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会不会暴雷，会不会引发信用危机，导致经济大萧条？现在很难给出一个有效解决方案和准确回答。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政府债务？前文说土地财政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了原始资本，其实最准确的说法是土地财政及以土地作为抵押的政府债务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了原始资本。
事实上，土地财政应该叫土地融资，而不能看作土地收益。因为出让土地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基础设施配套支出，这一部分就形成负债。否则土地没有增值的空间，没有增值空间，就不会有人购买土地，资金链就没法达成闭环。所以土地财政的操作逻辑就是先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然后用土地出让收益偿还负债。也因此，土地财政的实质就是以未来土地增值作为信用抵押进行融资。按照这个逻辑，土地财政应该是平衡的，不会产生地方政府债务。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大部分地方都无法完成这个闭环。
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并没有完全拿到完全的土地增值收益，地方政府只取得了初始的土地增值收益，未来的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和买房者。如果土地二级市场的增值收益完全归属于地方政府，那么负债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但直接拿走增值收益肯定不可能。怎么解决呢？美国的办法是征收土地税、征收房产税，以税收的形式拿回部分土地未来增值收益。所以，会不会开征土地税和房产税来解决土地财政缺失带来的资金缺口和形成的地方债务？应该会开征，但形成过程应该很缓慢。是否要开征房产税和土地税，其实已经酝酿了十多年，一直没能落实。原因就在于土地财政衍生的土地和房产其实就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绑定的股票，股票最重要的属性就是预期收益，一旦开征税收，那么预期收益就有限，股票会不会直接崩盘，进而拖累整体经济，都无法准确预判。二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支出和收益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投入到土地上的支出远远大于收益，于是不得不融资弥补这一部分缺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为了扶持产业，大量产业用地本身就赔钱出让。收回的成本只能达到三分之一。同时因为以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经济增长和税收收益边际效益一直在递减，土地增值的速度也不是总是直线上升。深圳作为最初的土地财政探索者，完美的吃到土地财政的所有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四十年，深圳土地带来的整体经济增长远远超过预期，在边际效达到益峰值前，凭借土地财政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税收收益解决了所有的前期负债。但是其他后发地区开始照抄土地财政额模式时，投资乘数的作用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也就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发展和税收收益已经无法平衡。可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还不能直接抛弃土地财政模式，因为没有完美的代替者。于是政府投资仍然需要持续一定时间，负债仍然向上累积，这是个二律背反，在当下几乎是无解的。最深层的解决方法，当然是完成产业升级，增加土地开发带来的整体经济效益和税收收益。“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若土地只能用来种小麦，价值便有限，可若能吸引来工商企业和人才，价值想象的空间就会被打开，笨重的土地就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不只是中国独有，全世界几乎都有这样的难题。美国因为债务无法偿还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并不鲜见。美国怎么解决的呢？无外乎三个手段。一是躺平式解决，也就是直接申请破产清算。这种方法对于政府信用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要想重建政府信用再融资，短期内几乎不可能。二是无赖式解决，用通货膨胀稀释债务，降低债务实际购买力。但这种方法如果没有强力的掌控力，会直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三是常规式解决，保持流动性。可以直白的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在借政府债务的时候想着偿还债务。债务到期怎么办？秘诀就在于保住现金流。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保住现金流稳定远比利润高更安全。现金流是动态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于偿还债务。而利润则是相对静态的。国内的很多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模式已经充分证明了现金流的重要性。对于政府来说，保持现金流的办法可以是借新还旧，也可以是辅以信息手段的量化宽松，实现货币的快速发行和回笼。
三、工业化和看得见的手
任何国家想要富强，唯一的路径就是工业化。而我党对于工业化的痴迷可以说已经刻在基因里了。毕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没有工业岂不是要失业……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为什么70年代以后只有中国的工业化取得成功，直至今天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是政府管住看得见的手、国有企业私有化、利率市场化等。按这个逻辑推理，显然无法解释中国自1978以来长达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直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仍然饱受诟病，然而依然不影响经济持续繁荣。那一定是我们做对了什么。作者有自己的解释，工业化与政府的深度参与密不可分，“政府不只是分蛋糕，也在做蛋糕。”
政府搭台。“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作者的核心观点。然而，在经济奇迹背后，政府做的基础铺垫远不止于此。首先，统一的市场是基石。一个农业国如果想要实现工业化，统一的市场是基础中的基础。当年的日不落帝国的纺织品卖到全世界，靠的就是强大的海军舰队维持的稳定的、安全的全球性的市场。廉价的商品才能自由流通至全世界任何市场。统一前的德意志，被大大小小的诸侯分割成无数块，从柏林到巴伐利亚，需要缴纳十几道关税。直到德意志统一，建立统一市场，德意志经济才实现了迅猛崛起。建国后一段时期内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放弃市场经济，主要以独立的人民公社为单元推动现代化，然而所有的市场要素，劳动、资本、技术、土地完全无法自由流通。但同时，凭借超强的积累，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这样的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可以满足封闭、有限的需求，但永远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改开以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引进市场经济元素，也就是保持政治框架稳定，引入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了今天全球最大、最统一、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市场规模。至此，统一市场的几个基本条件，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完善、要素流动全部集齐，神龙的力量开始显现。如今，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的一张经济政治王牌，在统一市场的加持下，任何一项技术突破，都可能凭借统一市场的规模效应成长为世界级产业巨头。任何想对抗中国的资本和国家，首先就舍弃不了中国巨大市场的诱惑。其次，相对完备的重工业体系。重工业是工业的工业。英法老牌国家，从轻工业开始，几百年才走完工业化的路。德国日本后发国家，毫无例外的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起家。苏联最为典型，依靠工农业剪刀差，在大萧条时期去美国购买重工业机器和技术，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中国在苏联支持下，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全力发展重工业，钢铁、石化、机床、能源。最终形成水平不高但是完整的、门类齐全、可以自力更生的基础工业体系。改开后，轻工业的爆发，完全可以说是建立在重工业提供的基础生产资料之上的。前些年，大家看到国内纺织业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真相是越南纺织业的面料60%来自中国，是越南不想自己配套吗？并不是，纺织业面料需要强大的化工业支持，而越南显然没有这个重工业基础。第三，完善的基础设施。资本流转需要强大完善的硬件基础。想致富，先修路，绝不是口号，而是发展证明的真理。没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生产资料就不能畅通流动，以汽车为核心的整条产业链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大面积铺设的通信网络，互联网产业壮大就没有根基。建国后倾全力建设乡村公路，修水渠、建大坝，虽然看上去似乎缺乏短期经济效益，但一旦有了工业化的加持，这些基础建设就体现了巨大的产业拉动效果。
政府唱戏。作者在书中提到“我国这种混合经济体系，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捋一捋几个后发国家，德国、日本、韩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政府强力干预，从政策制定、产业保护、资本支持、金融管控等方方面面参与。而那些听从、推崇西方经典经济学的东南亚、南美国家，如今还在泥潭中自由地裸泳。而中国显然与德日韩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国资主导经济，而国资的背后就是政府的意志。作者也在书中提到了液晶显示面板行业的崛起过程。当年，合肥市政府及下属国资赌上身家性命，投资京东方的液晶面板产业，最终液晶面板产业实现了全面国产化，进而导致液晶电视价格直接降至白菜价。事实上，无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国资已经占了绝对主导。能源、通信、军工、电力、交通等等，国资不只是掌握了产业而且掌控着核心技术。过去，国资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在产业升级的今天，要想冲破欧美的技术围困，只有国资才会沿着欧美成熟的技术路线，不计代价、不计收益、不计周期的投入，也只有国资才有能力投入基础产业，例如芯片产业，在被欧美封堵看不见希望的前提下，任何民营资本都不会轻易尝试投资，因为民营资本压根承受不了万一失败的损失。所以，产业升级的路线只能是国资打头阵，构建起初步的产业体系，民营资本跟进。因此，我们不能以任何现有知识定义中国政府的职能。一个矢志不渝的工业党，一个精于投资的投资人……不管如何定义，改开后有一个底线坚守的非常牢固，即国家执政核心不能被资本绑架，关乎国家命脉的基础性产业不被资本寡头垄断。一个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工业化的政党，比资本寡头更让人放心，也更有底线。这就是我们置身事内、亲身经历的体验。
总的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兰教授用温情和理性在看待和解读当下的所有经济问题。用作者的话说，了解政府认为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怎么办更重要的多。因为提出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困难。
另外，作者的结束语很有感触和深意。“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与本书无关，只是希望大家好好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寻找快乐，在纷繁复杂的逆境中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