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夏文化论坛在河南郑州举办 追寻“最早的中国” 点亮中华文明之光
▲ 2021夏文化论坛现场
历史的天空下，充满神秘色彩的夏王朝究竟在哪里？夏文化究竟在什么地区发展成熟？夏朝的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问题，关乎华夏文明在世界人类文明诞生史中的地位。如果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文化自信就有了更坚实的支撑。正因如此，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为国内外所广泛关注的课题，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围绕夏文化，学术界始终在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等方面执着追求。
12月3日至4日，2021夏文化论坛在河南郑州召开。本次论坛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文物局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主办，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会议围绕主题“夏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展开，旨在进一步深化对夏文化、夏王朝历史的全面认识，阐释夏王朝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加强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和传播。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此次论坛采用线上、线下共同交流研讨的方式举行。
夏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人共同的事业，也是考古人共同的使命。考古人必将克服一切困难，将夏文化的研究工作、诠释工作向前推进。这次论坛的成功召开，某种程度上说，也体现了全国考古人的担当和使命感。
论坛开幕式上，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贾连敏、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宏等专家领导致辞。
论坛上，20多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专题报告，从不同角度研究、阐释夏文化，每一个都非常独到，对研究夏商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报告课题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16篇集中探讨了夏文化或夏时期的相关问题；5篇集中在商文化研究；2篇综合探讨了夏商文化。在这些课题中，集中于二里头文化探讨的有10篇，进一步探讨了对二里头遗址中通神法器、陶鬲、建筑、都邑布局、铜牌饰、绿松石等研究的新进展；部分课题回顾了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一些课题对聚落考古与二里头王权国家的形成，以及基于墓葬研究的夏文化中心地区豫西、冀南的社会复杂化等的进展进行研究；一些课题结合文献探讨了夏文化早期发展阶段，以及二里头遗址方面的考古新进展。
专家们认为，通过近几年的研究，二里头都邑的性质更加明确：以主干道为框架，构成了多网格式的规整布局；以宫城为核心的向心式布局，反映了都邑在建设之初或建设以前已经有了建筑的规划；社会秩序有序、严整，社会管理的制度化都在布局上得以体现。
通过对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的研究，可发现夏朝文化技术达到空前的高度，也反映了夏代宗教思想内涵。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材料，为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从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制品的生产与流通，也可以看到夏代不同部族之间的交流关系。
从地域上来说，除以豫西二里头为中心的区域，这次还讨论了很多其他地域。关中地区可以说是进行夏文化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地区，因为涉及豫西二里头文化和关中文化、齐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陕西要加入夏文化研究课题的重要原因。这几年，陕西在此方面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对白水杜康遗址、太平遗址等的研究。重新启动的山西东下冯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认识。还有学者讲到豫中地区的郝家台文化等。学者们对各个地区的遗址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为认识和研究这些遗址的性质和与夏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信息。
论坛上还提到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研究，除了其本身的研究意义外，这项研究也与夏文化研究有密切关系。如果能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文化内涵和年代进一步丰富、确定，那么将对上溯或研究夏文化有非常直接的作用。论坛上集中讨论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水系的情况，这实际上涉及古代城市景观考古学，展示了专家学者对相关研究新的认识。
对郑州小双桥遗址的研究这两年也有一些新进展。例如周勃墓，根据夯土结构和“木骨”柱网结构等推测，可能是一处商代三层高台建筑。如果推测属实，这将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高台建筑之一。
安阳殷墟以辛店遗址的发现为开端，这几年在殷墟以外比较广大的区域都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研究成果，扩大了人们对殷墟遗址范围的认识，间接地对研究夏文化有很大帮助。
夏文化论坛的交流，对今后进一步研究夏商文化提供了基础性帮助，将推进夏商文化研究踏上一个新台阶。
本端特摘登部分参会领导和专家的精彩发言。
（鲁 鑫）
夏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贾连敏：
夏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对研究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是很重要的。加强夏文化研究对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增进国家民族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夏文化探索以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经取得累累硕果。但是，夏文化考古研究工作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不深入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提出，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河南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推动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力度和夏文化研究工作。河南省文物局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为推动夏文化研究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本次论坛以夏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为主题，搭建了一个夏文化研究的交流平台。在未来，我们将继续积极发扬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深入研究周边文化的文明形态及其与夏文化的互动关系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
夏文化研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课题。河南省自夏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以来，在省委成立了夏文化专班具体指导工作。近两年，在田野考古、学术研究方面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和突破。本次夏文化论坛，是对这几年夏文化研究的回顾、总结和对下一步工作的展望、部署。中国五千年文明是不间断的文明，最重要的依据是文献记载五千年文明的连续发展。所以说，对商以前1000多年文明的考古性研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史学文献的研究，这是中国考古学特色之一。这几年的发现，对夏文化边界的认识、夏文化的文化发展的认识以及夏文化和夏时期周边文化的发现和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和贡献。除了对夏文化区域内的研究之外，要特别关注夏文化与周边文化在这个时期存在的面貌。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中，中华文化在中原地区是互动融合的，因此，夏文化周边文化的文明形态和它们与夏文化的互动关系都值得深入研究。夏文化研究的最根本、最主要手段之一是考古学，所以考古发掘工作应该坚持下去，对一些夏时期大型遗址的研究应该深入地进行下去。今天，夏文化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未来的路还很长、很远，期待关心夏文化的同仁共同努力，助力夏文化研究取得更大突破。
夏文化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重要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宏：
夏文化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对夏文化的探索及其收获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当下，对夏文化的持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本次论坛中，有20多位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夏商文化进行深入研讨，既有重要发现的分享，也有颇具分量的综合研究，发言者既有资深学者，也有考古骨干和年青一代，充分显示出我们夏商考古队伍的实力与活力。我们相信，本次论坛的交流研讨，必将深化夏商考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夏商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的长久发展。夏商专业委员会愿意一如既往地投身于对夏文化及与其相关的各项研究之中，愿意和大家一道精诚合作，加强交流，共襄盛举。
文字不能成为判断夏朝是否存在的唯一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由于文献记载非常少，所以对夏王朝历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考古资料。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在全国考古学者尤其是中原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夏文化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对夏代的历史、文化、文明高度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影响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国内绝大部分夏商考古学者都认为二里头遗址最有可能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代晚期的文化。历史上是不是有夏王朝？夏代的文化是不是以二里头晚期的文化为代表？对此有两点认识。一是《夏本纪》基本上是可信的。二是以殷墟为出发点，考古学家向前找到了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代前期的文化，然后又向前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样一个年代早于早商、存在于黄河中游地区、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都邑性城址，其对周围有很大辐射，且是很多方面都被商王朝继承的一个势力、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且它恰好又和文献记载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夏王朝活动的时间非常吻合。二里头遗址的这些特征都共同指向夏王朝。不应仅仅因为没有文字的发现，就否认考古学家利用考古发掘来阐释历史的看家本领。我们要用更详实的材料来认证、实证夏王朝的存在，展示夏文化、夏代文明的风采。
学者们的发言将推动夏商文化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
学者们今天汇报的专题都十分重要，汇报集中探讨了夏文化或者夏商时期的相关问题，其中关于夏文化研究的课题有16篇，商文化研究的有5篇，夏商综合研究的有2篇。在这些讨论中，探讨二里头相关问题的有10篇，进一步探讨了二里头遗址的建筑布局、都邑等。学者们的发言将推动夏商文化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希望明年开夏文化论坛的时候，能够更多一些人，能够面对面地进行更有成效的交流。
河南夏商考古新进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梁法伟：
河南夏文化考古新发现，包括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叶县余庄遗址、淮阳时庄遗址、二里头遗址等，河南夏文化新发现具有发现地域广、以嵩山地区周围为核心区域、文化因素丰富的特征；河南商文化考古新发现，包括早商阶段的武陟万花遗址、郑州商城、白寨商城，中商阶段的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晚商阶段的安阳辛店遗址、辉县东新庄墓地、济源柴庄遗址等。河南夏商考古中，新发现推动了研究的新进展。一是在聚落结构方面：大遗址常挖常新；小型聚落功能单一，全新聚落形态对研究王朝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有极大推动。二是王朝国家礼制和祭祀思想层面：夏文化遗址器物群表现的礼制观念；祭祀区的考古发现及意义。三是文化交流方面：众多文化因素汇集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被中原文化吸收和改造，形成先进的中原文化，促成中国第一王朝在河南诞生。
关于夏文化还有一些问题要深入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一是年代问题，夏代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文献记载来看，夏是从大禹开始的，但能不能拿出一个确切的年代，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二是分布地域问题，夏代或夏族的活动地域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确定主要在豫西和晋南，但具体位置从哪儿到哪儿还值得研究。三是社会结构问题，夏代的社会形态究竟发展到哪一个阶段，是原始社会还是处于文明的初级阶段，目前还没有定论。四是世袭问题，关于夏代的世袭是有记载的，从大禹到启，再到太康、少康等，最后夏桀被商汤所灭，文献记载还需要考古学家通过遗物和遗存去证实。五是夏族与同时期的其他部族关系如何？这些需要继续研究。我们今天这个会议，既要总结我们的成果，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是什么，要把这些问题继续向前推进，一步一步地进行完满。
历史不应忘记——夏文化探索回眸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育彬：
探索夏文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夏王朝的建立在我国的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夏王朝和夏文化是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一环。研究夏文化必须通过考古发掘来印证。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拉近了商与夏的距离，也增强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调查、郑州洛达庙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偃师二里头的发掘，让我们最终找到了在时间上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在空间上其中心地域分布与夏王朝疆域较为一致的新文化——二里头文化，这是探索夏文化的标志性成果。而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禹都阳城呼之欲出，又是寻找早期夏文化的重大突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探索夏文化的进程中，以徐旭生、夏鼐、安金槐、邹衡、赵芝荃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作为开拓者贡献了毕生精力。
二里头遗址出土通神法器的使用方式问题
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王青：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与神灵崇拜与祭祀有关的遗存，为探索夏时先民的精神信仰和艺术传统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其中根据器物功能组合、装饰纹饰、出土场景等，推测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应为佩挂兼表演式法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和木牌饰应为佩挂式法器；铜铃、漆鼓应为演奏式法器；玉戚、瓒应为表演式法器；饰纹陶透底器、饰纹陶盆和大口尊这些陶祭器应为陈列式法器。报告进一步推测复原了当时作法通神的祭祀仪式，并认为这种复杂神圣的祭祀仪式，正是二里头作为夏王朝都城所举行的国家祭祀的重要体现。
比较视野下的二里头遗址大型建筑基址试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郭明：
在比较视野下，从建筑的形制、结构、柱网分布、空间布局、建筑技术、建筑与相关遗迹的关系等方面，将二里头遗址的建筑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他遗址的建筑予以空间背景下的横向比较，再在时间背景下，将二里头遗址建筑遗存与龙山时代和商代的建筑分别予以比较。
郑州商城城市水利工程的回溯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刘亦方：
郑州商城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市遗址的范畴，同一地点上经历了多个城市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城市的营建也都涉及对城市水利的构建。晚期城市建设（包括水利工程）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早期城市的废弃、沿用和改造，并保留有早期城市水利的“遗痕”线索。通过回溯分析，我们得以理解郑州商城城市水利工程的修筑。这对于理解不同阶段城市对于地区水系的治理、把握郑州历代城市的发展演变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相关问题研究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韩鼎：
探讨铜牌饰应从铜牌饰所属的时空节点来认识，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二里头铜牌饰是龙山时代神面纹至商代饕餮纹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同时，它还受青铜铸造技术、绿松石镶嵌技术、腕饰位置、金玉共振的审美、与祭祀信仰的关系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这也反映了二里头文化海纳百川的特征。从共时性角度分析，二里头铜牌饰与大甸子、三星堆神面纹的共通性，反映了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这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证据。
二里头都邑布局的新探索与新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
近年来，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井”字形道路和墙垣将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城位居正中。这说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开创划时代变化的情况以及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这也为探索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聚落考古与二里头王权国家形成研究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师贺俊：
通过对环嵩山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一期聚落形态的分析可知，二里头王权国家萌芽于龙山文化晚期，形成于新砦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一期阶段。二里头文化是嵩山东南新砦文化人群在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西进洛阳盆地，与当地王湾三期文化人群整合的结果。新砦文化的出现与政治中心的变迁，与环嵩山地区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聚落形态分析的结果与文献所载夏代初年的社会背景吻合，推测新砦文化可能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中晚期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制品的生产与流通
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秦小丽：
考古研究发现，二里头绿松石作坊与铸铜作坊同样重要，都是夏朝控制的国家级产业。绿松石作坊位于二里头宫城附近，从二里头一期、二期的少量绿松石制品，到三期、四期发现的几百件绿松石遗物，主要集中于绿松石嵌片和管珠类装饰品，说明绿松石产品也在更新迭代。大规模绿松石制品的发掘，表明夏朝绿松石从原材料的获得、制作技术的程序到产品的流通消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手工业生产链条，也调动了不同生产线上不同技能的工匠。
关中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探索历程及新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彦峰：
报告首先分两个阶段，回顾关中地区夏时期遗存的发现和研究情况。2000年以前的发现多为零星的遗存，相关研究探讨不够深入。2000年以后，随着老牛坡遗址夏代遗存材料的公布和商洛东龙山遗址的系统发掘，关中地区的夏代遗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以往学者的研究多是集中在遗存年代分期、文化性质等方面。因此，关中地区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探索仍需进一步深入下去。关中地区包括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和夏时期遗存的新发现。特别是老牛坡遗址范围内发现了较以往更为丰富的夏代遗存，为深入探讨关中夏代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最后报告展望了关中地区夏文化探索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二里头遗址陶鬲再分析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君孝：
根据陶系的差别，二里头遗址陶鬲可分为灰陶绳纹系和红褐陶刮抹纹（篦纹）系两大体系。后者数量不多但特色鲜明。前者又可根据口部、腹部、裆部与足部特征分为鼓腹弧裆型、垂腹分裆型、弧腹弧裆型、花边口垂足型、侈口撇足型等，其中有的还可分出不同亚型，个别亚型鬲还可分为不同的式。这些不同系统的陶鬲，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至少可以划分为西北、北、东北及东部四个方向，分别为东下冯类型、辉卫类型、下七垣—二里冈型及岳石型文化。文化属性不同的鬲，在二里头遗址的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文化遗迹单位中的分布情形各不相同。这种复杂的情况反映出，二里头遗址与其他文化类型间关系密切程度与互动情形是有显著差异的。
从花边罐看关中地区的夏商文化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妍利：
花边罐在关中地区夏商文化中属于有特色的器物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夏代的花边罐在关中东部、关中西部均有发现，类型丰富，老牛坡类型、东龙山类型、石嘴头类型（关中西部暂命名）各种文化和平相处，花边罐在其中承担了一定的交流载体功能。商代，花边罐在关中西部和关中东部的东阳类型几乎不见，发现于关中东部的商文化南沙类型和老牛坡—北村类型、老牛坡文化，类型单一，反映了商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先周文化和李家崖文化对花边罐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排斥。关中地区的花边罐来源于客省庄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没有随夏商王朝的更替消亡，但在西周之后不再见了，也说明了夏商周王朝对关中东部经略的方针不同。
陶寺、石峁的夏代遗存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
2002年、2005年，在陶寺ⅡFJT1夯土东北（即“观象台”）共清理墓葬28座，其中以大墓2002ⅡM22为代表。该墓在“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直口盆形斝、釜灶、单把鬲、小口折肩罐、圈足罐等残片”。经过与陶寺遗址已有的单把鬲、双耳罐、扁壶等比较后，这批墓葬属于进入夏代的“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陶寺对石峁遗址研究有如下启示：双鋬鬲分侧装、正装，变化规律都是宽弧裆→宽平裆→尖角裆；现在的考古材料只能说明陶寺遗存到了陕北、内蒙古中南部；石峁发现的敛口盉和口簧都是夏代的，陶寺也发现一件口簧，测年数据比石峁还要早5年，不能因为石峁发现的口簧多，就认为它的年代早。
从新峡发现再论二里头与东下冯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
制约理解东下冯与二里头相互关系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王屋、东条山东麓的沁西济源地区资料缺乏，新峡遗址的发现使研究有可能推进一步。新峡遗址地处轵关陉山口，山口以西即是垣曲盆地，是目前公布材料中豫西北最西端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恰好位于二里头和东下冯之间。遗址等级不高，面积不大，但难得的是有十分详细的分期与统计数据。这一统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沁西类型、豫北类型与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的异同，为我们思考沁西地区与垣曲盆地间二里头文化晚期的考古学关系提供了关键支点。
2020—2021年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调查与勘探收获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崔俊俊：
对东下冯遗址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一是东下冯遗址的范围与文化内涵。其现存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东下冯村以西、以北，跨青龙河两岸。文化内涵包括仰韶晚期、龙山早期、龙山晚期以及夏至早商时期遗存。从仰韶晚期到夏商时期，聚落大致自西南向东北方向扩展。二是东下冯商城的发现。初步认为商城西南部为仓储区、中部为居址区、东部有制陶区、北部为核心区。东下冯商城的修建可能与防洪有关，壕沟可能与青龙河相连。三是通过对青龙河河道的调查和勘探，发现河道有摆动，夏商时期其可能在遗址西北穿过。
“相迁帝丘”与“相伐诸夷”的考古学观察——兼论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安阳师范学院讲师崔宗亮：
相都帝丘即东周时期的卫国都城帝丘，也就是今天的濮阳县高城遗址。濮阳地区后岗二期文化晚期遗存极为丰富，应是“相迁帝丘”在考古学上的反映，而后岗二期文化晚期向鲁西地区的扩张则与“相伐诸夷”有关。后岗二期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约相当于禹至少康时期。新砦期文化主要来源于后岗二期文化王油坊类型，为中期夏文化，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约相当于杼至扃时期；二里头文化一期至三期为晚期夏文化，相当于胤甲至桀时期。后岗二期文化早中期为先夏文化，或“有崇氏”文化，而孟庄二期文化则与颛顼高阳氏有关。
郾城郝家台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与社会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付永敢：
郝家台可能为一处军事据点：郝家台龙山文化二期至五期皆有城墙或壕沟作为防御设施；遗物中少见农业生产工具，但箭镞等武器异常丰富；居住形态和墓地体现出群体认同不一致。在此基础上，通过微观聚落形态和遗物分布模式分析，简单探讨了郝家台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生活、聚落历时演变等问题。提出郝家台的聚落成员可能存在军事首领、战斗人员和随军家属几类；社会成员之间看不到基于财富的社会分化，生产生活有明显的集体色彩；纺织相关的手工业在聚落中占有特殊地位，可能是聚落成员在军事任务之外的主要工作。
新石器晚期至二里头时期豫西晋南地区社会复杂化研究——基于墓葬多样化视角的考察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鲍颖建：
聚焦于豫西晋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研究，采用“多样化视角”，将多个研究角度糅合在一起，也即多个维度叠加来探究墓葬的变化情况；按照墓葬的规模、形制、随葬品、尸骨葬式以及葬俗差异等标准来进一步细分研究角度，考察墓葬在多个方面的历时性变化。豫西晋南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核心区，报告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豫西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时期墓葬的历时性变化，进而对豫西晋南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进行考察。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冶金遗物的科学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馆员崔春鹏：
从冶金考古视角对遗迹、遗物进行解析，进而对遗址各阶段的炉渣、矿石等冶金遗物进行微区观察与成分分析，以揭示相关技术特征，认为最终产品均为红铜，且二里岗时期相比二里头晚期冶炼水平应有相当提高，并在时代背景下讨论其矿石来源与青铜产业格局。报告对西吴壁东周遗迹出土的样品进行科学分析，表明这些炉渣的冶炼产品均为红铜。与东周时期典型冶铜遗址比较发现，西吴壁东周遗迹出土炉渣所反映的冶铜技术特征与这一时期主流冶铜技术特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而推断本研究的炉渣应来自西吴壁夏商时期的冶铜活动。
郑州商城城市考古的若干思考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树刚：
从以往的考古发现来看，郑州商城的内城东北部集中分布有高等级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还发现有输排水管道系统，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分布在内城外的郭城范围内，这些都显示出郑州商代都城有着较为明确的功能区划。然而，内城功能区的具体结构特征、夯土建筑的布局特点，我们目前还是不太清楚。近10年的考古工作虽然以配合城市基本建设为主，但我们有意识地开展了以尽可能复原郑州城市发展变迁为目标的城市考古工作。并且，如何在明晰城市沿革的基础上，深入对郑州商城的研究，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经水弱泽：偃师商城水资源利用体系的新发现和初步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国梁：
近年来，我们以水资源利用体系的深入了解为核心，先后发现了大城东西两侧的古河道，穿越小城和大城中南部的东西向大水道，在水道穿越城墙处发现了大城新西门和小城东门，在宫城外围发现了相关连通的排水沟渠等，这些水遗存年代有别、功能不同，共同构成了偃师商城的内外水系。基于上述发现，我们认为偃师商城所代表的商代早期在水资源充沛的区域，结合地理和自然优势形成的多元供水系统，构建了完备的防御体系、立体的交通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合理的消防系统同时打造了突出的景观系统，通过构筑物的空间分布，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秩序。
郑州小双桥遗址近年发掘收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师东辉：
小双桥遗址自1989年发现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陆续在此工作30余年。2014年至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申请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在该遗址进行多年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其中2014年至2018年的发掘区位于遗址的中心区域外围，2019年至2021年的发掘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域偏东部的“周勃墓”夯土台基上。近年的发掘基本摸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各区域的特征，并发现了商代高台夯土建筑、大型水井及小型水井群等。
安阳商代考古新发现与“大邑商”研究
安阳市文物局副局长、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
自2010年起，殷墟外围发现多处重要的商代遗址，这些遗址位于殷墟外围3公里至15公里内，以殷墟为中心分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近期安阳考古证明，殷墟的都城布局符合古代城市低密度化这样一个特征。特别是殷墟核心区之外，在其之外10公里范围内存在一个外围遗址圈，这一外围文化圈直接受殷都的管理或者控制，揭示了殷墟的实际范围、布局和文化面貌等。甲骨文中的商、商邑、大邑商、天邑商等记载，应有不同区域的指向，这一点已被安阳及附近，包括豫北地区的新乡、焦作等和冀南地区的磁县、武安、邯郸、邢台等地的考古发现所证明。
（文图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2021年12月8日《中国文化报》
第5、8版刊发特别报道
《2021夏文化论坛在河南郑州举办——
追寻“最早的中国” 点亮中华文明之光》
↓ ↓ ↓ ↓ ↓ ↓ ↓ ↓
责编：陈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