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科学”的科学史
在美国，科学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猛烈炮轰*。甚至是在COVID-19肆虐的生死攸关之际，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盟友也保持一贯的轻佻作风，对卫生专家的发现嗤之以鼻，就像他们曾经对待气象学家那样。事实上，保守派人士时常把科学家们描摹成自由派阴谋的特工，说他们蓄意摧毁美国建制与价值。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老党**领导人不断努力限制科学家的影响力，从全球变暖、避孕措施，到高中生物课程，科学家都越来越难置喙了。
不过，在美国，质疑科学权威性的可不只是保守派。比如，一些生物学研究的应用就造成了各党派人士的普遍恐慌。虽然触发警报的往往是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这种戒备状态也滋养了对疫苗接种等医学行为的普遍怀疑态度。无论政治立场，公民们都倾向于基于既有的信念，选择性接受科学理论，只赞成自己看得顺眼的科学应用。人们也对科研的基础程式心存疑虑；许多人认为同行评议（peer review）等内部监督机制无法铲除强有力的偏见。保守派常常控诉同行评议给自由派的团体盲思**火上浇油，进步派则宣称这一机制从不对社会的习俗陈规加以审视。
*译者注
*本文改写自作者的新书《枪林弹雨中的科学：现代美国对科学权威的挑战》（Science under Fire: Challenges to Scientific Authority in Modern America），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10月出版。
**原文为“GOP”，“Grand Old Party”的简写，指共和党。
***团体盲思（groupthink）：由于群体压力而导致的思考能力、事实和道德判断能力的退化，以及批判性的思维被代替的现象。
甚至作为个人的科学家们也逐渐成为了怀疑论的靶子。对科研行为不端的担忧甚嚣尘上，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怀疑作恶者不会遭受应得的惩罚。比起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更信任应用知识的专家，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怀疑论不仅是共和党的强项，而且在非裔、拉丁裔美国人（大多居住在民主党选区）之间也尤为盛行。面对这一潮流，许多科学家害怕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大批群众已经把他们视为敌人。2017年开始的“支持科学”（March for Science）运动中，普通科学工作者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精神，合力抵抗他们眼中文化、政治领域对整座科学大厦的炮击。
在2020年之后，查明这种针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怀疑态度源于何处，又有怎样的结构，就成了尤为紧要的任务。即使全球变暖正在加速，生物技术、机器人学、计算机等诸多领域都还即将产生革命性的突破。因此，我们一些分歧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辩论，都有关于科学的争议贯穿其中。如今，从气候变暖到水力压裂**（fracking），从堕胎到转基因食品，凡此种种话题的政治论战都不免引发关于科学理论、方法、制度、概念，乃至事实之合法性的争议。（在这一情况下，学者、公民和政策制定者都必须仔细思考科学，以及科学的文化影响和政治影响。）在这些问题上哪种观点占据上风，可以说将决定我们的未来——甚至整个人类种族的存亡。要想理解美国人为何如此不信任科学，我们必须追溯到这一态度的源头。
*译者注
*后真相时代指一种政治文化，亦是当今西方出现的一种新趋势。人们忽视真相、不在乎事实的谣言，以各种似是而非和断章取义的言论，把真相放在强调的先后顺序后面，最终达到弄假成真的效果。
**水力压裂是开采天然气的主要形式，要求使用大量掺入化学物质的水，用高压压到距地表一公里的地底含有天然气的页岩层，对页岩层进行液压碎裂以释放天然气。但这种技术会浪费大量水资源，还有可能污染水源，使自来水自燃，引发小幅地震。
让我们从相对晚近的篇章开始。最近几十年，保守派基督徒（theologically conservative Christians）的政治影响不断深化。自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与保守派基督徒便结成联盟，成了共和党的一根看似摇摇欲坠的不拔之柱。基督教右派大肆抨击各式各样的科学理论与创新，以此作为反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其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于共和党领袖们总是把反对“世俗主义”挂在嘴边——堕胎权、严格的政教分离、学校里的达尔文主义，统统被算作世俗主义恶魔的化身。神学保守派也倾向于排斥气候研究，视环保主义为一种危险的社会主义宗教。
然而，反疫苗情绪为何如此盛行，人们为何如此担心基因工程，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基督教右派的兴起无法彻底解释的。第二个故事，也是许多在职科学家、科普学者常讲的故事，称对科学的大规模反抗是上世纪60年代社会动荡的产物。那一时期不仅刺激了保守派的反动，也催生出反文化思潮的百家争鸣：新纪元运动*、占星术，还有相信UFO和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不一而足。彼时的政治运动也为反对科学的态度推涛作浪：新一代的批评者将科学视作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工具。尤其是在水门事件后，人们对官方机构的信任一落千丈，科学也不幸被拖下水。另一方面，也是在70年代，科研经费愈发紧张，官僚程序愈发繁复，科研工作者承受着要产出有即刻实际效用的成果的重压。
*译者注
新纪元运动（New Age spirituality）指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一系列新兴宗教与社会团体的核心信仰；具体说来，新纪元运动强调个体经验对理解性灵世界的重要性、权威性。
于是，对于科学如今的困境，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现成的解释。然而，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对科学的怀疑态度不是70年代的发明。虽然这种态度的确在70年代改头换面，并加剧了其对研究经费的影响。但其实早在1920年代，美国有一些群体就曾以另一种方式质疑过科学的权威性，公开谴责其道德后果，还把一大堆负面社会现象归罪到科学头上。一战以降，许多批评者虽然接受达尔文的演化论，却依然把科学看成一股危险的、可致使道德沦丧的文化势力。他们论称，科学提倡了一种关于人类和人际关系的扭曲观点，并将一种恶毒的社会哲学注入文化血脉。为了充分解释当今社会为何不信任科学，我们必须分析这一由来已久的恐惧：对于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行为，科学应允了一种错误且有害的理解。这一恐惧通常针对与科学相关联的宽泛的哲学框架，不过，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与发现，以及依据生物学来推断人类行为的做法，也遭到了不少抨击。
迄今为止，这些控诉的声音在美国公众文化中已经回响了一个世纪，而且控诉者不只有神学保守派。自20世纪20年代起，还有许多其他批评者曾宣称科学毒害了文化之根，虽然这些群体一般将冒犯到他们的道德框架归咎于社会科学，或与科学相关联的自然主义哲学，而非达尔文的理论。这种风格的论证在二战后更是风靡，进一步重塑了科学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一大批主流新教徒（mainline Protestants）、人文学者、保守派政治评论员，甚至还有当权的自由派，蜂拥与神学保守派联手，辩称科学正摧毁道德，甚至还说科学把我们的文明逼到了死亡边缘。他们喜欢援引19世纪浪漫主义的辞藻，将有机、主观、活生生的存在的生命力（vital force）与冰冷、理性、干巴巴的机器的阴魂并置对比。许多人声称科学家们将还原主义、物质主义、机械论的科学进路错误地嫁接到了对人的研究上，捏造了一种毫无根据且后患无穷的人类行为观。40年代，学术圈里的批评者将这一哲学谬误戏谑地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到了50年代末，这个词进入了公众视野。
随着科学的影响力到达新高度，此种论调也急速蔓延；这绝非巧合。二战后的一段时期是我们所怀念的美国科学的“黄金时代”，科学在现代文化中的位置引得全社会瞩目。形形色色政治、宗教倾向的批评者们辩称，科学对社会结构的腐蚀极为恐怖，连核战争都难以望其项背。科学，他们主张，消解了人类之为道德施动者的传统图景，取而代之的人类形象则无视了他们的道德决策能力，将他们降格到动物、机器的地位。这些论调为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大骚乱铺好了路，虽然后继的激进理论家削足适履，让这些对科学之社会影响的批判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将社会弊病归咎于一种受意识形态感染了的科学的文化控制，这一趋势从那个转折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虽然诉状的细节有所更革。
1920年代之前，很少有美国人认为科学造成了有害的社会影响。这乍一看出乎意料；毕竟，美国的政治文化有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倾向，精英、专家总是被投以怀疑的目光。然而，20年代之前，此种民粹主义几乎不曾攻击科学家。许多美国人认为科学是一种“人民的知识”，一种与所有形式的精英权威相对立的、实用且符合常识的思考模式。自1890年起，随着进步主义*权势的扩张，科学对治国起到了愈发关键的作用，然而，人们依然习惯性地认为科学拒斥权威，符合民粹主义精神。与此同时，几乎没有美国人认为科学给美国文化带来了本质影响。即使是那些将达尔文主义等同于物质主义的宗教领袖，担心的也只是美国文化的未来，而不是美国文化已经被重塑了。一直到一战结束，绝大多数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不管这是不是件好事。事实上，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人甚至还痴心妄想着美国，乃至全世界，有朝一日会全方面地基督教化。
*译者注
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以社会改革改善贫富差异、种族歧视等社会弊病。
经过20年代的洗礼，虽然许多圈子依然保有基督教化的期望，但一些社会评论的小团体已开始将使他们警觉的社会变化归咎于科学的社会影响。一些人抱怨市政府、州政府也开始鼓吹科学；学校的生物教学、性教育课程违反了习约旧俗，而强制性疫苗接种计划意味着州政府直接干预、侵犯了公民的身体。另一些批评者为联邦政府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发愁；尽管1920年见证了政治版图的“右转”*，联邦权力依然日趋壮大。还有一些认为功利主义与工业主义的舆论倾向腐坏了政治教化。更不消说，1920年代的基调是享乐主义的；爵士时代的年轻人高唱消费文化的颂歌，藐视传统的性行为规范，让一些批评者们以为道德沦丧已在全社会靡然成风。
*译者注
1920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丁大胜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M·考克斯。
不过，比以上种种更重要的是，心理学成了流行时尚；文化制约（cultural conditioning）、童年创伤等非道德、非理性的行为致因，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一战过后，普罗大众对所有自然、社会科学的兴趣都激增了，但只有对心理学称得上狂热。数百万人如饥似渴地阅读流行的心理学论著，用崭新的范畴解读自己和他人。一小撮文学学者、南部作家、主流新教徒，和为数甚众的天主教领袖、保守派新教徒将心理学的风靡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变革联系了起来。他们指出，一种几乎善恶不分的世界观劫持了大众的心智，侵蚀着社会的文化基石，而其祸根便是科学。总而言之，1920年代的批评者们提出了一种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愈发常见的指控：现代科学已经毁坏传统的人类观，将整个文化引入歧途了。
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沿革，这一论调的具体形貌也不断更新着。19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转型为适度福利国家（moderate welfare state），人们对科学的文化影响有所改观，于是批评者的联盟又壮大了。罗斯福新政的官僚制度创新一旦被常识推理强大的联想逻辑所俘获，许多美国人就开始把科学视为罗斯福及其同党的管家政府、技术专制自由主义的代名词。此后的几十年间，这一联想将在公众的脑中固化，导致不少新政的反对者开始质疑科学的权威性，而一些社会科学的批评者也把矛头转向福利国家。与此同时，许多其他怀疑论者宣称，现代社会在科学家及其同党的手中因世俗化而产生的道德真空，被集权主义政府趁机填补了。
到了50年代、60年代初，科学与世俗形式的福利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俨然已成自明之理；不过，二战后的科学批判也在细节之处反映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二战后的许多美国人不仅担心核武器毁灭世界，还感受到了一股更为切近的威胁，那便是由专家掌权、幕后操纵的项目，这恰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集权主义。随着冷战日趋严峻，新政国家演变为“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还诞生了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科学在美国的治国方针中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具体实践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都愈发重要，以致于各路批评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种扼杀灵魂的技术专制理念，正将美国社会强塞进科学毫无人道的模具里去。按照这种观点，以科学的视角理解人性这一风气已经从大学校园辐射开来，弥散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左右着公众舆论与政策制定。许多人认为，现实本身正在改变，以适应科学家和规划师狭隘的、还原论式的诠释：人们视他人为机器，自己的行为也越来越像机器。最令人们担忧的是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的前景——社会科学家可能能够在追逐预先决定的目标的过程中，重塑我们的性情和社会习俗。权欲熏心的社会工程师、无脑的技术专制主义者，这些形象在1945年以降的美国文化批评中屡见不鲜。
此处，人们从科学身上感受到的威胁是，科学似乎否认了个体的道德自由；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使得美国的自由主义几乎嬗变为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基石是一种科学的、价值无涉的方法论。”一封寄给《美国天主教杂志》的信件宣称。）这些批评家将科学等同于一种物质主义和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它将一切现象还原为颠扑不破的因果律，并且与心灵、理念、价值及其它非物质实体的存在相斥。将这一模型应用于人类行为，便摧毁了人类的自主与尊严，他们论称。这些批评者目力所及尽是具有“机器价值”的“机器人类”、缺乏任何“意识和目标”的“无名小卒”。为了把公众从科学应用于人类行为引致的社会动乱中解救出来，他们诉诸于让宗教、文学或政治传统的规范性资源宰制经验知识。
*译者注
社会工程学由黑客凯文?米特尼克在《欺骗的艺术》中提出，通过利用人的心理弱点（如人的本能反应、好奇心、信任、贪婪）以及规则制度上的漏洞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最终通过未经用户授权的路径访问某些敏感数据和隐私数据。
到了1950年代，这些担忧已经在美国文化中深深扎根。二战之后不仅产生了时至今日依旧规范着科学研究的机构与经费结构，还诞生了我们对科学之形貌与文化意义的许多基础预设。晚近的历史研究在描摹那一关键时期时，总是浓墨重彩地强调科学权威性的提升。这些学者援引慷慨的研究预算、物理学的威望、心理学的专业化、身着白大褂的专家的文化影响，以及冷战时期政局的技术专制特质，以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二战后的美国天真地信赖科学，几乎无人心怀疑虑。可是，这幅图景是不完整的。战后时期也氤氲着一种浓烈的恐惧，即科学已经感染了本质上属于道德的领域，势将倾覆整个文化。持这种观点的评论者为数甚众，且有极高的名望和影响力。随着科学与科学家在美国社会担负起新的重要角色，其权威的扩散也引发了纷纷攘攘的街谈巷议——人们一边肯定科学大有裨益，一边对科学的社会、文化及政治意涵怀着深层次的恐惧与怀疑。各色各样的批评者宣称，奠定美国公众生活基调的不是大型企业、福利国家、军队抑或教会，而是科学。
二十世纪中叶的批评者尤为强调科学对哲学人类学的影响，即关乎人之为人的诸理论。“冲突的关键是人之本性；在这里，那些尊重人之自主性的人，和那些将人降格为一种活着的工具的人，各执一词、兵戈相向。”政治评论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写道，“从这两种相对立的观念中，繁育出了对人类经验之整体——囊括所有行为与感受，巨细靡遗——水火不容的不同态度。” 绝大多数批评者提倡通过某种强调个体道德自由的“人本主义”，来牵制看似是非不分、虚无主义的科学。面对科学显而易见的威胁，五花八门的人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有基督教、保守派、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有古典人本主义、文学人本主义，还有许许多多混合版本，不一而足。它们都以非物质的、意志论的（voluntaristic）的语汇描绘人类形象，忽视身体，而将个体主观性的施展——如偏好、选择、价值判断——视为真正人性的行为模式。
二战后将科学等同于一种冷漠的、去除人性的立场的做法，恰恰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拥护的自然观、科学观截然相对。行至20世纪初，绝大多数生物学家和部分哲学家在理解自然时，已经为人类的价值、理念与目标腾出了空间。20、30年代的社会科学领域也盛行这类观点。虽然由于基督教信仰，物理学家、工程师往往以相当传统的眼光看待道德，到了20年代，绝大多数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和相关的哲学家都断定，个体道德自由对于我们以自然主义、演化论的视角理解地球生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面对坚称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世界必然驱逐或蒙蔽其道德内容的怀疑论者，这些理论家再怎么申辩也是徒劳。
在这些持怀疑态度的评论者看来，对于任何事物，科学地研究它就意味着把它塞进一种特定的概念框架——它是还原论的、物质主义的、机械论的，而且往往是被量化的。科学曾是对运动中的物质的研究，其指导规则是因果关系，可依据感观证据分辨，并以定量命题表述出来——像牛顿的三大定律这样缜密的数学公式是最理想的。根据这一观点，科学蕴含了19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视角；它独立于规范性断言的领地，且仅局限于出于时空中的现象。
如此定义科学已然决定了科学之于道德必须是绝对中立的；于是批评者们可以宣称，科学对人类事务全无引导作用，除非你的目标纯粹是技术性、工具性的。虽然科学方法适用于物理世界，人类的动力学则置身于科学家能够探索的“自然”之外。以此观之，要科学地研究人类，就不得不假设他们像物理对象那样行动。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认为这种“科学主义”不仅是一种错误的哲学，更是一股席卷了（被愈发频繁地冠以“科学世代”之名的）现代世界的危险的文化势力，引发了一系列独特的麻烦。他们把社会规范、文化习俗、政府政策乃至战争都追本溯源到科学的非道德愿景。而且无论批评者身处政治光谱的何处，无论宗教信徒持何种神学立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这一论调。
这些对于科学与现代文化的观点沿袭到了60年代，并且塑造了这十年间前赴后继的反抗行动。许多激进的学生、教授主张的左翼人本主义，难以置信地与50年代自由派、中间派乃至保守派评论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也认为社会由技术律令无情地驱动着，人类价值无时无刻不惨遭践踏。左派批评者开始与保守派携手，齐声叱责科学主义代表了统治阶层精英的典型意识形态。不过，这些激进主义者不认为科学侵蚀着传统社会规范；他们反倒将科学视为守卫着这些规范的防波堤。他们愈发果决地辩称，科学的文化影响支撑着社会不平等，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同时压迫其他人。到了70年代，左倾的批评者又宣称除了社会科学，病民害国的还有生物学。此处批评的靶子不是科学的道德相对主义特征，而是科学对不同群体有天生差异的断言。这类论证在20世纪末的批判学者间广为流行，并深深影响了生物技术等其他争议话题的辩论。
与此同时，70年代许多拥护自由市场的思想者继续把现代科学与社会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勾连起来。长此以往，一部分人最终对方兴未艾的基督教右派的反达尔文主义产生了好感；等到90年代，基督教右派加入经济保守派、否认气候变暖时，这一合流就更明确了。理查德·尼克松及民主党议员于70年代初提出的监管方案将科学研究同环保局、职业安全与卫生监察局等新设立机构的联邦权力联系起来，也遭到保守派强烈谴责。为世俗化深感不安的基督教保守派，以及为美国政府日趋膨胀而紧张的经济保守派，就因共同厌恶由专家主导的政策制定而结盟起来了。
自70年代起，关于科学毒害文化的论断构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虽然自由派与中间派已经渐渐厌倦了此类说辞。政治光谱的两极都不乏对整个现代性大而化之的诘问，而此处的现代性被定义为迷恋科学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的时代特征。当今的批评者往往将现代文化的渊源追溯到笛卡尔、培根和牛顿，而非19、20世纪的变革。近来还有批评者将科学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联系起来——二战后的批评者通常提倡一个普适的价值框架，这些后继者的取向则更多元主义。即使是宗教传统主义者，如今也往往采取多元主义进路，辩称科学必须与诸多宗教观点同台献艺。不过，这些新旧嬗替并没有动摇如下基本断言：科学把对人性的错误理解强加于人，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虽然如今的主流评论者已不再钟意这种50、60年代风靡一时的分析模式，它在大学校园和神学保守派之间依然影响很大。
总而言之，美国这一百年来，诸多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团体都论称，科学维系着一种对人之为人与社会关系的错误的文化理解——并且，许多人补充道，由此巩固了自由派精英的统治权势。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任何在美国上过大学、读过杂志、听过国会领导人演讲，或以其他方式参与过美国公共交流的人，都很熟悉这一控诉——由于其对人类的自我认知有腐坏作用，科学威胁到了我们的文明——万变不离其宗的各色版本。我们当代人对科学的理解，乃至对社会、政治世界的理解，都反映出这一批评传统的深刻影响。
这一传统塑造了美国政治，尤其是通过质疑福利自由主义的合法性。20世纪中叶的诸种思想与建制构成的综合体系——历史学家称之为“新政秩序”——在实践和概念上都漏洞百出。例如，许多美国白人不信任少数族裔，因而不愿为促进社会平等而缴税，这就导致了公众视野之外悬殊的就业、住房差异。但无可辩驳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贯穿政治光谱的众多批评者——包括许多主流自由派自己，还有身居高位的宗教领袖们——踊跃发声，论称近年来美国作为一个福利国家，其技术专制、官僚制以及贬抑人性的趋势已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他们断言，社会科学作为新政诸机关的理论源流，是意识形态化的而非中立的，并且通过扭曲人们的自我理解而威胁到了人性的完整。这些批评者将福利国家视为“解体的自由主义”的产物，基于“仅凭科学观察与逻辑便能处理人类事务这一错觉”。如此这般，他们将新政与这样一类社会工程学计划联系了起来：这些计划将自主的个体转化为供专家操纵的原材料，是不民主的，甚至集权主义的。
过去百年间，这一批评作风还引致左派批评者再三放弃对权力的经济解读，而转向某种文化解读——并由此将时兴的社会境况怪罪到科学精英而非资本主义精英身上，归咎于理性而非政治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批评者以为财阀、大企业掌握着权力命脉，以金钱左右政策，施加文化影响，以维系一种压制政治反抗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到了二战后，反对权力集中的民粹主义批判者则开始将矛头从大企业转向专家。按照这种观点，现代美国真正的权力握在世俗化的自由派教授手中，而非企业家、传道者或政客手中。
打那以来，尽管道德信仰逐渐成为美国政治身份的核心，“科学危害人类价值”的挞伐之具体形式依然不断推陈出新。近几十年间，围绕一系列折堕叙事（declension narratives）的公众辩论愈演愈烈，这些叙事彼此并不相容，但都预设了美国公众生活存在某种道德缺陷——而这一缺陷往往又被整个或部分归咎于科学的影响。保守派一直以来都认为新政是衰退的肇始，美国就是在那一刻失去了道德罗盘；而且在其中部分人看来，这是因为一种相对主义、自然主义与技术专制的心态在美国文化中扎根立足，并相应地重塑了公共机构与习俗常规。新左派通常主张技术专制转向发生在二战后的几年间，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右派则强调60年代才是关键。无论支持何种叙事，批评者们都指出存在一种普遍的道德迷失感，并往往将它联系到科学的文化影响上。
经过如此种种的争论，科学之为一项价值中立的事业——并因此生来便是道德无涉的——这一核心形象逐渐沉淀在我们的文化基岩中，已经到了无法拔除的地步。一代又一代的评论者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必然蕴含着一种摒除道德考量的世界观，虽然他们另一方面又为其应用与后果吵得不可开交。很难衡量这种不加反思的固执究竟导致了多少恶果，但一定不是无足轻重的。现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经到来，一种强大的新型传染病正在肆虐，无可挽回的环境灾难一触即发。为了有效应对这些威胁，我们必须更清晰、明确地考察周身的科学专家、科学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毕竟，科学无处不在，从细枝末节之处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妨将目光从科学的捍卫者转向它的批评者。
作者：Andrew Jewett | 翻译：有耳
校对：eggriel
|
编辑：杨银烛 | 排版：光影
封面：Carolina Rodriguez Fuenmayor
原文：
http://bostonreview.net/science-nature/andrew-jewett-how-americans-came-distrust-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