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疾控人才荒：贵州一年流失了7个博士

　　本报记者 伍月明 广州报道

　　近日，“复旦博士年收入仅8.2万”刷屏网络，将中西部疾控人的艰难处境暴露无遗。

　　连续3年就“稳定疾控人才队伍”提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对外表示：“我们2018年流失的一个博士，上海复旦大学流行病学与统计学毕业。作为40岁的副主任医师，2017年全年到手的收入只有8.2万元。”

　　5月27日，何琳在接受《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背后的故事：“我之所以提到复旦的博士，是因为觉得可惜。他学的专业是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工作都非常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

　　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从中国疾控中心到各地疾控部门，人才都在流失，流出去向主要是医药相关企业、医院、高校等单位。全国广大医护人员奋战疫情一线的同时，公共卫生与预防专业人才的严重缺乏逐渐成为公共卫生防控事业中的短板。

　　在外界看来，疾控体制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阶段。

　　博士“出走”

　　近年来，我国中西部疾控系统队伍人才流失现象十分突出。

　　实际上，除了外界所知晓的复旦博士以外，2018年，贵州疾控中心流失了7个博士。“复旦博士当年的工资是最高的，当时他交了50万元违约金离开了我们疾控中心。让我感动的是，出于家乡情结，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位复旦博士还利用专业技术为贵州的疫情走势建模预测，为防控研判提供了数据支持。”何琳透露。

　　在何琳看来：“尽管省级平台可以为博士提供非常有利的监测数据，便于做研究，但是如果没有体面的收入来维持生计，疾控队伍也难以只靠情怀留住人才。”

　　目前来看，人才引入也照样成为一大难题。何琳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贵州省疾控中心2018年6月公开招考就因报名人数较少，延长两周报名时间后仍有部分岗位报名人数未达到3∶1开考比例。2019年，贵州省疾控中心首次面临没有博士来报考的境遇。

　　事实上，贵州疾控的情况仅仅为我国疾控系统人才流失的缩影。我国中部省份的一位疾控人也向记者表示：“由于待遇以及职业前景等问题，近些年从省级单位离职的博士和硕士已有近60人了。曾经选择医院的同学此时的收入至少是自己的2倍。”

　　相对省级疾控，地方疾控的处境则更为严峻。西部某个乡镇的疾控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是全额事业单位，自己的收入不如同为医疗单位的乡镇卫生院的员工，我们单位里，刚毕业的本科生每月到手的工资仅有2600元，通常待了1年就去考了医院或者社区服务中心。”

　　相关数据显示，2015～2019年，中国疾控中心累计辞职、调出262人。调出人员中，40岁及以下占86.3%，以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为主，达到了88.2%，博士达到了33.7%；流出去向主要是医药相关企业、医院、高校等单位。职工人数也从2015年初的2228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1961人，5年间，职工人数净减少267人。

　　年轻人在疾控工作中看不到发展方向，更找不到职业自豪感。这些问题也为高校人才培养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位预防医学的大四学生告诉记者：“其实预防医学什么都学，我们认为前景不是特别好。我身边不管是预防医学、生物医学的同学都希望转到临床医学专业，毕竟很多人一开始报考医学院校的初衷就是希望成为一名临床医生。”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的论文《疫情后时代我国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中显示，据统计，目前在高校医学相关专业中，报考第一志愿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比例和录取分数都远低于临床医学专业。由于一些学校实施了转专业政策，使得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直接转向临床医学专业，公共卫生生源质量进一步下降。

　　机制难“留”人

　　作为人大代表，何琳连续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该建议，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稳定疾控队伍建设，高度重视疾控人才队伍的培养”。

　　早在2019年1月，在列席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的一次会议时，何琳曾提出：“如果不重视疾控队伍建设，当非典再来的时候，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对百姓健康的冲击，其损失都不是能拿钱来衡量的。”

　　何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疫情中，疾控中心需要管理全省的疫情报告，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将其上报至疾控中心应急办信息科。随后，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分布至各个县区，调查完成后，在24小时内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撰写传染病调查报告，疾控中心的专家会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判断，并给出相应的防控策略。

　　何琳直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勇往直前参加一线工作。不少疾控人踊跃写请战书希望去湖北一线。复工复产及复学前，为防止出现疫情传播，疾控人员主动到各企业、学校督导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有时候基层的条件很艰苦，没有开业的宾馆酒店，大家就睡在县疾控中心的沙发或者行军床上。”

　　据多位疾控人反映，尽管疾控人员在疫情防控等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待遇薪酬不完善，没有相应的激励和鼓励机制，从而导致其没有获得感。

　　我国西部省份的一位资深疾控人提到，“目前疾控中心关于人才绩效考核的评价机制不完善，我们在此次疫情中进行了大量的疫情防控指导和分析工作，不少建议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防控政策，但在成效评价以及绩效评估方面，并没有相应的体现。”

　　对此，何琳也深有感触：“疾控人员的薪酬有些像大锅饭。你干多干少，工资一个样，仅仅是用初级、中级、高级的职称来对应相应的待遇，如何来激发和鼓励疾控人员？”

　　据何琳介绍：“以此次疫情为例，根据目前防疫津贴的通知，在编人员需要接触有毒有害的，才能享受防疫津贴。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人员管理指挥、24小时疫情管理以及实验中心病毒数据分析等工作都因不符合其通知的标准，未能纳入其中，这是不合理的。上述人员都应享受相应的津贴。据了解，目前至少有15个省份无法执行这一防疫津贴文件。”

　　对此，何琳建议，尽快调整人社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调整卫生防疫津贴标准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3号）发放标准，建议根据防控疾病工作内容，扩大疾病预防的专业内涵，人员按参与防控疾病工作情况发放不同标准。

　　此外，还可借鉴广东省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爱护的改革措施，疾控机构参照公务员管理，由政府财政全额保障工资福利。优势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使疾控机构更专注主业；二是管理机制与事业单位不同，社会身份认同度不同，晋升机制不同，特别是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后，进一步拓宽晋升通道，人员流动性更低，降低人员流失的风险；三是统一实行公务员考录，提高人才质量。疾控机构实行参公管理（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在保持疾控队伍稳定性和建立长期、稳定的机构运行保障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2008年，广东省级疾控中心以及韶关、东莞、湛江、佛山等地级市疾控中心率先实行了参公管理试点，由财政全额保证经费。

　　2020年5月21日，广东省预防医学会首席专家、广东省疾控中心原主任张永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东疾控实施参公管理，有利于解决基层疾控人员的后顾之忧，保证队伍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从此次疫情中的表现来看，他认为参公管理这一改革是可以经受住考验的。

　　医防脱节

　　事实上，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长期存在“重医轻防”“医防脱节”的现象，防治结合成为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

　　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数为1230万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仅有18.8万人，这其中，卫生技术人员仅有14万人，占比仅为全国医疗卫生人员总数的1.1%。

　　采访中，有疾控人员向记者提及，疾控体系的工作就像是修建防御的长城，长城修得越好，反倒是越容易被忽视。

　　在何琳看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医轻防、医防脱节”的问题始终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根本性解决，从而难以杜绝疫苗事件、结核病在学校暴发等公共卫生问题的出现。

　　“因为我有20年的临床工作经验，还有10年的疾控工作经历，很明显感受到目前医防的脱节，要是没有医治病的基础，怎么来防病？”何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应该得到确切的落实。

　　除此以外，在人才培养机制上，“医防分离”也表现较为突出。通常来看，大学的预防医学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同样都要读5年，前3年课程设置基本一致。然而，临床专业毕业生在医院就业后有处方权，预防专业毕业生去疾控系统工作则只有建议权。

　　何琳表示，应该允许他们有资格考执业医师，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慢性病、糖尿病等疾病的管理工作。“疾控人员的要求显然更高，需要具备临床和公共卫生两种背景。”

　　刚刚结束的两会吹响了疾控体制改革的号角。改革的深入推进，中西部疾控人才荒的局面将会被打破和改变，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屏障也会更加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