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偶像到青年公敌，胡适1925年究竟干了啥？
1925年，对胡适来说，无疑是人生的分水岭。
胡适（1925年摄）
1925年以前的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深受社会追捧，不管是演讲还是著作都大受欢迎，他是民众的偶像，又是青年的导师，众人皆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
徐复观
1925年以后的胡适，他从青年偶像变成了青年公敌。中国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在《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一一哀悼胡适之先生》一文中也曾说，“胡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代，有兵有将，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国十四五年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
南行回来后，胡适甚至写信给当时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决意辞去北大教授一职——“昨天我思想一天，决计请你准许我辞职，辞去教授之职，这是我慎重考虑的结果，请你不要疑虑，请你务必准我，我这回决定脱离北大，于上回争独立事件绝无关系，全部是闹意气，实在是我的自动的决心，这个决心的来源，虽不起于今日，而这回的南游确与此事大有关系。我这回走了几省，见了不少的青年，得着一个教训。国中的青年确有求知的欲望，只可惜我们不能供给他们的需求。”
192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胡适在短短一年内跌落神坛、被青年学生群起攻之，并招致无数责骂？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所倡导的白话文与文学改良，形成空前的思想解放。然而，胡适的影响不仅限于思想与学术方面，他在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等多个领域也深有研究。
胡适自1910年开始记日记，一直到去世前夕，前后坚持近半个世纪。胡适日记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下一位学者的思想经历与生活痕迹，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
胡适（1891-1962）
手稿《南行杂记》 （民国十四（1925）年九月）
纸本 一册
23.5×18.5cm
出版：
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五），《南行杂记》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5月4日初版，原书无页码。
2,《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第301页，台北联经出版社， 1993年5月。
3,《胡适日记》（4），第2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著录：
1,《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胡适日记》第20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
2,《胡适研究丛刊 第3辑》第274-27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 1998年8月。
3,《胡适传记作品全集》第157—16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月。
4,《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第38页， 黄河出版社 , 2007年8月。
5,《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第239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08年3月。
6,《现代文坛派系研究 以“英美留学族”为纽带的考察》第18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 , 2015年2月。
7,《现代文学论丛 真实背后的真实》第9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 , 2015年11月。
8,《多才而多情的胡适》第162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2016年7月。
9,《珞珈风云 武汉大学校园史迹探微》第28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17年01月。
10,《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96页，2018年。
11,《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第128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9年6月。
12,《红楼新谭》第23页，九州出版社 , 2020年1月。
胡适 手稿《南行杂记》
现如今，整理出版的胡适日记不胜枚举，但是1925年，日记中却只有1月、2月、5月几段简短记录，这一年胡适发表的文章不多，可查证的史料也较少，是日记中近乎空白的一年。在胡适先生60周年忌辰之际，中贸圣佳2022春拍征集到的这件胡适手稿《南行杂记》，是胡适1925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武汉演讲时所记的一本杂记，这本杂记以原始、全面的形态弥补胡适日记中这一时间段的缺失。
胡适 手稿《南行杂记》
看完《南行杂记》手稿，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胡适在9月29日-10月5日应武昌大学校长之邀演讲13场，胡适这次南下”挨了不少的骂＂，胡适在《南行杂记》手稿中保留了他在武昌演讲后，一些学生和教员发表在《武汉评论》、汉口《商报》和《晨报》等报刊杂志上批评他的文章，一共７篇，其中言辞激烈，或失望，或质疑，或喃讽，甚至是漫骂，以下为摘录：
“我听完讲以后，使我十二分的失望，觉得我们不应该崇拜这种偶像＂
＂适今世所公认为文化运动之先进也，今其言若此，则吾国之学者尚可信，学术尚可凭乎？”
＂你是早被宣统勾结去了的，所我想你此次恐怕不是来讲学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尝试运动复辟的。莫不是尝试了善后会委员的滋味，又想尝试复辟小丑的滋味？＂
＂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还耍可爱，不过你的姘头已经很多了，味已尝够了，你那清馆人招牌下了罢！江汉不少的游女，你不来好了！”
段祺瑞
事实上，胡适被众人言语攻击的开端是在1925年的年初，他答应参加善后会议。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成为临时执政，准备召开善后会议。美名其曰是为了“废督裁兵”为国民前途之幸福，实际上是以此协调全国各方势力的利益，好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
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政府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其中说明只有有大功勋于国家、讨伐曹锟有功的军阀，各省区的长官，以及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的人，才能来参加会议。胡适作为第四类的学界名流，自然也在邀请之列。但此次会议实在不得民心，黎元洪、唐绍仪等人先后声明不参会，国民党在内部也对其表示抵制。
善后会议的名声，如粪坑一般，谁沾上它谁染上一身臭，可胡适在反复思考数天后，还是决定参加会议。他在邀请信的回复中说：“会议……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胡适要参加善后会议的消息刚出，国内舆论就一片哗然。
1925年1月17日，《世界晚报》率先吹起批胡号角，发文讽刺胡适，说人家梁启超、章太炎都不愿凑这个热闹，你胡适身为领袖群英之人物，还扬言十年内不碰政治，可一有权贵相邀，你就屁颠屁颠参加。这种行为实在是斯文扫地。
青年学生们对胡适的决定也不买账，有学生袁伯谐和董秋芳发表公开信，苦口婆心地劝胡适不要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并且善意地建议胡适把实验主义中的尝试用在有必要的事情上。也有毫不客气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的青年，2月1日，笔名为“春藩”的青年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原来是这样尝试——胡适之今昔》一文，将胡适痛斥为军阀的走狗和装饰品。
胡适友人对此有何反应？
陈独秀、任鸿隽、陈伯庄等朋友纷纷致信胡适，都对善后会议持怀疑态度，担心胡适的名誉会因此受损。陈伯庄致信胡适，表示赞成胡适参加善后会议：＂我兄允参会议，便有…般无聊的政客肆口漫骂，可见这种狭隘自私的人，不能替国家谋幸福，可叹！我极希望你拿出超然正当的主张来与国人相见。善后会议必无结果的，因为如此，超然的主张更不可少，并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陈独秀
陈独秀有相似的看法：“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
胡适明知参加善后会议对他没有好处，考虑良久还是答应参加，主要出于身上的社会责任感。事实上，胡适一生除了一任４年的驻美大使，胡适确实很少参与实际的政治，胡适1922年在《我的歧路》中说，他决定谈政治是因为国内腐败的形势和舆论愈来愈让人失望，这也是他说的社会责任感。胡适晚年自述说：＂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社会责任。”
1925年3月6日，胡适发现段政府没有能力解决河南战事后，便坚决辞去善后会议会员，并在《晨报》登出《胡适辞善后会议会员——认在战争状态之下无从善后》。
胡适温和理性的态度，
让他从青年偶像变成青年公敌
紧接着当年5月底发生了五卅惨案、“汉口惨案”，胡适对这两件事进行了名为《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的演说。胡适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先调查清楚真相，即“于热烈之中当存理智，尊重事实”。并强调学生们应以学业为主，对此不要过多参与，说什么“国家的纷扰，外界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
8月7日，清室委员会发表的复辟文件被揭载于报，这份复辟文件提到的名人包括傅增湘、梁启超、熊希龄，并指出各人的可用之处。对胡适只是顺便点到，但当时新闻往往只转引＂化之德，未尝不可援墨归儒，胡适即其例也＂，这句话说胡适＂为皇帝所化＂，又正值胡适因反对北大脱离教育部，极力反对学校卷入政治斗争，而被认为是＂附从章士钊的勾当＂，被青年责问。此复辟文件又分别于7、8日在上海《新申报》、《民国日报》报上登载，胡适再次被推倒风口浪尖。人们立即将胡适两次进宫面见溥仪、反对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京与该文件联系起来。
胡适（1891-1962）
在一片指责、怒骂声中，1925年9月底，胡适南下至武昌大学演讲，本以为脱离了舆论的旋涡，但又又又遭受到了批评和指责。其中一场演讲，胡适提出了“欢迎文化侵略”这一论调：“况且现代精神、物质进步，皆由西洋文化侵略得来的，若是反对文化侵略，这不是开倒车使我们精神物质复原呢？”这等言论彻底把湖北青年学生点着了。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在《欢迎胡适之先生们的通告》中将胡适近年来如参见溥仪叩头感怀圣德、反对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等落后之举悉数罗列。10月4日，在汉口《商报》上有笔名“署风”来稿，狠狠地批判了胡适的文化侵略有益论。署风认为不能将文化输入和侵略混为一谈，并嘲笑道“鄙人实不识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博士病狂”！
面对漫天的质疑和辱骂声，胡适的心态和抗压能力还是不错的。他在手稿《南行杂记》中自嘲道：“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在武昌被骂后，胡适在日记中开始自我安慰起来，他认为批评声不能代表所有学生的观点。
“每次都是人满的，并且一个半钟头之中绝少先走的。十月三夜演讲时，大雨如注，我讲了一点三刻，听众不散不乱。所以湖北学生界对我的态度，是很好的。我在上文保留了一些妙论，并不是因为我对湖北学生界的不满意，只因为有些话太妙了，我舍不得割爱。”
——胡适手稿《南行杂记》
胡适的另一面
胡适给人们留下的总是一副谨肃而老成、理性而节制的印象，手稿《南行杂记》让我们得以窥见胡适的另一面：
“有一天夜里，小朋、（郁）达夫、金甫和我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站着一把笤帚，房中间添了一张小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
“又有一天，孤帆得了夫人的同意，邀我们去逛窑子，到了两家，较上次去的清洁多了。在一家的席上，有一个妓女是席上的人荐给金甫的；席散后，金甫去她房里一坐，她便哭了，诉说此间生活不是人过的，要他救她出去。此中大有悲剧，因是意中的事。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那夜回寓，与达夫、金甫谈，我说，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more capable of real romance（擅长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地安乐之中的女子”。
胡适（1891-1962）
从胡适现存的文字材料来看，他一生中去过妓院的次数不能说十分频繁，但也实在不算少的，有好事者对胡适《藏晖室日记》作一番统计，数据如下：59天内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娼10次。
他“逛窑子”似乎有两个意图。
一是“玩玩”，即娱乐式的狎玩，这里不排除他的自甘堕落、自我游戏、自我放纵的因素，这在1909年至1910年上海时期为最。
二是“看看”，即体察中国社会民情。胡适逛窑子也许不光是为了狎玩，他把妓院作为了解一地风土人情，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这次南行便属于此类。纯粹为了“看看”而“看看”的因素也许是不能忽略的，他在日记中也简略地记载了这些妓院的基本情况，但问题在于，不知他到底了解到了什么样的民情。这里也许有着某种隐秘的冲动，因为某种情绪也许在体察社会民情的幌子的自我安慰下才能得到正当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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