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分界线的根源：英国人划的两条线，印度竟妄图当成国界线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着频繁的交往和互通，回溯过往，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场军事冲突，也让中印之间的关系跌至底谷。
“大国梦”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后从未放弃过的梦想，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从上任就致力于推动印度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然而，中印边境冲突的缘起，很大程度上与这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有直接关联。
中印边界三段争议地区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历史根源
实际上，中印有争议的边界分为东段、中段、西段三个部分，在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过边界线，只是按照双方的管辖范围自然形成了一条传统边界线。自古以来，喜马拉雅山脉构成了中印边界东段的天然屏障，而喀喇昆仑山麓则是西段的天然分界线，且一直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
然而从1757年，英国通过殖民扩张统治了印度之后，英国人却悄然改变中印之间的传统边界线，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无中生有的分别划出了一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线”。
关于“麦克马洪线”在外交文献上有记载：
“1914年，在印度的西姆拉会议上，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这位不受人尊敬的英国官员，在一张很老的、不精确的地图上划了一条粗大的红线，表示所谓西藏和中国的界线。然后又以一条粗大的蓝线，表示西藏地区和英印的界线。在西姆拉会议上，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同英印当局以私下换文方式承认，而中国历届政府从没有正式承认过，如此随意、如此荒唐的‘麦克马洪线’竟然成为印度口中的国界线强加于中国。”
麦克马洪线这样一来，英国人就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约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面积）的土地，直接划入了英属印度当局的版图范围内，中印边界的冲突也正因此埋下了祸根。
印度的“大国”野心
1937年，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政府就派军队越过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分界线向北推进，并在1942年至1943年对日作战中，趁机占领了瓦弄、邦迪拉等地。
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不仅继承了这些侵略成果，还继续向北推进。
1951年，解放军进驻西藏之前，印度军队就已经占领了达旺地区，并将实际控制线基本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一带。由于当时西藏地方当局在边境没有守备，印度军队顺利入侵并控制了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
尼赫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印度尼赫鲁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的官员频繁互访，周恩来总理曾经四次访问印度，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印度在国际外交上的成功，极大程度上也膨胀了尼赫鲁“大印度联邦”的野心，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写到：
“把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未果
尼赫鲁过于偏执的行事风格和野心勃勃的战略考量，在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8年12月，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关于争议地区的信件，开启了双方总理在边界争议上的博弈。尼赫鲁在信件中声明立场：
“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周恩来在回信中写到：
“首先我想指出，中印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和协定。”
达赖逃往印度尼赫鲁的咄咄逼人与周恩来的理性态度，一直贯穿在二人的信件当中。但放到现在看来，正是印度领导人在边界问题上的刚愎自用，最终失去了解决边界领土争议最好的历史时机。
当时，中国和印度都是有诚意通过外交协商的手段来解决边界争议问题，然而在其间发生的“达赖外逃印度事件”，印度妄图借助与西藏一部分分裂分子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边界目标。
这一事件的发生，致使两位总理之间的信函往来一度中断了长达6个月之久，中印之间的关系由此陷入了“迎面对撞”的局面。
阿克赛钦地区印军入侵阿克赛钦被扣
阿克赛钦地区位于中印边界的西段，是位于中国的一片过于遥远和荒僻的土地，在历史上就是我国新疆牧民、包括藏北牧民放牧的地方，中印边界局势的正式恶化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阿克赛钦修建一条新藏公路。1956年，这条“天路”基本修通，并在《人民日报》上对新藏公路进行了公开报道。
印度得知消息后，一边向我国抗议修建新藏公路，一边加紧对阿克赛钦地区的侦查巡逻。
1958年10月，印军一支15人的巡逻队通过克什米尔东北部荒无人迹的高山地区，第一次进入阿克赛钦地区进行侦察，当即被解放军边防人员扣留，随后将他们遣返出境。就新藏公路和巡逻队被扣的问题，印度再次向中国提出了无理的抗议，被中国政府当场拒绝。
从此，中印边界西段的领土争执，就此成为双方领土争端的一个焦点。
印军入侵朗久报道中印战争爆发的转折点
印度军队的“前进蚕食”从边界西段扩大到了东段，并越过“麦克马洪线”设立哨所。
1959年8月25日黎明时分，印军的一支侦查小分队进入马其顿村，与解放军边防部队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导致印军一死一伤，这就是著名的“朗久事件”，朗久事件的最大影响就是把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争端引向了国际化的层面。
10月20日，由印度边防部队组成的一支三人侦察小分队，越境深入到中国境内的新藏公路，被解放军发现并予以扣留。
10月21日，印军为了寻找失踪的3名人员，集结了70多人向中国边界移动，在空喀山口蓄意挑起武装冲突，解放军的两个哨所共13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起自卫还击。最终解放军伤亡1人，印军9名阵亡，7名被俘。
“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中国释放了被俘虏的印军士兵，同时归还了缴获的武器装备，但无疑拉开了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序幕，也成为了解放军被迫发起自卫反击的转折点。
毛泽东从当时中国所处的整个战略安全考虑，向印度提出“双方部队各后撤20公里，建立武装隔离带”的建议，但被尼赫鲁果断拒绝。即使印度政府没有同意，毛泽东依然坚持解放军单方面后撤，并声明在边境20公里内不巡逻、不驻兵，避免了双方再次发生冲突。
印度士兵投降周恩来总理四度访印
1960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率领外交部长陈毅，以及大批谈判人员飞抵新德里。这已经是周恩来第四次来到新德里，而尼赫鲁只到访过北京两次。从简单的对比中，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而新德里的欢迎仪式却非常冷淡。
在中方代表团离开新德里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对150多名外国记者纷至沓来的刁难、挑衅和哄闹的话语，周恩来从容应对：
“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共同倡导了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
扯东地区周边美、苏撑腰，助长了尼赫鲁的嚣张气焰
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成为了大国争相讨好的对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向印度提供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与中国对抗”竟然成为了印度政府争取外援的主要手段。
1959年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苏联也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种种迹象都在给尼赫鲁政府传递一个信号：“在边界问题上强烈地对撞中国，甚至不惜一战”。
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从中印边界的单方面主动后撤，却成为了印度继续向前推进的契机。
1960年以后，印度军队在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设立了43个据点，有的据点距离解放军的哨所只有几米，甚至有的据点已经设到了我军哨所的后方，中印边界出现了犬牙交错的武装对峙局面。
面对印度“前进政策”的步步紧逼，1962年4月，我国发表声明：
“在西段自喀喇昆仑山到空喀山口一线，正式恢复从1959年中断的边境巡逻，并且警告印度如果继续挑衅，中国军队将不得不进行自卫。”
对峙局面随着擦枪走火
此时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从西段转移到了东段，6月4日，印军的“阿萨姆步枪队”巡逻到了中国境内的扯冬地区，并在“麦克马洪线”以北三英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了扯冬哨所。
9月8日上午，一支解放军部队像天降神兵般突然从印军哨所对面的塔克拉的山脊上冲下来，但并没有攻击印军的哨所，而是在附近驻扎，就像在中印边界西段那样，双方开始了武装对峙。
印度的增援部队来到之后，逼近了解放军的哨所，他们拿着刺刀对解放军战士进行威胁，战士们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作战图写在最后
1962年9月17日，我国再次发出了措辞强硬的外交记者会：
“如果印方一意孤行，妄图用武力扩张领土，我边防部队将坚决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印方承担全部责任。”
无论是在中印边界西段，还是东段，双方的武装对峙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但中国依然在等待着印度回心转意，周恩来总理也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寻求和解的途径”。
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实施边境自卫反击战，大大的打击了入侵者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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