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方城市税收，以置录事司城市为代表的管理有何特点？

　　元代地方城市税收，以置录事司城市为代表的管理有何特点？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城市的日常运转离不开管理机构与人员的活动，从城市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运行中，今人可观察城市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面貌。城市税收依托于城市税务机构，今人可从征税机构的运转中梳理元代城市税收的情形。

　　在元代遗留至今的文献资料中，各地撰修的方志保留了城市管理最基层的痕迹，是难得而又集中的史料。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的直观性与历史资料的便捷程度而言，都可将城市税务机构作为城市税收研究的参照物。元代设置录事司的百余城市是研究元代城市税收的又一层级——置录事司的城市层级。

　　

　　录事司是元代城市发展与管理方法革新的见证，广泛地置于符合设置标准元代的城市中。录事司专管城市，因而地方志中记载录事司下的税入即为城市税收的部分。

　　作为元代城市管理的专门机构，城市置录事司的基本标准为人户，千户以下民少的城市不置司。梳理录事司所掌职权与管理城市过程中的实际运作情况，可知录事司是考察元代城市发展状况的一把钥匙。

　　选取元代城市管理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录事司，将元代置录事司的城市作为考察城市税收的一个层级，通过对录事司机构沿革和管理职能的探究，参照元代地方志所见录事司与城市税务的记载，以探究元代城市税务的一般面貌。

　　考察城市税务机构可以尝试找寻两个研究角度，一是城市管理机构，二是税务管理机构。实际上，任何机构的产生与嬗变都体现着时代的印记，是历史发展赋予了他们研究的价值。当城市税收事务需要通过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去经营和维护，说明税务本身具备了蓬勃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机构如此，税务管理机构亦如此。

　　

　　元代设置有全国性的专门负责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录事司，且录事司的设置需要满足一定标准，城市管理机构的专门化表明元代城市管理体制的成熟。

　　其职能与管理状况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元代城市的发展情况，元代是否设置了普遍的专门管理城市税务的机构，均是值得探讨与研究的角度。

　　因此，可将录事司的设置作为研究元代城市税收的突破口。

　　元代录事司机构的基本情况可在《元史·百官志》中“诸路总管府”条目下的“属附”中找到。根据正史的记载，录事司的秩品和职能为：“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由此可知，录事司是设置于地方路府治所城市的机构，正八品官职。

　　

　　从职权上看，录事司管理的是“城中户名之事”，即一个管理城市人户、民政的机构，意味着录事司专职民事，且管理范围限于城市。依城市人口规模，录事司机构官吏设置的构成各有不同。

　　“中统二年（1261年），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1283年），置达鲁花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史一员。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

　　这里出现了三种可能的情况：人口规模在二千户以上的城市，设置录事、司候和判官，规模在两千户以下的城市，置录事和司候，若城市人口规模过少，则不设录事司，其职责由倚郭县代管。伴随时间的推演或城市管理的需要，录事司下设官职也有过调整，如史料中至元二十年（1283年），置达鲁花赤，省司候，判官兼管捕盗，置典史等。

　　一些政治、经济地位尤为突出的城市，录事司的设置情况会有差别，“在两京，则为警巡院。独杭州置四司，后省为左、右两司。”

　　

　　“两京”指元上都和元大都，两京因都城政治地位的特殊性，领城市民政的机构为警巡院，较之一般城市不同，杭州在元统一全国以前，是南宋的都城，盖因城市规模较大，录事司最初设置四个，后减为两个。

　　这样一来，通过观察录事司职官的设置，录事司的数目，元代城市的层级也就变得十分明显了。正史中的职官志呈现了录事司的轮廓。从录事司处于“诸路总管府”其“属附”的地位中，可知录事司处在元代地方行政建置“路”一级之下。“凡路府所治”也表明它设置在路府治所城市中。

　　那么，录事司与元代路、府、州、县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元代路、府、州、县就行政层级而言，由高及低，但元代的特殊性在于，各地方的行政建置并非渐次涵盖路、府、州、县所有层级。如府一级，有的隶路，有的直隶行省，有的府统辖州县，有的不统，州一级，有的直隶于路或行省，有的州不统辖县。

　　《元史·世祖纪》记录了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全国路、府、州、县等行政区划的数据：“是岁，天下路、府、州、县等二千三十八：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县千一百六十五，宣抚司十五，安抚司一，寨十一，镇抚所一，堡一，各甸部管军民官七十三，长官司五十一，录事司百三，巡院三。”

　　

　　元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地方治理带有因地制宜的区划与建制，这些地方行政区划中，管理城市的录事司单独列明，作为独立的一个分类计数，说明城市治理已然从路级之下的一般府、州、县管理体系中独立出来，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

　　当然，《元史·世祖纪》中至元三十年（1293年）这一组数据，仅只是元代近百年统治下的一个时间点，当代学者爬梳元代文献典籍，整理出了极为详尽的，录事司数据，研究判断有元一代，曾先后出现过127个设置录事司的城市，研究详细标注了每一个录事司所属的行省、路、府、州、倚郭县等信息。

　　在这127个设置过录事司的城市中，若按他们当时所属的行省划分，数据开列如下：中书省31个，辽阳行省2个，河南江北行省19个，陕西行省3个，四川行省8个，云南行省2个，江浙行省30个，江西行省16个，湖广行省16个。

　　

　　历史发展从来都是流动变化的，作为元代录事司而言，其设置数量也存在着动态波动的情形。至元二年（1265年）闰五月，忽必烈曾下诏：“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

　　诏令中可见，忽必烈意欲调整行政建制，诸路、府、州之下，只有那些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才不涉及此次行政调整。

　　这里出现了一个用以衡量的人户之标准，即一千户。户数在一千户以下的地区，包括贵族的封地，并入州城。至于户数更少城市，则不设置录事司及司候司，而是以“附郭县”的形式由州府官兼领。

　　结合至元二十年（1283年），“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的规定，可以确认城市户数是决定是否设置录事司的必要条件。城市户数达到一定标准，则设置专门管理城市的机构录事司，城市人口不足或下降，则不会设置录事司或废录事司，归之倚郭县。

　　

　　这样一来，录事司对研究元代城市税收的意义就更为凸显了，人户数目是研究赋税制度重要参考之一，掌握了元代全国范围内设置了录事司的城市的数量，也就基本掌握了元代一般城市发展的总体情况。

　　有关元代设置录事司的数目变化情况及其原因的分析，目前已有非常详尽的研究。根据现有史料，可判定元代录事司存在“设置-裁减-稳定”的趋势，其中涉及录事司减省的地域，主要分布在北方原金朝并入元朝的地区，以及征服南宋后江淮以南地区的部分城市，裁撤原因在于城市户口减少。

　　这些地区城市户口减少，概因受到蒙古政权与金、与南宋战争冲击所带来的影响，而随着社会局势渐次稳定，《元史·世祖纪》中出现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录事司百三”的记载。元代城市设置录事司与否的重要标准为城市人户数量。

　　因此，可通过这100个设置有录事司的城市，其地域的分布状况判断元代城市发展的总体面貌，进而探究城市税收问题。从中书省辖地及各行省辖境设置录事司的情况看，地处江南的江浙行省录事司数目最多，这一地区亦是原南宋统治区中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中国北方以中书省辖地的数目较多。

　　

　　河南江北行省概因受到金朝与宋朝之间，以及后来蒙古政权至元朝攻打南宋等战事的影响，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条件，城市人户不多，这也使得中国南北方交界的地带上，设置录事司的城市相较其北方、南方都要少，出现了一片并不连贯的区域。

　　位于西南、西北的四川行省、云南行省、陕西行省的城市也有录事司的设置，但相较整个中国东部，数量较少。岭北行省和甘肃行省的城市，尚未发现设置录事司的记录。综上所述，录事司是探究元代城市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由于录事司管理的是城市事务，其设置与否又以城市人户为标准，因而可以从录事司的设置判断元代各个地区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又因人户是政府征收赋税的依据之一，继而可以将录事司机构作为研究元代城市税收的参照。

　　总的来说，由于录事司被广泛设置于元代各路符合其设置标准的城市中，因而以设有录事司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反映元代一般城市的发展面貌，亦包括其中城市税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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