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扬｜大国产业链：新格局下的宏观和产业趋势
中国小康网讯?3月28日，中金研究院举办了2023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研讨会，主题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挑战与复苏路径”，并在研讨会上发布新书《大国产业链：新格局下的宏观和产业趋势》。
本次研讨会为期一天，由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博士主持。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Gene?M.Grossman、IMF亚太部副主任Thomas?Helbing、学部委员蔡昉、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彦斌、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钟宁桦，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主任宋铮与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分别做了专题报告，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赵扬就新书发布内容进行了介绍。
以下内容为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赵扬就新书发布内容讲话整理。
非常荣幸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国产业链》这本书。上午的三场演讲听下来收获非常大。我本人是一个宏观经济研究员，常会思考中国经济问题，今天上午的演讲充满了洞见，我非常受启发。中金研究院的季度宏观经济研讨会系列已经办了四期，这次是第一次在线下举办，非常高兴能有这样高质量的讲座和讨论。
这本《大国产业链》是中金研究院携手中金公司研究部一起写的，一共18章，包括宏观篇6章，产业篇12章，系统地从宏观经济到产业，对产业链调整的影响做了梳理。
从宏观角度来说，产业链全球调整的大方向是从效率到安全。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和美国在过去40年经贸合作，搭建了全球的产业链。今天上午听到Gene Grossman教授讲到中美贸易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产业链收到的影响，大方向也是各国为了安全牺牲效率。我们在书中讨论了中国的大国规模所带来的产业链新优势。我们也讨论了在新形势下，贸易规则会有什么样的演变，包括新的技术（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也讨论了产业政策会有什么样的新思维，不仅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地区也有相应的产业政策规划。本书对产业篇的12章描述，除了关于产业的逻辑梳理，还对10个大的行业所受到的产业链影响做了深入分析。最后我们也列出了一些在全球产业链调整格局下产业投资和市场投资的机会。
我这里简单把宏观篇的主要内容给大家做个介绍。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效率的大幅提升。这背后主要推动力是改革和开放两大因素。改革主要是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开放是中国融入到了全球产业链整合当中，尤其是加入WTO。可以从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明确看到，加入WTO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两方面显著的正向效应。一方面是空间集聚效应显著提升，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这种世界级的工业产业集群。另一方面是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不算缩小，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现在内资企业在很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超过了外企。
除了改革，还有开放。中国这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伴随着全球化。全球化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过去40年全球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我们都说，中美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其实，中美关系也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也是全球贸易当中最大的一堆贸易伙伴；看投资的话，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资净流入国。中美经贸合作构成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和资本流动，也构成了全球产业链配置的主要内容。
经过了过去40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源禀赋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国的人均GDP以及人均劳动产出上。我们这里列举了三个大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看其相对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带有很强周期性。印度有一定的增长，但总的来说相比美国增长速度不够快，所以长期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并没有显著缩小。而中国1984年大概是美国的百分之一，现在是美国的15-20%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级上升，在过去40年中国是唯一实现人均劳动收入向美国追赶和趋近的大型经济体。
这当然也带来其他方面的变化。如果用资本产出比衡量一个国家的资本充裕度，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那样是一个是资本稀缺的国家；现在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已经和美国接近。美国在全球化中收益非常大，它的收益不像中国，体现在劳动收入增长或者资本产出比大幅上升，而主要体现为公司利润大幅增长。过去40年美国上市公司盈利增长了40倍。但美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却是下降的，所以美国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总量在长期高增长下呈现出的超越美国的态势，促使美国经济政策做了调整。
产业链调整始于企业层面，企业为了让自己的供应链少受冲击，做了很多更有韧性、更稳健性的安排，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把他的生产进行多元化处理，把以前所谓的零库存、即时响应的产业链配置，调整为倾向增加冗余，以便产业链在受到供给冲击时能够保持顺利的生产。这样做牺牲了效率，但是提高了产业链的安全性。
但是，从政府角度来看产业链的安全，涵义要大得多。美国政府的产业链安全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在重要科技领域对其他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不仅仅是供应链的稳健性问题。中国政府的产业链安全目标也比较明确，要确保重大行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图2?2021）
产业链调整具有地理上的横向调整和行业间的纵向调整两个维度。横向来看，（图1）列出了2000年全球贸易的主要网络，其中的核心节点，是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占据三个中心。到2021年再看这张图（图2），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节点，在亚洲取代了日本的地位，而且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如果产业链进行横向的去中心化调整，那其实现在最大中心就是中国，所以不可避免会影响中国。
纵向来看，我们把产业链按照产业的上下游划分的话，中国在产业链的位置偏向下游。而上游或者中上游的国家一般是大宗商品的资源型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或者具有工业技术优势的国家（日本、韩国、法国、美国等）。中国以制造集成为主，在产业链中下游，就面临“卡脖子”的风险。
上午Gene Grossman教授在演讲中提到了，美国的制造业“回岸”和“友岸”政策是否能成功还有待确认，但是这些政策的推动会给美国带来效率损失，当然也会对中国带来效率损失。效率损失，或者福利损失，包括贸易的减少、投资的减少等等，这样一种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不可避免会带来效率损失。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美在调整过程中都需要尽可能减少效率的损失。减少效率的损失，核心一点就是要确保正常的国际贸易的秩序，不仅要尽可能维护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还要推动区域贸易规则的树立，这是中国和美国在应对产业链调整当中，在追求各自产业链安全目标过程中需要维护的底线。
全球产业链调整似乎不可避免。但是大的国家还是具有一定优势，这也是本书第二章深入讨论的大国规模优势。大国的规模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规模经济，我们都知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单位成本会下降，规模越大，生产的单位成本越低。二是知识和新技术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具有外溢性，这种情况下放大经济规模，会提高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外溢效应。第三就是公共成本分摊，包括基础设施，大国在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成本分摊上也是具有优势的。中国在这三方面都享受到了大型经济体的优势。
对于中国来说，要充分发挥这些效应，一个核心问题还是创新。大国竞争，包括中国和美国大的经济体竞争，根本上还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解决产业链的安全，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关键也是创新。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创新。创新的核心的问题是打造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生态，关键是政府要建立起与企业和市场的伙伴关系。单纯依赖市场是有问题的，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带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公共品属性，市场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另外，科技创新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单纯依赖私人机构和市场会产生创新的供给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直接投入，政府可以加大对于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也可以在教育、人才培养方面增加投入。刚才蔡昉老师提到，未来十年是增加公共教育支出的时间窗口。从创新的需求角度看也是成立的。除了直接投入以外，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市场机制的设计和维护，包括规则的设立和执行等等。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反垄断。
这本《大国产业链》是中金研究院联合中金公司研究部推出的第四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专著。之前我们推出了《碳中和经济学》、《创新：不灭的火炬》和《迈向橄榄型社会》三本书。这是我们第四本专著。我们会继续就中国经济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为大家在理解和处理与中国经济相关的问题时带来一些帮助。
编辑：于靖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