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报纸介绍｜北京《益世报》

时间：2022-12-10

　　北京《益世报》创刊于1916年2月8日，是天津《益世报》的北京版，名义上由雷鸣远主办，但与天津版关系不大，实际上独立发展。北京《益世报》发展分为两个时期，1916年至“七七事变”后，1945年至1948年。前一时期由杜竹轩、张翰如等有天主教会背景的个人把持，“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迫于形势而歇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刊，但仅沿用原名，其主持者及其背景与之前不同。此时的北京《益世报》从副社长到总编辑，以及编辑、记者，几乎为中共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所掌握。1948年10月报纸停刊。报社地址几经变迁，最初设在顺治门外南柳巷四十六号，后改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1945年复刊后，社址先后设在琉璃厂西南园十四号和宣内大街一五四号。

　　“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收录北京《益世报》较为完整，从1917年1月28日第459号至1939年5月5日第8056号，1945年9月22日新版第1号至1948年12月25日新版第1180号，总计8778期。1919年5月25日至7月31日，1927年6月5日至8月29日曾短暂休刊。

　　北京《益世报》早期社长为杜竹轩（1883—？），字低泉，又名竹宣，清末毕业于北通州基督教协会大学，留校任教。后与原籍比利时的天主教神父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合作宣教。1912年任《大公报》记者。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刘浚卿（守荣）、杜竹轩在天津创办《益世报》，雷自任董事长，刘、杜分任正副经理。第二年，由雷鸣远拨款，交由杜竹轩赴北京创办《益世报》，杜任社长，杜死后由张翰如接任。正因为有天主教会背景，又曾在美国使馆注册，杜竹轩常常借为护符对时政大胆评论，从而引起过北京政府的不满和查封。尽管如此，北京《益世报》并不是纯粹的宗教类报纸，而是以“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为办报宗旨。报纸编辑前后有颜泽祺（旨微）、潘云超、邓家彦、成舍我、景耀月、张翰如等人。

　　北京《益世报》创办之初，日出对开两大张，共8版（有时为一张半，6版），影响不大，销路一般。然而，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由于报纸陆续刊登一系列为学生辩护和支持学生运动的文章，如5月7日登载“对外怒潮影响之扩大”一则，13日登载《正告曹汝霖》，16日登载《劝告军警》，23日登载成舍我撰文《安福与强盗》等，对亲日的安福俱乐部政客们的言行进行揭露与批判，安福系政府对北京《益世报》恼怒不已，而5月23日所登载的一篇《鲁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则最终成为导火索，京师警察厅以该文犯有“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罪，于5月24日将该报强行封闭，致使该报成为五四运动期间第一家被查封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同时，将总编辑潘蕴巢（云超）逮捕，转交地检厅判刑一年。其余总发行人李雪舫、印刷人曹万有被判拘禁二月。北京《益世报》为继续出版，立即实行改组，自5月27日起，与天津《益世报》一并正式归由美商承办。8月1日，北京《益世报》复刊。经理仍由杜竹轩担任，总编辑由邓家彦代理。经此一事，北京《益世报》销量反而大增，逐渐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北京地方大报，并非如有人所说“北京《益世报》始终未受人重视过，只是报海中的一叶扁舟而已”。

　　1919年5月7日第2版，《国民大示威之第三日》中“对外怒潮影响之扩大”一则，文中同情学生运动，主张严惩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等人，以尽快平息社会风潮。

　　1919年5月13日第6版，署名为“军界一份子”发文《正告曹汝霖》，揭露曹汝霖在五四运动当天命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下令抓捕学生的恶行，并劝告军警不应助纣为虐。

　　1919年5月23日第6版，舍我：《安福与强盗》。日后著名报人成舍我（1898—1991）此时在北京《益世报》担任编辑，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即写有《安福与强盗》一文，揭露与讽刺北京政府安福系的虚伪、专权与贪腐。

　　1919年5月23日第3版，《鲁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该文结尾署“陆军第五师步马炮工辅全师目兵胡龙舒等一万零零八十名同启”。文章以慷慨激昂之笔调转述“山东第五师军人”面对巴黎和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特权转让给日本的可耻行径，草拟出“通告全国同胞以表示军人等热忱”“将来国家对外无论如何均抱铁血的目的”和“全师目兵暂不用日货，遇有购日货者随时劝阻”三条决议，以通知本师各营连。京师警察厅以该文内容犯有“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罪之名，将该报强行封闭。

　　北京《益世报》复刊后，面对当时社会纸价腾贵致使版面减少、读者不断反映的现实需求，以及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召唤女性解放的时代需求，1920年10月30日，北京《益世报》开辟《女子周刊》副刊。《女子周刊》作为北京《益世报》的副刊，是附加的一张，为4开4版。第1版右上方为刊头，刊头题名几易字体，先后由墨仙、小雅、静君、频伽、泠然等人题写。版面竖排，每号约1万字。目前能够看到的有60期，即从第1号至1922年2月20日未注明号数的一期。第1号至第18号多为星期六出版，偶有星期日、星期一出版者。从第19号开始改为星期一出版。

　　1920年10月10日第F1版，《女子周刊》发刊词

　　《女子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多为知识女性。从刊头字和《启事》《编辑者言》看，该刊曾几易主编，先后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周沁秋、苏频伽、杨致殊和刘静君、泠然等担任。该刊宗旨，《发刊词》称：“本周刊之宗旨一依《益世报》固有之宗旨。欲以普通常识，贡献于一般妇女。并注重道德观念。质言之，即主张所谓贤妻良母主义者是也。”第24号《本周刊紧要事》则声明四点：“1.主张女子教育平等与生活独立；2.提倡女子艺术，以期造成艺术化的新妇女；3.研究中国妇女届种种难题，以促成最善之解决；4.介绍合理的新学说，而抛弃过于偏激与未经考量之理论。”《女子周刊》各类丰富的内容，较多地反映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解放的新思潮，主要体现在揭露中国妇女悲惨的境遇，提倡女子教育，抨击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要求妇女参政，宣传妇女解放等方面。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女子周刊》曾刊登过李大钊的几篇演讲记录稿，分别是：

　　①《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署“李守常先生讲，均一记。”连载于《女子周刊》1921年2月19日、26日和3月5日的第15、第16、第17号。这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演讲，全文约6000字。

　　1921年2月19日第F1版，李守常先生讲，均一记：《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文章指出：职业问题、教育问题、法律问题（包括妇女参政问题），是现代妇女运动的三个主要问题。详细介绍了欧洲各国，主要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历史。

　　②《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署“李大钊先生讲，自强笔记”。连载于《女子周刊》1921年10月24日、11月7日、14日的第47、第48号，全文3400字。

　　1921年10月24日第F1版，李大钊先生讲，自强笔记：《关于图书馆的研究》。这篇讲演稿介绍了图书馆的各项管理工作，包括图书的征集、购置、分类、编目、收存、借阅等。还介绍了图书馆学科和图书馆教育发展的历史，主要是美国17所著名的图书馆学校及所设课程。

　　以上3篇讲演记录稿，可以从不同侧面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图书馆学理念和婚姻家庭观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北京《益世报》在七七事变后被迫歇业，抗战胜利后复刊。复刊后的北平《益世报》仅沿用抗战前的报纸名称，人员构成与之前不同。复刊后只出对开半张，到1947年扩大为对开一张，但为时很短，因人手少，发行量小，又改出半张，直到1948年停刊。

　　社长马在天，经理始为杨芳清，后为张骖，其他发行、广告与财会人员都是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副社长陈北鸥，总编辑黄卓明，后调来郭根担任总编辑，陆复初任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袁克夫，后改由李西成担任。编辑梁沙军、杨伯箴，还有一个编辑地方版的天主教徒王会隆。采访部的记者先后有冯仲、李炳泉、张辛民、张青季、杨鲁等。资料室主任邢方群，还有李孟北、陈琏、杨原、蒋如茞等。另外有一台旧的收报机，有两人抄收新闻电讯稿。在全报社二十多个工作人员当中，地下党员就占了十多人，民主人士占三人，天主教徒只有五人。共产党员中包括有北平新闻支部的书记张青季和职青支部的书记李炳泉。副社长陈北鸥不仅是民主同盟的成员，而且与中共原统战部长徐冰保持密切联系。

　　当时第1版的内容主要是国内外新闻，第2版是本市新闻，第3、4版有“集纳”和“海星”两个固定专栏。其他还有小专栏“语林”“古城纵横”“艺文坛”“学生圈”等。有些被检查的新闻登不出去或开天窗，就是利用这些不被官方重视的小专栏透露的，有的军事要闻也曾给解放区提供了不少情况，起到间接的情报作用。此时期所有的报社采编人员都在“古城纵横”中写过一些北平群众反映的比较尖锐泼辣的意见或言论，受到读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