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自办书馆教语文 斥教科书“得重感冒”

　　“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教育本身”

　　“我们小小教书匠，改变不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是打个喷嚏，让大家知道教科书得了重感冒，小心传染。”

　　9月9日，教师节前一天，绍兴市稽山中学却一点也没有过节的气氛。因为绍兴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检查组可能随时去学校检查，这让稽山中学的空气也变得紧张了起来。“麻辣语文教师”蔡朝阳就在这所学校任教。

　　对“麻辣语文教师”这个称号，蔡朝阳并不感冒，“那只是我们本地报纸的一个噱头。”

　　蔡朝阳觉得自己是一个低调的人，特别是在学校，“这种中规中矩的单位，领导不喜欢太出头的。像我教了十几年，最近连续两年高考语文最高分出在我班里，但体制内的各种‘优秀教师’、‘满意教师’都没我的份。因为我跟媒体接触太多，领导认为我不是体制培养的人。”

　　“实际上我是温和的改良者，因为我也很体谅我的领导及一些照本宣科的老师，理解他们被体制束缚得身不由己。比如说中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到处都是繁琐的事情，自己还有孩子，根本没有时间研究教学问题。”

　　蔡朝阳曾一度认为学校教育演绎成了精致的“暴政”。“对分数和升学的膜拜，简直武装到了牙齿。比如说一所高中的高三有十四个班，教育局要求学校必须考上200名一本，学校就把200人分到各个班去，重点班30人，普通班10人，作为单科老师必须保证10名学生的单科分数达到该科一本的平均分，工资、奖金都跟这个挂钩，太精确了。”

　　“教育体制把学生和老师当做机器，老师很难在里面发挥个人的特长，只能在外围做些事。”蔡朝阳一脸苦笑。

　　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最终促成郭初阳在2008年“逃离”公办学校，创办了越读馆，跟公立学校比，现在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课程本身。“让老师变得简单、纯粹，我们就是上课的，所以我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备课，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教育本身。”

　　而吕栋说：“我们小小教书匠，改变不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是打个喷嚏，让大家知道教科书得了重感冒，小心传染。”

　　利用中秋节三天假期，金泰来正在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朱勤觉得儿子可能理解不了这本书的全部内涵，“但他掌握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现实有了跟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8日上午，家住杭州春天花园附近的徐承志来到越读馆给上小学6年级的儿子报名。他说，之所以来给孩子报名，一是朋友推荐，二是因为《救救孩子》扉页上印的那句康德的话：“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只是让他们适应、认识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

　　就在郭初阳们千方百计地试图打破体制束缚，呼唤让孩子回归常识时，近期，教育部在一场教材修编培训会上再次明确要求，课本修订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程渗透，并将其写入《品德与社会》等学科的新课标。

　　有出版社预计，按照这一要求，新编教科书中将会有更多革命小故事、革命诗歌等，外国文学、童话故事的内容将受到挤压。即使在地理课中，也要站在国家认识观念的角度考虑；讲世界地理时，可以强调对非洲的援助，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位一线语文老师认为这“有点祸害人”，因为孩子对革命题材的小故事，主要是看“比较精彩的打斗情节”。学习飞虎队、刘胡兰这类英雄的故事，引导不好，会让孩子产生盲目牺牲的冲动。

　　而蔡朝阳也发现，现在很多普通年轻人的戾气很重，常因为一件小事就打群架、提刀砍人，甚至在一些学校也时有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仇恨教育，把爱与同情忽视了。历史课我不反对战争的讲述，但语文课、课外读物里面，就应该多把一些人文的东西放进去。”

　　2001年以来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打破了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教材编写的统编模式，曾被视为一大进步。而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小学文科教材正酝酿回归统编。我们的孩子到底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材？百年树人，可别伤着了那些娇嫩的祖国花朵。

　　记者手记

　　郭初阳、蔡朝阳、吕栋，浙江一群活跃在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通过一次对小学语文教材的集体挑错走到了一起。他们自称教书匠、空想家、思想小贩。他们有的还在体制内，却无时不在琢磨如何打破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有的已跳出了体制，却发现远离了学校，才真正接近了教育。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培养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

　　他们认为，对小学语文教材，仅仅是批判、质疑是不负责任的。眼下，他们历时一年编纂的新蒙学丛书即将出版，从理性、建设性的角度，向小学生提供一套公民启蒙读物。他们的尝试能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