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7所学校仅2所专门开设性教育课 校医授课

记者探访部分学校性教育课程开展情况，八一学校和丰台五小设置专门课程，一些学校将性教育融入其他课程

北京27所学校仅2所专门开设性教育课程

2017年3月，北京大兴行知学校，一名同学在看小学生性教育教材。

近期，女童遭遇性侵犯的话题再次刺痛公众神经。不少人呼吁，要让更多孩子接受性教育，懂得保护自己。

近日，新京报记者选择北京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大兴、通州、昌平、密云10个区，抽取辖区内从幼儿园到高中共27所学校，咨询其性教育课程开展情况。

调查显示，专门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学校仅有2所。不过，更多学校将性别意识、生理卫生健康等内容融合进生物课、生理课、心理课、班会等课程中。

一些学校生理卫生课涉及性教育

27所学校中，2所学校专门开设了针对青春期学生的性教育课程，包括北京市八一学校和丰台区第五小学。

北京市八一学校老师介绍，学校在初二年级专门开设一门选修课，讲解生理卫生保健和心理健康知识。不过，该课程只有30个名额。

丰台区第五小学则在五、六年级设置青春期教育课，男女生分开授课。此外，学校还会邀请校外专家讲座，课程安排不具有规律性。

此外，有12所学校表示，虽未专设课程，但曾经或正在开设的课程涉及性别意识、生殖发育、性侵防护等内容。

一些学校的生理卫生课、德育课、健康课等涉及性教育内容，包括北大附小石景山学校、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中关村一小、朝阳区凯儿宝宝幼儿园、第十四中学、密云水库中学、清华附中上地小学、北京市实验学校幼儿园、昌平区第一中学、杰思幼儿园、哈佛摇篮幼儿园。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主编的小学生性教育教材。

幼儿园以性别意识及安全防护教育为主

调查发现，北京一些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中，已融入了性教育相关内容。同时，幼儿园、小学以性别意识和安全防护教育为主；中学生以生殖发育和生理健康指导为主。这些科目的授课形式也比考试科目更加多样。

北京市实验学校幼儿园、大兴区新世纪贝儿幼儿园、杰思幼儿园、朝阳区凯儿宝宝幼儿园的老师均表示，由于孩子年龄小，接受能力有限，老师主要以做游戏、读绘本等形式教授相关知识，在日常课堂中融入性别意识和安全教育的内容。比如，告诉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走，男生女生之间存在差别、身体隐私的地方不能让别人碰等。

金顶街幼儿园李老师介绍，根据教委要求，老师会结合教材讲解小朋友是怎么来的。“比如我们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课程内容，那么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老师们就会给孩子们介绍生命的孕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可能就会穿插生命成长的内容。”

中关村一小的性教育课程设置也按照年级进行区分。学校老师介绍，目前一到四年级的“融合课程”包含了生理发育相关内容，由班主任通过绘本形式授课。五、六年级则开设了生理卫生课，每学期一课时，组织学生统一到报告厅，听医生、业内专家讲解生理健康知识。清华附中上地小学通过模型、图片、视频等形式讲解身体结构。北京市八一学校面向初二开设生理卫生校本选修课，通过讲座加游戏的形式开设。

生物、心理课老师和校医成授课主力

谁来讲授性教育方面知识？记者调查发现，很少有学校聘请专业老师教授。中关村一小和密云水库中学每学期举办一次讲座，邀请医生或专家讲解心理生理健康问题。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石景山学校曾在五年级开设心理卫生课程，但专职授课老师调走后，课程便被取消。

授课老师方面，生物老师是“主力”，除了景山学校远洋分校、第十五中学、一零一中学表示会在生物课上提到性教育内容外，北京市八一学校的青春生理选修课同样由生物课老师任教。此外，第十四中学、昌平区第一中学、清华附中上地小学由专职心理老师教授性教育；金顶街幼儿园、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小学部由校医讲解生理卫生知识。中关村一小一到四年级校本课由班主任授课。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校针对老师举办过性教育相关讲座。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曾邀请预防校园欺凌和性侵害专家向老师授课，帮助老师发现学生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掌握解决方法。丰台第六幼儿园则邀请派出所民警，向老师和小朋友讲解安全防护手段。

■延展

过去4年我国平均每天发生约8起儿童性侵案

最高法此前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罪案件11519件。记者粗略计算，平均每天至少发生8起儿童性侵事件。

我国儿童遭遇性侵的总数远不止于此。据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估算，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在1：7。也就是说，每发生7起儿童性侵事件，只有1起会进入司法程序。

“性侵儿童案件具有隐蔽性，儿童在没有接受性教育等内容培训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侵害，部分儿童被性侵后也不会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异常，导致监护人很难发现”，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管委会委员徐豪认为，在很多家长认识中，被性侵是难堪的事，干脆选择隐瞒或私了。此外，证据意识不足、社会环境影响等也是儿童性侵案能否进入司法程序的影响因素。

2013年9月，女童保护基金开始在全国各地学校开展防性侵安全讲座，截至今年5月底，线下授课学生达303万人次，家长53万人次。

女童保护基金2017年调查显示，49.96%的城市儿童和55.17%的农村儿童未接受过防性侵教育。虽然这一数据仍不容乐观，但较2016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

性教育能有效防范儿童遭遇性侵

前段时间，网络平台上，一个名为“北师大儿童性教育”的微博账号持续发布“如何预防和避免儿童受到性侵”的文章。账号的认证信息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文章作者刘文利是该课题组负责人，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顾问中唯一的亚洲专家。

2007年起，刘文利带领团队在北京大兴行知学校开展儿童性教育实验探索，相继出版《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这是全世界第一套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的，基于学校课程的性教育材料。

“相关监测结果显示，系统的性教育能有效防范儿童遭遇性侵，但只在性侵儿童事件发生后才注意到儿童性教育的重要性，实在让人痛心。”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刘文利不断重复这句话。

谈教育

与公益机构合作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新京报：目前儿童性教育试点学校开展情况如何？

刘文利：2007年，我们开始在北京联系学校、开设教学试点。大兴行知学校是第一所确认合作的学校，到2017年试点学校增加到了18所。原先，我们的试点都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开展，随着这类学校合并精简，试点学校缩减到了目前的11所。目前还有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等公立学校、一土学校等国际学校与我们合作开展性教育教学和研究。

放眼全国，目前有十几家公益机构与我们开展合作，为农村地区学校的留守儿童服务。主要方式是机构招募志愿者，由我们提供专业支持。

新京报：课程以什么形式开展？

刘文利：在试点学校中，性教育课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固定在课表中。国际上有研究表明，每学年至少12个课时、连续多年的性教育课程，能达到明显效果。所以，我们与试点学校协商，每学期安排6个课时，每学年12个课时。

不同年级学生接受的性教育内容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第一年试点从一年级开始，随着孩子们年级升高，不同年级的课程内容也一步步开发编制。每册读本出版都至少经过三轮教学实验，直到2017年，涵盖1-6年级12册读本全部出版完成。

已有研究表明，参与式教学在性教育当中效果明显。因此从第一个试点学校开始，我们就培训老师在性教育中使用参与式教学方法，如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故事分享、小组讨论、小调查等，增强与孩子们的交流互动。

新京报：性教育课能帮助孩子免遭性侵害吗？

刘文利：已有研究表明，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相对来说更加安全。性教育能推迟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减少性伴侣、增加使用安全套几率、降低性传播感染的风险，能在性行为方面做出更加负责任的决定。

我们鼓励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能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了解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感受、懂得保护身体隐私部位、表达自我意愿和权利。现实中，性侵实施者往往是具有一定“权威”的成年人，孩子面临侵犯时，懂得反抗“权威”是避免遭受性侵害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求老师讲课中，讲到生殖器官时，必须使用科学名称，如阴茎、阴道、阴囊等，不用俗称和代词，要传递给孩子的观念是，这些器官跟其他器官一样是人体的一部分，值得尊重和爱护。

谈争议

性话题是可以公开讨论的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展性教育最合适？

刘文利：实际上，从孩子出生起，父母对孩子的性教育就开始了。父母对性的态度，会反映在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互动中。我建议，当孩子问出有关性的问题时，父母可以正式开启性教育旅程，鼓励孩子形成自己对性的看法。父母必须意识到，如果孩子关于性的问题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正确解答，那他们一定会从其他途径获取信息，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父母若不关注这些，反而是更大的隐患。

我们主张在青春期发育前的两年，就尽量把青春期将发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知识教给孩子。比如，我们在小学三年级讲“青春期来了”，告诉孩子青春期来临人的身体和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出现月经和遗精应该怎么做，认识到这件事是自然的，引导他们以积极美好的心态迎接青春期到来。

性教育要做在先，不能等问题发生或者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时再弥补。

新京报：很多家长对于性教育还存在疑虑，你怎么看？

刘文利：有家长认为，孩子没必要这么小接受性教育。出现这样的观点正是源于对性教育的不了解。其实，性教育是客观地告诉孩子，性是什么，让孩子了解性的意义，也让孩子知道性潜在的危险。通过在学校课堂上学习性知识，让学生意识到，性并非不可提及，可以在课堂上与老师讨论，与同学讨论，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性侵事件远比我们看到的多。孩子被打，爸爸妈妈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甚至公开曝光，但孩子遭性侵时，不论父母还是校方却都不愿意让事情被更多人知道，甚至私下解决，最终牺牲的是孩子。

新京报：除了防范性侵风险，性教育还有什么作用？

刘文利：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性教育的认识仅停留在性交话题，认为性教育就是讲生孩子那点事儿。但其实我们的读本内容十分广泛。小学一至六年级，每个年级都有6个相同的单元，分别为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性与生殖健康。

有些主题，会从一年级一直讲到六年级，内容不断深化，形成一个比较扎实的系统。比如在讲家庭关系时，一年级讲热爱家庭，二年级讲家庭是爱的港湾，三年级就会讲到结婚、离婚，四年级讲家庭成员的责任，五年级讲消除歧视，六年级便是认识婚姻以及如何养育子女，让孩子认识到家庭的责任。

谈未来

推动性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新京报：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会有什么变化？

刘文利：我们每年都会访谈行知学校的学生。两周前，我们跟几位接受性教育课程的六年级孩子聊了聊。我们问，现在有些成年人觉得小学生不应该学性教育，不应该直白地讲生殖器官名称，你怎么看？孩子回答，“如果连生殖器官的科学词汇都不能说，那我们的医学要怎么发展和进步呀？科学知识为什么不能说呢，成年人没接受过性教育不知道，但不能不让我们学习啊。”我们欣然发现，接受过系统性教育的孩子，已经开始挑战成年人了。

一个上了六年性教育课的女孩对我们说，比她大三岁的朋友来月经了特别焦虑。她就告诉朋友，月经是正常现象，应该怎么应对。女孩特别自豪，尽管年龄比朋友小，但她学习的知识可以帮到对方。

我们已经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经过一年12个课时的系统学习后，儿童性健康知识得分提高，在结婚与离婚，宽容、接纳与尊重，认识自我与他人，学习协商，性别角色，电脑、网络与成长6个主题上的得分均比教育前有所提高，对青春期的身体发育、青春期性心理、生命周期与性、传染病的认识与预防等知识的了解也有所增加。

新京报：对于我国性教育的未来，你有何展望？

刘文利：2014年起，我们每年都会通过两会提案向政府建言献策，倡导把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此外，我们也注重加大性教育宣传和普及，开设了微信、微博，组建新媒体运营团队，不断澄清儿童性教育的各种误区，同时解答网友疑问。

比较遗憾的是，从我们性教育实验学校毕业的学生，到中学后，就不再继续接受性教育了。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学习性教育是断裂的。我特别希望，从幼儿园到高中，孩子能系统地完成性教育课。现在，我们正在初中进行试验，教学材料也已初步编制，计划未来五年，完成到高中阶段的所有性教育课程。

孩子们每天都要从环境中接受各种信息和刺激。性教育要利用好学校的阵地，学校正规渠道提供的信息更加系统、科学、有结构性，一定好过在性方面“自学成才”。性是一个人能够感知到自己存在的标志之一，人们对性的探索热情向来很高，如果执意抹杀、阻碍，人很难树立自尊自信，也难接纳和满意自己的身体和人际关系，进而难以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希望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系统的性教育，这对于青少年健康以及国家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