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编印的第一本毛泽东诗词集：《风尘集》

　　下面我对毛泽东最早的诗词集《风尘集》作几点分析，并纠正佩恩所传播的一些讹误。

　　第一，关于《风尘集》的名称。风尘，引申义可比喻行旅、战乱。毛泽东将自己的诗词集命名为《风尘集》，可能所收诗词都是写行军打仗、万里长征的。佩恩将“风尘”一词作了字面解释，意译为“风沙”，并将诗词集意译为《风沙诗词》，这是他的失误之处。可幸的是，他将《风尘集》音译为“Feng Chien Tze”，这为考证林伯渠《读〈风尘集〉有赠》诗题中涉及的《风尘集》作者是谁，提供了佐证。

　　第二，关于《风尘集》编印的时间和地点。鉴于林伯渠两首七律诗的写作时间确定为1936年2月，毛泽东编印《风尘集》的时间，可以推断为在这一时间之前不久。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取得胜利使他诗兴大发，接连创作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三首诗词。由于他对这三首诗词很满意，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萌生了把长征路上创作的诗词编印成集的念头。但是当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中共中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因此他一直在前方忙于指挥红军作战。1935年11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终于打破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可以想见，在这段时间毛泽东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编印《风尘集》。同年12月13日，毛泽东由前方抵达后方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瓦窑堡，从17日至27日，先后出席在此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参加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又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并于会后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10天的时间里，毛泽东或忙于开会，或忙于作报告，应无暇编印《风尘集》。从1935年12月底到1936年1月，这期间毛泽东除了发动红军准备东征外，没有过于繁重的工作，可以推测是他编印《风尘集》最有可能的时间。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赴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准备指挥部队渡河东征。他将《风尘集》赠予林伯渠，一定是在他离开瓦窑堡前。林伯渠当时在瓦窑堡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他收到《风尘集》

　　不久就赋诗回赠。综上所述，《风尘集》是1936年1月在瓦窑堡编印成集的。佩恩在他的著作中把编印《风尘集》说成是“在延安时”，这就把时间和地点都搞错了，因为毛泽东在1937年1月13日才移居延安。

　　第三，关于《风尘集》收入诗词的篇数。我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收入在长征路上创作的诗词7首；其二，收入秋收起义以后在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路上创作的诗词17首。为什么有如此估计？据佩恩在他的著作中披露，他当年在延安采访，并未看到《风尘集》原件，也未从毛泽东那里听到对它的具体介绍，因此我有一个猜想，就是他仅仅根据传闻，并把他人所说的《风尘集》收录诗词7首或17首误听成70首，以致产生讹误。依据何在？首先，据现有资料，毛泽东在1936年1月以前尚未创作那么多诗词，特别是以“风尘”命名诗词集，应排除早年创作的诗词，估计可收录的诗词不会超过20首。其次，在战争年代、在日理万机的日子里，毛泽东无时间、无精力在一两个月里，回忆旧作并修改定稿多达70首诗词。再次，当年在陕北瓦窑堡的印刷设备很差，没有铅印机，只有油印机，没有条件印刷篇幅较大的书籍。据查考，中国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因中央红军长征而暂时停刊），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复刊后就是油印的；当时发行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也是油印的；在毛泽东文稿档案中保存下来当年的重要文稿，例如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报告《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2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都是油印件。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编印的诗词集《风尘集》也是油印本，是非正式出版物，由于受印刷条件限制，收录的诗词只能是少量的，不能是大量的。宋苍松的考证文章引述佩恩的英文原著，披露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他说在《风尘集》中收录了“一首题为《草》，写过草地的追忆的诗”（宋苍松译）。《草》的英文原文为“Grass”，我认为这里应译为《草地》更加恰当。这表明毛泽东过草地时可能写过诗词。

　　第四，关于《风尘集》的印数。佩恩在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说，这本诗词集“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此说是可信的。鉴于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和毛泽东不愿公开发表诗词作品的心态，《风尘集》的印数一定是极少的，只赠予当时在瓦窑堡酬和诗词的诗友和同生共死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