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敢横刀立马”这诗真是毛主席写的？毛主席后来为何没有确认？
老覃昨天在《毛主席已经佚失的一首诗，仅流传下两句，气势恢宏，至今无人能续》一文中说了，毛主席喜欢写诗，但那是单纯的喜欢，不带功利目的的喜欢，并不是像现在某些人一样，每写好一首诗词，就小心翼翼地抄录在日记本或笔记本上，千方百计地寻求发表。
毛主席的诗词，都是诗思突来，有感而发。
写了之后，或是独自把味，或是把示赠人，很少保存底稿的。
现在我们查市面上有《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一百首》，甚至《毛主席诗词一百五十首》等等不同版本和不同样式的毛主席诗词集，其实，这里面的很多诗词，都是人们把流传在民间的毛主席的诗词收集起来，结集出版的。
所以，这些诗词集的出版顺序，是从《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到《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再到《毛主席诗词一百首》，然后才是《毛主席诗词一百五十首》的。
也就是说，后一本出版的诗词集，都是在先前出版的诗词集的基础上，增加上新搜集的的毛主席诗词出版的。
这些诗词集的出版，都不是毛主席的初衷。
新中国首家诗歌刊物《诗刊》的主编臧克家在1936年想把八首毛主席诗词一次性发表在创刊号上时，毛主席曾写信告诉他，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
由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另外，毛主席也不想自己的诗作在民间由群众口耳相传造成太多字句上的出入，这才决定“发表一个定稿”，以正本清源。
但话又说回来，现在市面上发行的众多版本的毛主席诗词集，只有《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两种是毛主席亲自审阅和校订过的，即里面收集的绝对是毛主席的真作。
至于《毛主席诗词一百首》和《毛主席诗词一百五十首》等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版的诗词集，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并非毛主席真作而被谬传为“毛主席真作”的作品。
老覃在《1979年，老人披露一首诗，说是毛主席专门为他写的，经考证：是真品》一文中，就例举了七绝《咏蛙》和《孩儿立志出乡关》这两首诗。这两首诗并不是毛主席的作品，却被讹传为毛主席的原创作品了。
当然，新增录的诗作中，绝大部分还是毛主席的真作的。
比如《1979年，老人披露一首诗，说是毛主席专门为他写的，经考证：是真品》讲的，毛主席送给罗章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就是毛主席真作。
还有今天我要讲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也是毛主席的真手笔。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并未收录入《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但它的正式发表很早，在1947年8月1日就刊登于冀鲁豫部队的《战友报》上了。
而在正式发表之前，《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也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十几年了。
为什么在1947年才正式发表呢？
因为，在1947年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青化砭大捷，毛主席难抑喜悦之情，又重录了此诗赠送给彭德怀。
也就是说，毛主席曾先后两次亲书这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赠送给彭德怀：一次是在《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诞生的1935年，一次是在彭德怀取得青化砭大捷后的1947年。
那么，问题来了。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诞生时间既然这么早，并且又流传这么广，还是毛主席两次亲自书赠彭德怀的作品，为什么在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在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及1976年再版增订的《毛主席诗词》中都没收录这首诗呢？
这，得从《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函毛主席说起了。
话说，1957年2月6日，由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曾致函毛主席，说想在《东海》上发表《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敬请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空校阅诗稿。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1957年2月6日——这个时候，新中国首家诗歌刊物《诗刊》已经征得了毛主席的同意，在创刊号上一次性发表了毛主席的十八首诗词了。
《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编辑以为，在《东海》上发表《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毛主席的答复却是：“不宜发表。”
为什么会这样呢？
问题出在《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编辑在对《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解释上——该解释说，这首诗是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主席是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写的。
毛主席看了这个解释，有些给搞糊涂了。
他在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的回信里说：“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
也就是说，诗是“给彭德怀同志”，但腊子口战斗却是林彪指挥的，二者对不上号。因为年代久远，毛主席又已过花甲之年，印象有些模糊，不大确定这首诗是不是自己写的了，于是答复“不宜发表”。
毛主席既然是这样的态度，《东海》杂志自然不敢妄自发表这首诗了。
那么，紧接其后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也都没有收录这首诗了。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被正式收录入毛主席诗词集的时间是在1986年。
这一年，由曾担任毛主席政治秘书的胡乔木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选》，该诗被正式录入其中。
毛主席本人都不能确认是否属于自己作的诗作，别人为何却能确认是毛主席的作品呢？
原来，毛主席所困惑的地方，是：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打的，不可能因此写诗赞颂彭德怀。
但是，说这首诗是“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主席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写的”的始作俑者，就是前面提到的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的编辑。
《战友报》在1947年8月1日第一次公开发表这首诗的时候，编辑自作聪明地在诗的后面加了一则 “编者注”，说：1935年，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强攻腊子口得胜，毛主席赋此诗作为复电。
《东海》文艺月刊的编辑就是在《战友报》上看到《给彭德怀同志》这首诗的，其不明就里，想在《东海》上发表这首诗，就照抄了《战友报》上的注释，寄给了毛主席。
由于这首诗是一首即兴小诗，是毛主席率尔操觚之作，印象不是太深，他看了《东海》文艺月刊编辑寄来的信，只记得腊子口是林彪带领红一军团打下来的，而且当时自己也在前线，不可能发电报，所以不敢确认这首诗是自己的作品了。
实际上，《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一诗根本就不是诞生腊子口战斗胜利之后，而是写于彭德怀在陕北吴起镇打退敌人骑兵之后。
话说，1935年9月，根据中央俄界会议决定，北上左、右路军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苏区边境吴起镇。宁夏、甘肃军阀马鸿逵、马鸿宾有五个骑兵团在这个时候跟了上来。毛主席要求“绝不拖一个尾巴进根据地”。彭德怀肩负起了砍“尾巴” 的重任。他在前线和周恩来、叶剑英考察了作战地形后，在给毛主席报告的电文里写了“山高路险沟深”一语。
大战在1935年10月20日夜里展开，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发起攻击，大获全胜。毛主席闻捷赋诗，把彭德电文里出现的“山高路险沟深”改成“山高路远坑深”作为起兴，以六言诗的形式进行创作，一口气写下了“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三句，赠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不愿居功，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回赠毛主席。
时任陕甘支队作战科长的伍修权和时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是毛主席当年写此诗的目击者；曾任红三军团四师任政治部主任的张爱萍和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等人是当年和彭德怀共同阅读这首诗的亲历者。他们都可以作证，这首诗千真万确是毛主席写的，写的时间就在1935年10月22日，即彭德怀在吴起镇完美砍掉“尾巴”之后。
《战友报》编者注释有误，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1954年庆祝八一建军节之时，《解放军报》仍沿用了《战友报》发表的原文及原注释，再次发表了这首诗。
时任彭德怀办公室作战参谋的王亚志读了《解放军报》，发现了这一明显错误，曾指出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云水胸襟，对此事并未萦怀，没有及时向外界予以纠正。直到他遭遇不公正批判后，在著述《彭德怀自述》一书时，才在书中简要提及了一下这件事，说是“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主席给予夸奖”。
不过，彭德怀当时处于隔离状态，他只确切地记得第一句和第四句，对于第二、第三句，只能根据大致印象进行默写。如此一来，民间就有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一诗共有两个版本”的说法。
毛主席创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情节既然是这样的确凿无误，那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6年11月出版《毛主席诗词选》时，就理所当然地把该诗正式收入毛主席诗词作品之中发表了。
这之后，1993年12月出版发行的《毛主席年谱》（上卷）和1996年9月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也都收入了这首诗。
现在，这首诗已经成为了妇孺皆知的经典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