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述评：数字普惠金融热点研究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对数字金融发展的研究大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数字金融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影响；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等家庭经济活动的关系；数字金融发展与创新创业、技术进步、小微企业融资等企业经济活动的关系；数字金融发展与社会治理。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多采用双重差分法、面板自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门槛回归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YS-GMM动态分析等计量经济研究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1.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
增强金融普惠性及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数字金融与经济发展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既有文献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并未得到完全统一。经济增长的“金融促进论”认为：金融发展一方面缓解居民约束，促进便利化交易；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就业与需求提高消费；此外，通过金融集聚有效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会阻碍经济发展。
当金融过度发展时，有限的资金会流入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当金融发展速度过快时，会出现“脱实向虚”现象，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当金融发展速度过慢时，其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高质量的信贷、企业融资等金融服务，这种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顺势而生，其在给传统金融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促进了金融的变革与创新，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大多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广度、深度、数字化程度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
以《原则》推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地区创业的中介传导机制，这为践行“数字中国”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思路。从经济发展数量与经济发展质量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效应进行估计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存在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且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这对各地区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直接融资占比过低的结构问题，金融体系以银行等中介机构占据主要地位的间接融资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针对这一消极影响，国外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思考：首先，由于商业银行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营利性金融机构，这种逐利性可能会使得银行在业务经营中向企业索取正常贷款利率之外的超额收益，给实体经济带来额外成本，进而抑制中小企业投资积极性；其次，当发生金融危机时，银行等中介机构不但无法抵抗风险稳定经济，其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反而会加剧金融危机，损害经济增长；最后，企业长期过度依赖银行融资不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最终阻碍经济发展。
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的研究焦点大都集中在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系上，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而国内学者从省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补充，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推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一促进作用有着单一门槛效应和区域差异性。进一步对258个地市级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为收敛门槛与加速门槛，并再次验证了技术创新的中介传导机制。
2.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
随着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得到迅速发展，并通过资本要素的提升和劳动力要素配置功能的改善以及技术创新的推动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思路。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大多文献认为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关系，即金融发展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转型与优化升级，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化对产业优化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和经营环境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合理化与高级化。
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关系，比如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数字化发展、数字基建和数字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且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中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相应地，对高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此外，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强度不同，且东、中、西部地区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
3.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较为成熟，且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少数国内学者从金融排斥角度研究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从侧面证实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其通过使用县域面板数据，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对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上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正向效应在区域层面存在差异。近年来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加，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周边省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存在不显著的溢出效应，即周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的辐射带动效果不明显。继续完善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利用SD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扩大了周边省域的城乡收入差距，相比使用深度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更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做了进一步的有益补充，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普惠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会促进本省域普惠金融发展，但对周边省域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不显著的溢出效应。由此可见，在制定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时，不仅要关注政策对本国或本地区的影响，还要充分考虑区域间或跨地区的空间相互效应，重视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合作与辐射作用。
4.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效应。
提出金融抑制后，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减贫效应的研究日趋完善。从金融减贫的路径进行阐述，认为普惠金融通过增加贫困人群的金融可获得性而实现减贫效果；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均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贫困。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内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扶贫减贫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多数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经济增长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存在中介效应，以此推动精准扶贫的实现。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降低金融服务攻击成本与使用成本，提高金融可得性，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从多维度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和融资约束问题；其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户教育水平，缓解农村教育贫困；最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提升农村就业创业能力，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缓解农村贫困。
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在不同区域、不同贫困程度地区、城乡之间均存在显著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对农村的减贫效应大于城镇。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普惠金融发展对非贫困县域、省域、国家级贫困县域的减贫效应依次递减。普惠金融对非贫困县的减贫效应要大于贫困县。
综上所述，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导下，国内有关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与减贫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农村扶贫减贫的机制分析与路径研究上。已有研究多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普惠金融服务环境、贫困农户受教育水平、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减贫脱贫提出对策建议。与此同时，已有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减贫效应数据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全国贫困区县调查数据、省域调研数据、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微观数据等，数据来源与定量分析标准各不相同。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