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维和教官的 “和平”答卷
学员在进行武器装备核查。
培训学员参加伤员后送程序演练。
学员在演练途中开展车辆救援。
9月18日，北京。
接受完媒体采访，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陆建新的视线落在了宾馆大厅的电视上。墙上的时针指向上午10点。此刻，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内，正在举行《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发布会，这是中国政府发布的首部维和专题白皮书。
作为此次白皮书课题组组长，看着团队成员历经多时打磨出的文稿正在向全世界传递出中国声音，陆建新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刻，是属于全体维和官兵的‘高光时刻’。”
自1989年起，陆建新就带领团队承担起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培训任务。作为全国最早、全军唯一承担综合性维和业务培训任务的院校，31年来，共有5000余名维和军官从这里走向维和一线。这里，是中国维和军人的起点，是他们的孵化器和加油站……
“申亮亮牺牲时还紧握钢枪，那一刻我更加明白作为一名维和教官身上肩负的和平使命”
“在详细讲解通联程序和规则前，我给大家播放一段电台通联录音。”无线电通联课上，教授刘钊用英语对学员们说。
对维和军官来讲，英语是他们需要跨越的“第一道坎”。为了贴近任务区实际，在为期3个月的维和任职培训中，所有课程都是英文授课，而刘钊的《无线电通联》被学员们评为“最费耳朵的一门课”。
“任务区基本接触不到标准英语，有些国家的英语非常难懂，这对我们在外执行任务是极大的挑战。”作为团队“元老”之一，早在1992年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时，刘钊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一次，他利用外出的机会购买了一台录音机，在工作中只要有电台通信他就会录下来。回国时，他带回了40多盘涵盖四五十个国家口音的录音带。
当时，我国维和教学正处在起步阶段，急缺相关教材。回国后，刘钊便和同事刘强带领团队成员，一头扎进了这些录音资料中。
南京的夏天潮湿闷热，这些任务区带回的宝贵资料，刘钊一天要听上十几个小时。短短两个月，他们便整理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观察教程》《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通信教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英语》等3本教材和教学录像，建成包括军事观察员模拟作战室、模拟电台室、汽车模拟驾驶训练室等模拟中心，填补了我军维和教学的空白。
然而，对于许多从未踏出过国门的官兵来说，听刘钊的“维和行动英语”无异于听天书。“刘教授第一次给我们听任务区录音时，我还以为磁带受潮了。”学员刘晓明笑着说。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刘钊变成了一位“随时在线”的教员。他给学员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下课后对讲机不关，24小时用通联用语保持联络。不出一个月，学员的英语水平便达到了基本能适应任务区需求的程度。
“如果在任务区遇到汽车炸弹袭击，你该如何处置？”“如果有伪装成政府军的车辆驶入营区，实施自杀式爆炸攻击，如何才能将伤亡降到最低？”恐袭防范课上，副教授蔡辉的提问常常令学员措手不及。学员们很少有人知道，课堂上的这些真实案例和处置经验，是蔡辉亲历马里“5·31”恐袭后，边善后边翻译整理出的第一手资料。
为了在教学中紧跟任务区实际“不掉线”，团队常年保持至少1人在外执行维和任务，教员平均都有两三次在外维和经历。即使有4次维和经历，蔡辉在出征马里前，内心也有一些忐忑。
2016年5月31日是蔡辉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辆装满炸药的车辆撞向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区，坚守在哨位的申亮亮壮烈牺牲。在陪工作组善后的同时，蔡辉把处理流程和文件第一时间进行翻译整理。回国后，他又搜集了许多其他维和营地遭受恐袭的情况，对比研究后开创了《恐袭防范课》。
“申亮亮牺牲时还紧握钢枪，那一刻我更加明白作为一名维和教官身上肩负的和平使命。我们的维和培训不仅关乎学员个人，更关系到军人形象和维和官兵的生命安全。”蔡辉说。
“维和课堂必须直通维和战场，一招一式都要瞄着实战练，不能有花架子”
近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转向多元化，任务也扩展到维持和平、战后重建、安全治理等方面。为了始终保持与国际接轨，团队成员经常以教员或学员身份参与国际维和培训。而一次国外培训经历，让教员周辉收获颇丰。
“嘀……”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穿破了某国郊外的废弃小楼，一名学员掀开马桶盖时，引爆了里面暗藏的“地雷”。“你已‘阵亡’！”教官立即宣布。
此刻，在一旁参训的周辉，脑海里像跑马灯一样不停回放这些天实战演练的画面：藏在草丛和沙子里的未爆物、被劫持24小时的“人质”、背后藏着暗锁的门……一幕幕以任务区实际背景展开的演习课目，在短短3周的培训中轮番上演。那一刻，周辉突然意识到——有些知识老师对着幻灯片再怎么讲，都不如一次实战演练来得印象深刻。
回国后，周辉与团队教员一起，调整以理论教学为主的课程设置，实地考察适合演练的地形，编写符合任务区实际的背景想定，购买制作各种道具，逐步加大了室外模拟训练在培训中的比重。此后几年，他还先后参与设计了“蓝色”系列演练，成为我军维和培训的亮点和品牌。
北京郊外，某地。
“嗒嗒嗒……”突然，枪声四起。随着印有醒目“UN”字样的白色勇士车驶入泥泞崎岖的险难路段，一伙蒙面“武装分子”从道路两侧的灌木丛中鱼贯而出。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军事观察员”被赶下车。
应对“武装劫持”、通过武装哨卡、处置未爆炸物、车辆事故救援……10余个高强度实战化课目在冷雨中连番上演，一个个临机导调的险局向着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班的学员们迎面“撞”来。路边，陆建新眉头紧锁地紧盯演习方向，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这是2013年我军第一次举办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国际班的教学现场。起初，该训练班仅教授理论，不进行实践教学，但陆建新认为这样远远不够。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举办的‘国际班’一定要有实战环节，否则与我们国家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陆建新向上级提出开设综合演练的建议。
建议被立即采纳，困难也接踵而来。团队成员要在一个月内准备演练想定、选定演练场地、设计考核课目……时间紧、任务重。这时，陆建新却跟参演的任务部队“杠”上了。
“维和课堂必须直通维和战场，一招一式都要瞄着实战练，不能有花架子。”陆建新要求在综合演练的“武装分子”必须说英语。为了打造出逼真战场，陆建新同团队教员一起探讨、亲自示范。很快，一支业务精湛、语言能力强的“武装分子”队伍建成了。
凭着这股较真劲儿，2014年，由陆建新牵头负责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培训课程”顺利通过联合国资质认证，我军维和训练国际化、标准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维和战场是检验中国军人本领的‘试金石’，我们的职责就是让这张‘中国名片’越擦越亮”
“我没给中国军人丢脸！”今年6月，团队副教授何星收到了学员张天祺发来的信息。
作为我国派驻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首位女参谋军官，张天祺2018年在学院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维和综合业务培训。以优异成绩完成考核的她，在正式赴任时遇到了“坎儿”。
关于某出兵国的一个数据缺失，是3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张天祺查遍了所有邮件和软硬件记录都找不到，有人建议她编写一个数据报上去。
是上报估算数据还是按照联合国标准作业程序（SOP）给出建议性取值？一筹莫展时，张天祺想起在国内培训时，几乎所有教员都会反复强调，在任务区，标准作业程序是行动准则，一切都要按规章办事、实事求是。于是，张天祺选择尊重现有材料，给出建议性取值后请求上级核实。
一周后，总部发来消息说这个数据确实有遗漏。例会上，上司对张天祺连连称赞，他说：“中国军人的专业和严谨的确名不虚传。”
“张天祺告诉我这件事时，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维和战场是检验中国军人本领的‘试金石’，我们维和军官的职责就是让这张‘中国名片’越擦越亮。”何星说。
其实，团队教员们经常会收到学员们在维和一线发来的“喜报”：
“教授，培训时发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区驾驶》教材帮我解决了大难题。我的‘老爷车’总是点不着火，经常在执行任务的途中‘罢工’。我对照书里的车构造详解，终于让它重新充满了‘活力’。”
“教授，今天我沿车辙驾车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枚未爆弹。我立刻按照您上课时讲的处置方法，第一时间报告，并在路边放了警示标志。上级说我虽然是第一次遇到险情，但操作流程很标准……”
维和战场与维和的课堂，虽相距万里却紧紧相连。团队教员们把使命高高举过头顶，护送着一批批维和军官们走上国际维和的征途，课堂与战场，老师与学生，共同交上了一份属于中国军人的“和平”答卷。（许 鑫 邱烽）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