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里寻安全 贰壹：忘战必危，孙武演兵将在外
（王清茗）公元前516年，就在伍子胥面向楚国方向痛哭，誓为父兄报仇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伍子胥身边一位仙风道骨的中年人在笑而不语。
他就是被后世尊崇为“兵家至圣”“百世兵家之师”的孙武子。当年正在全国网罗人才的伍子胥，发现了从齐国而来正是穷困潦倒的孙武，或许是相似的遭遇，伍子胥对孙武惺惺相惜。不料深谈后更发现是位旷世奇才，其所著的达十三篇的一本兵书更是让伍子胥对他肃而起敬。
人们习惯上将孙武子十三篇称之为《孙子兵法》，与《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称为武经七书，而以《孙子兵法》最为推崇，作为武经七书之首。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六月，继宋仁宗之后重新开设“武学”（军事学校）。为了适应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元丰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校定后的七部兵书共25卷，于元丰年间，公元1078—公元1085，刊行，统称《武经七书》，以之考选武举和教学。
历代官员必须阅读《武经七书》的部分或全部，方可获得升迁。如宋朝的时候三苏父子兄弟均对孙子十三篇推崇备至，苏东坡曾说，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而苏洵则认为，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
《十七史百将传》这样评价孙子，“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唐朝以后，国家在全国为历代武将设立武庙，孙武位列七十二名将之中。再至明清，孙子十三篇被推崇至帝王必看书目之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军事理论集大成者，却充满了神奇与神秘，前半生不知缘何来到吴国，巅峰时刻又不知所踪。即便在吴国，开始也是郁郁不得志。如果不是伍子胥的坚持，向吴王阖闾“七荐孙子”，或许这一部传世兵法因为无法展示其拥有的战争胜券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可否认，孙武给吴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进步，更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的思想大解放，是继晋国对吴国军事技术援助之后，吴国再一次接受中原先进思想，国力迅速增强的重要原因。
但如孙武人生跌宕起伏，他的治军之策在吴国推广起初并不顺利，甚至吴王阖闾嘲讽般地给了他一堆宫女供其调遣，而吴王则在旁品茶娱乐。
“军中有妇人，惟恐士不扬”，何况这是平日里被吴王娇惯的宫女宠妃们。孙武让她们列队，她们喜笑颜开；孙武让她们行进，她们喜笑颜开；孙武让她们静立，她们喜笑颜开。无奈之下，孙武将宫女们分为两队，分为二队，以吴王的宠姬二人作队长。
孙武发令要求“击鼓令前，则视心；令左，视左手；令右，视右手；今后，即视背。”然而在击鼓时，宫女不从令而大笑，孙武自责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这是将的罪过。”便又重复了几遍军令，但宫女还是捧腹大笑。这时，孙武便命令军吏斩左右队长，吴王急忙阻止，孙武当时说了一句令后来将领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
“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对使命的起码尊重，更是对士兵生命的尊重，但这需要智慧和勇气。现在企业中，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负责安全的人不能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要将本来的独立的使命受制于生产管理一方，使企业安全生产沦为形式，监督管理受到阻挠和人文干涉。
本来孙武是受聘于吴王阖闾的，对于近在咫尺的吴王号令，他应该是无条件的遵从。但从兵家大忌的角度讲，孙武拒绝的有理有据。孙武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观点被他开宗明义的写在孙武子十三篇的开始，就犹如现代企业任何管理者和生产从业人员都明白安全与生产的辩证关系一般，只是在执行中就受到各种外力和诱惑的阻碍。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同样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领域的工作中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如生产效益与安全投入之间的矛盾，安全监管任务与监管力量之间的矛盾，治标与治本的之间的矛盾等等，所以化解工作中的种种矛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是安监人完成使命的一个核心内容。
同时在工作中更要排除干扰，积极探索新方法，新思路，深化监管制度的改革，加强监管力量的输入，完善监管人员的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从而不断强化监管力量。与此同时，在监管工作中，我们要积极向企业传达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推广安全生产方式的运用，并严格监督和规范作业人员的操作，督促企业完善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和内容，进一步强化企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理念，提升工人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技能水平，使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安全保障，进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过程中，安全监管工作才能得到质的提升。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在某些方面其规律与作战的规律是相通的。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告诫为将者，遇事要冷静沉着，不急不躁，有礼有节。冷静则可沉思，严正则可条理，有了冷静、沉着，便有了底气与自信，如同孙武一样，既然给我权利，我便将其发挥到极致，履责到尽职。
安全不是儿戏，军令重如泰山。二位宠妃香消玉殒，成了孙武的投名状，兼之此时吴王阖闾有着灭楚称霸的强烈野心，旋即与孙武及伍子胥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和智慧的军事指挥中枢，对楚国外围诸侯小国开始了迅速地兼并和清理。
而对于伍子胥来说，吴国的强军之路似乎漫长了些。当年逃离楚国的时候，盘缠用尽，重病在身，是沿路乞讨投奔吴国，过韶关时一夜之间白头。而在吴国，开始也未受到吴王僚的重视，几乎沦为“乡野小人”。
与孙武亟需在战争中体现他的军事才华殊途同归，吴国军队开始了对楚国的疯狂进攻。在攻克楚国的外围战役舒城之战中，孙武将战争的残酷和冷漠掀开了一角。
孙子为将，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盖余、烛佣。史记中简单的这一句话，昭示了孙子用兵的基本思维：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在他看来，只要取得战争胜利，那么便当不择一切手段，去打击敌人士气，摧毁敌人战争潜力，杀掉盖余、烛佣两位降将，让楚国最后残存的抵抗的希望都破灭了。
此后在对楚国都城郢的柏举之战中，孙武不过仅仅用了三万人，而整个占领对楚国的战役也不过进行了十几天，伍子胥便站在了楚平王的陵冢前。
随着伍子胥的鞭尸平王，攻占楚国都城郢的这场战争破坏了春秋时期战争的底线原则和各国通行数百年的礼法准则，即吊民伐罪下对平民的仁爱和保护，“以仁为本，以战止战，攻其国，爱其民”。战争纯粹演变为杀戮机器：以吴王阖闾为表率，将楚国王后、楚国大臣妻女都视为任意宰割和分配的俘虏，楚国宗庙尽毁，贵族女子遭遇人生最大的奇耻大辱。
这场战争，成为后来战国时期更加残暴和血腥战争的预演，从此以后战争的伤亡近乎直线的上升，屠城一次史不绝书。对吴国君臣种种背弃礼法的暴行，如晋国、齐国、郑国、鲁国，这些素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原各国，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即使是各诸侯一向轻鄙的秦国君臣，也感到匪夷所思甚为不齿。因此，在楚国大臣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后，秦哀公深受感动，派出兵车五百乘近4万人发兵援楚。在送别将士出征的仪式上，秦哀公亲自作诗一首，这便是千古传颂的《诗经》名篇《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在秦军的帮助下，出逃一年的楚昭王成功复国。面对满目疮痍的都城和流离失所的子民，悲痛万分。按照晋国军事援助吴国的方式和方法，他派出了范蠡、文种等人前往更加荒蛮的越国，辅佐新生势力越王勾践，全面支持越国的发展，在吴国身后插入了一把锋利的钢刀。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与越王勾践大战中受伤身死，继任者吴王夫差对伍子胥“连齐灭越”的战略主张产生了严重怀疑，赠剑令其自尽。大失所望之下的伍子胥临终前留下遗言，认为夫差继位是其功劳，但其本人并没有居功自傲。言外之意夫差忘恩负义，迟早国家会灭亡。他要家人在自己死后，将眼睛挖出，挂在城门之上看着吴国的灭亡。
此时是公元前484年，越王勾践十三年，吴王夫差十二年。伍子胥被杀后，孙武也心灰意懒，选择退出政坛。传说其四年后，抑郁而死。也有传说认为，他与伍子胥一起进谏，激怒了夫差而惨遭杀害。
伍子胥和孙武子完全忘记了战争和复仇之外，还有人性二字。《孙子兵法》固然经典，但“国虽大，好战必亡。”（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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