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之魂，永远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你可能会觉得他是“渣男”
很多人被清华校长梅贻琦圈粉，是从电影《无问西东》开始的。
清华学子吴岭澜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
梅贻琦问他：“你英文国文都是满分，物理却在不列，为何选实科，而不选文科？”
吴岭澜答：“只觉得实科更有用些。”
梅贻琦用一段话点醒了他：“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什么是真实？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祖峰饰演的梅贻琦，还原度极高。
真实的梅贻琦便是这样，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学者风度。
清华的前身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升格为清华大学，到1937年抗战，不到10年，就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这与梅贻琦的办学理念分不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在就任演讲上说了这句名言，也把这样的思想贯彻始终。
梅贻琦为清华和日后的西南联大引来了一批学者：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陈省身、华罗庚、钱钟书、吴有训、叶企孙……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需要付出很大心血。
清华是华人地区唯一拥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而这三位上学时都在梅校长任上，这也绝不是偶然的。
梅贻琦终生服务清华，一日不曾间断。1915年回国，就回清华服务，从教员、教授、教务长，到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任校长，前后共达39年之久。他认为，“专”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人要专注于一种职业，绝不能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后天搞实业。
第二层，要专干一件事业，绝不今天干甲校的教务，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
第三层：要专心致志，绝不东应酬，西交际，干着校长，望着部长。
而干成了这么大的事业，梅贻琦只是谦虚地说：我就是帮人搬搬板凳而已。
正是梅贻琦校长的专注、谦虚、民主通达、公正无私，造就了一段教育史上的传奇。
看着梅先生的照片会想，如此一位风度翩翩的谦谦君子，嫁给他该有多么幸福。
梅贻琦的夫人叫韩咏华，幼师毕业，她和梅贻琦结婚的时候26岁，梅贻琦30岁。
订婚的时候人家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啊。”
韩咏华说：“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回顾43年的婚姻，韩咏华说：“我作为他的妻子，一生没有财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从不计较也不干预他认为该做的事。”
如果从妻子韩咏华的角度向你描述梅贻琦，他寡言少语很少和妻子沟通；虽然贵为校长却从来没让妻子享受过任何便利；他们生了五个孩子，但几乎所有的家务都要由妻子一人来承担；为了不动用清华的款项，到60多岁夫妻两地分居，妻子还得出去打工……
听起来像不像是在描述一个“渣男”？
可以说，清华的辉煌，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位出色的校长，与校长夫人的包容与牺牲也分不开。
摆过地摊、62岁还要打工的校长夫人
在抗战爆发前，大学校长、教授们的生活是很优越的，一个月的薪水几百块大洋，都够在北京买个四合院了，校长夫人的生活应该很优越才对。
但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放弃了放弃校长可以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等“特权”。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下厨，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私宅所用的一切都是自己花钱，也不让太太坐学校的汽车。
而且梅贻琦回家对公事只字不提，有时候韩咏华只能从别的教授夫人那里听来只言片语。
结婚前的韩咏华后来日寇入侵，清华被迫撤到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大。那时的物价已经比战前高出30倍以上，教授们的工资平均每个月不到六百元，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十七八块钱。
作为校长的梅贻琦以身作则，把归他个人使用的汽车给了联大，自己每天步行上班，一家七口每天就拿白饭拌辣椒当主食，很少吃菜。
为了贴补家用，韩咏华和袁复礼的夫人廖家珊、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组成“互助组”，自制江南糕点，取名为“定胜糕”，由韩咏华挎着篮子拿到街上去卖，她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皮鞋，常常把脚磨破了，有一次甚至感染，小腿全肿了起来。为了隐瞒身份，她自称姓韩，不说姓梅，甚至连梅贻琦本人一开始都不知道，但后来校长夫人卖糕点的事情还是传了出去。
韩咏华说：“月涵（梅贻琦的字）一向忙于校务，家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看太太这样狼狈，才申请了补助。”
虽然教育部的补助下来了，但梅贻琦为了一碗水端平，不允许发给自己在联大读书的四个孩子一分钱。
女儿梅祖彤回忆西南联大时的生活，说：“爸爸很忙，妈妈很辛苦，那个时候的苦，用现在的话是说不清楚的。”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1949年，60岁的梅贻琦到达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
梅贻琦和太太在美国住在一间连单独卧室都没有的小房子里。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自己给自己定月薪300元。
1955年后，梅贻琦到台湾创立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把太太韩咏华一个人留在纽约继续生活。梅贻琦到台湾后领的薪水是台币，远远不能维持太太在美国的生活开销，倔强的韩咏华也不向他开口，就开始到外面去打工，此时她已经62岁了。在衣帽厂做过工，在首饰店卖过货，照料过盲童，当过护工，生活极其艰难。
1960年，梅贻琦被诊断出患了癌症，这时候韩咏华才得以和丈夫团聚，陪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其实梅贻琦并不是没有钱，他手握着一笔清华基金，清华基金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数额巨大，由清华每任校长执掌。但就算他身患重病，无力支付医药费，也坚决不动用清华基金。
1962年的台湾，梅贻琦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开口说话。妻子韩咏华陪在身边，学生们也都来了，大家沉默着，气氛十分压抑，只有桌上的一个手提包引人注目。
梅贻琦去世后，大家决定打开手提包，等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梅贻琦一生手握巨额基金，却没有让自己和妻子过上一天富足的生活，但他们的这一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联大教授夫人们
西南联大时期，在教授背后默默付出的太太们，不止韩咏华一个。为了支持丈夫的教学工作，改善生活，她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吴柳生的夫人陈涤，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向名家学画。但在西南联大时，为了帮家里挣钱，她想到了做童装，自己设计、自己制作，因为家中有三个女儿，她就把童装命名为“三姐妹”，她做的童装在昆明供不应求，大大改善了家里的经济状况、
《中央日报》的妇女与儿童副刊，曾有一段光荣的历史，编至100期以上，主持编辑工作的就是联大的一位教授太太，她就是周先庚教授的妻子郑芳。
1932年，周先庚与妻子郑芳摄于清华工字厅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是出名的才女，20出头就因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一举成名。她的水平在联大当教授完全没问题，但依照规矩，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于是赵萝蕤选择退守家庭。从不会煮饭的小姐，到亲自开辟了一个菜园子，种出了丝瓜、辣椒、番茄、茄子，大家都对她的手艺交口称赞。
陈梦家与赵萝蕤赵萝蕤在操持家务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读书与写作，这几年，她写了很多散文，还翻译出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教育史上的传奇，不能抹去女性的功劳
西南联大，无高楼、无名利，甚至无温饱，只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他们忍痛离家，万里长征至边地昆明，埋首做真正的学问，心中只有“担负起国家兴亡”的信念。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从那里走出了171位中国两院院士，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2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这背后，教授夫人们的贡献也非同小可。
为了国家大业，校长、教授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小家说抱歉，成为“渣男”。而她们背后的女性，用她们纤弱的肩膀在风云乱世扛起了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重任，成就了她们丈夫的家国守望，一起缔造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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