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地区二次葬俗的族属与习俗文化探究
三峡地区二次葬俗的族属与习俗文化探究
邓 辉(三峡大学 民族学院)
摘 要：三峡地区，自古以来，人类文化均有着突出的地域特征。汉代以后，这里的人文丧葬习俗，似乎又回到了更早时期就存在的集体二次葬的习俗文化中。集体式的二次葬，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似乎是廪君巴人族群的社会习俗文化。这种葬俗，在峡江及以南的广大区域曾经广泛的存在过。这种葬俗在核心，早期是集体埋葬于一地，汉至宋多属于一个墓室。它所表现的是原始社会以来，特别是廪君巴人族系，所拥有的原始葬俗，并长期传承不改。进入汉代直至唐宋时期，廪君巴人后裔中仍然流行，在其墓葬群中仍可见以部落、家族、家庭二次埋葬方式，仍然流行将多人或是不同时代的骸骨，埋葬于一个墓室之内。二次集体葬的习俗，是本区域里民族习俗传统，沿袭直到宋代以后才彻底改变。
关键词：三峡;二次葬;族属习俗; 社会习俗；原始葬俗
今天的长江三峡及其周边地区，自很早的历史时期开始，居住者的习俗文化里，就存在人亡故后实行二次葬以及多人葬的特点，一方面是将人骨捡拾后放在一起置于一个石室或砖室墓葬里，有些是多次存放。追溯这种丧葬习俗的历史，峡江与清江区域上至新石器晚期，以及夏、商、周时期，均存在着集体埋葬的习俗特点。春秋战国时这类葬俗，又是以崖葬更突出。今天的峡江区域里，汉代至唐宋时期仍然存在将家族成员的骸骨放入早先不同时期修好的石室墓葬里，这种现象在三峡中可谓存在了数千年之久。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习俗的随葬品跟随时代变迁也在不断地变化。在三峡区域的考古发现里，发现有一批墓葬有集体式的二次葬的埋葬习俗。但这些墓葬从外貌特点看，是汉代墓葬结构，如用砖、用石块垒砌卷顶墓室，随葬遗物中也是属于这一时期常见的生活用品陶器或瓷器，更多的是随葬品较少，且多随葬着小件类，如指环、耳环、链珠等，并还使用了筒瓦板瓦一类作为随葬品，似乎他们的生活中，多注重装饰类的物质文化。笔者早在1984年春夏时，为了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在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的安排下，组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多个县市的文物工作人员共计十多人，对巴东沿江两岸、神龙溪(那时叫龙船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物调查，并多有墓葬区的发现，如砖室墓葬与石室墓葬等随处可见，有些残存的墓室里，发现有多个个体的人骨放在一个墓室的情景，但那时因是调查所见，并有未公布的资料留存。近几年来，对于三峡巴东区间的石室墓葬的存在痕迹，多有现场了解，如总体上多施草木灰填层，而且多是在石室内部进行烧烤的草木灰。使用草木灰，随后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明清时期在棺材内施行草木灰，也是广大区域里所流行的。可以说，这是历史时期的传承，更是与今天的峡江区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这类墓葬多属迁移入的二次葬，集体多人合葬一室，且多个时代共一室埋葬，现今发现的主要分布在峡江中的巴东秭归。何以如此？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问题，因此，本文对多人集体式二次葬的人群族属与习俗问题做相关的研究，以期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一、峡江中的二次埋葬遗存
在三峡地区里发现的二次葬墓葬，脱离了早期历史阶段那样的葬俗特点，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在一个石室里葬有多人的个体。而这些个体也并非是一个整体，大多呈现捡拾而集合成堆的特点，放置于室内的边侧、后侧、角落，或者是墓道里，但个别也有在中间的部位。这类墓葬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州、丰都等地也都有发现。但目前所知道最多的地方是秭归、巴东、巫山一线境内。特别是巴东的发现最多，如在神龙溪内的陈向坪村王家湾，发掘者称，2004年在这里所发掘的7座墓葬中共计有34人，死者年龄20岁—30岁左右的8人，30—45岁左右的22人，45岁以上的3人。其中M8、M10、M11中所葬的人骨多为二次葬；如M8葬有8人。M10葬约有9个个体，年龄在25岁—65岁之间，该墓葬中还出有“蘇”字印章一枚。在M11中发现了人牙齿124颗，可确定为8个个体。且骸骨多属于小型的堆放，年龄以中壮年为主。这三座墓葬的年代，报告者认为：约在东汉到三国乃至西晋时期。?[1]
在隔河相对的龙船河雕楼包，发现了两座石室多人合葬墓，那是在神龙溪的里第一次发现，就所报告的内容，M1石室墓，正南北向，墓口朝南(见图1)。M1中发现了发现了7个个体的人骨材料，均是二次葬的形式。从牙齿的嚼面看，有磨损严重者，说明了年龄较大，应该是老年人；有一般磨损者，这应是中年人；还有磨损不明显者，这应是年轻人。M2同属于南北向，其室内所发现的人台湾剧骨成堆状分布，共9个个体，其中还保存有8个不完整的头骨，墓中心的位置上纵向放置着两堆人骨，且堆放较规矩，头向东北，另外的人骨则以东北角为多，其随葬品中以绳纹瓦片为主。[2]
图1?巴东龙船河二次葬的石室墓
在巴东江边的义种地，2001年由武汉市考古所发掘，也发现了多人合葬一室的情况，主要有M2、M4、M5。
M2石室墓葬，处在发掘区的东部，发现发掘时已残，前半截仅存有墓底，后半截还存有一部分，曾用石块平铺过地面，但保存不多；卷顶早已不存。从发掘过及出土的遗物中，可知M2下层平面及遗物有两次埋葬的过程，因分为上层与下层埋葬着。
在下层发现了4个人头骨，编号为a4、a5、a6、a7，出土文物16件，所出土的遗物中，其中两件较完整的高领盘口壶保存比较好，是巴东境内不多见的精品之一。在发现的钱币中，有五铢、剪边五铢等。上层因扰乱而保存差，但出土了宋代的遗物。
M5为石室券顶墓葬，墓室保存较为完整，但券顶的前半部分早已被揭不存，其墓底系开挖后未另行平整，墓内的填土为红褐色土夹石块，经发掘，墓室的垒砌后壁部分塌入室内，经清理，该墓室中共计发现了12个人头骨及其少量的肢骨(无指骨类)，主要是缘着墓室的东北侧边缘排放着。该墓葬中文物不多，主要为小件。墓室通长为6.2米，宽2.2米，深2.8米，墓道长1.6米，宽1.1米，室内长4.9米，宽2.2米。文物主要有陶罐1件、手镯2件、戒指1件、耳环2件，以及珠饰、玻璃饰件、钱币等。[3]
罗坪所发现的一批墓葬，多已不见人骨的存在，仅仅在HM1中，发现了约有5具人骨，报告中说：HM1为石室墓葬，葬式、葬具有木棺和陶瓮棺，木棺朽坏不存，仅在墓室中部发现漆皮痕，当为木棺朽坏所遗留。陶瓮棺4件，瓮内均有残朽人骨，集中放置于墓室东北角。墓底中部有朽骨两小段，内葬骨架应为5具，葬式不详。[4]
在黄家梁子则发现了两座有多人埋葬在一个墓室内的现象。
在西瀼口发现的东汉时期墓葬中(见图2)，其发掘的M3中发现了4个人骨架，有男1，年龄在30岁左右，女性3，约有30—35、55—60岁和60岁以上。发现的砖文字有“永元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黄杮作牢”字样，报告者认为少一个“作”字，但从拓文图中可见，本文认为有这个“作”字，这也是西瀼口一带少有发现的。
图2?巴东东瀼口六朝时期墓葬M2中的多具人骨图片
在六朝时期的M1墓葬中，发现了4个人骨，年龄最大者在50—55岁以上，另外还发现了铁棺钉多枚。在M10中发现了3个以上人骨个体 。[5]
在巴东墓子湾的M3中，发现了成堆人骨，约有5个个体。
在孔包河的发掘中，所发现的M105砖室墓葬是一座较大的墓葬，长8.30米，宽2.33米，残高2.45米，墓底不见有铺地砖。在室内发现了6个个体的人骨，初步鉴定，为2个男性、4个女性，年龄多在25—50岁。[6]
在巴东茅寨子湾的发掘中，M4这一砖室墓葬全长7米，宽2.4米，高2.7米，在墓内散见7个以上的人骨(个体以头骨计算)。[7]
在雷家坪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中所发现的唐代M5墓葬里，共发现5个个体的人骨，1号(头向东)为男性，2号头向东，为女性；3号为二次葬，为男性；4号仅见头骨；5号头向东(2018年8月于马骔岭村发掘期间的见闻日记)。
云南元谋腊甸遗址考古101号墓葬(叠葬+二次葬）
近年来，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巴东与巫山相交的长江南岸边的高岸边的马鬃岭村的9、10组地内，也发现了一批砖、石室墓葬群，墓顶被破坏，大多是残存，目前仍发掘了十多座。这批墓葬所在地就今天看来是湖北巴东，而在历史上或许是巫山，虽两地标示有明确的界线，却是当地的传统分割。所发掘的墓葬区域，更多在巫山一侧。在石室墓葬内，埋葬多个的个体人骸骨，与巴东各地的发现相同，即在一个墓室内，埋葬着多个个体，并且多是成堆放置。而且在这些墓葬的底部，均有用火烧烤过的痕迹特点，过火后的灰烬痕迹与烧烤后的地面堆积柴草后的痕迹均清晰可见。如此看来，使用草木灰铺填墓室内，影响到后来在棺木内置放草木灰，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久远的。而汉代以来峡江区域的痕迹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毋庸置疑的。[8]
在秭归庙坪的M25墓葬中，在一个长5.2米、宽2.84—2.88米，共计合葬了7人，前室有2人，后室5人；后室内的一棺鲜红的漆皮尚存，长1.98米、宽67—76厘米，高22厘米。[9]表明有较为独特的人物存在。
在柳林溪汉代墓葬中，于M4的石室墓葬中，由于室内的严重扰乱，也至少发现了2个个体的人骨，但年龄等已不明。在M10石室墓葬中，人骨至有两个以上。从图上来看，其铁质棺钉所放置的位置来分析，似乎应有7个左右的个体存在，而就人骨来看，也是分成小堆状的，可见，所发现的棺钉就是不同木棺所用的。[10]
在秭归蟒蛇寨的汉晋墓葬中，如属于晋墓的M15中，在墓道口与墓室内多处发现了散乱的人骨，似是多人的合葬墓。[11]
在台子湾遗址的III区的发掘中，于M5中发现了较多的人骨，报告中说“墓内葬具不存，但有木器腐烂痕迹，估计原应有木棺。墓内人骨较多，堆放相对零乱，但仍可大致分辨出至少有8个个体的人骨，骨骸残损严重。8具骨架堆大多居于墓室后端，1具居于墓室正中。居于正中者保存略好，略可分辨出仰身直肢葬式，其他数具内架堆放较零乱。在IIIM5中人骨较多，初步估计至少有8具人骨，居于墓室底端正中为仰身直肢葬式，其余几副人骨保存较零乱，似经过一定的处理。[12]可见，考古发掘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汉魏六朝以来的墓葬材料中，多人合葬是这一区域里一种习俗特点。当然，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相比多人合葬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有很大的差异，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改良。但在这一区域里发现的这些葬墓，仅仅是现存中的少量，也仅是我们描述中的少量，其大多数的墓葬被破坏，所以在考古材料里，能见到这些难得的实物材料，本身也是三峡区域里民族习俗得以保存的幸事。
近些年，武汉大学贺诗伟教授发现了峡江中的一个墓室内有多个不同时代的遗物存在，表明这是典型的多次性的埋葬过程。[13]他将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遗物进行排队，在巴东汪家河的墓葬中，发现了A、B、C三组遗物同埋于一起，而在M2中，则是A、C、E、F、G、H等不同阶段的遗物在一起，而M4中，第二层人骨共4具，属于成堆放置的特点，有头骨与数根肢骨，从遗物中探知其年代的不同。而这类现象在巴东等地是普遍存在的，且与来凤仙人洞崖葬的内容相似，即是多次不同时代的人埋入一个洞室。
二、文献史料中的姓氏人群
在三峡地区，汉魏六朝时期的古人是那些呢？我们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中可见：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巫蛮许圣等以郡税收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巫蛮在那些地段呢，从历史地理来看，大约是在三峡中段的北部地区，应包括了今天的神龙溪流域。朝廷正史中的记载，表明当年巫蛮的反抗活动声势大，人数众多。
《巴郡太守张纳功德叙碑》(《汉隶字源》卷一、《隶释》卷五、《东观汉纪》卷三十一)中说：东汉末年的巴郡(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是“朐忍蛮夷，滔夭蠢动，乘虚唐突，(阙五字)忿(阙)斯怒，爰整干戈，虎(阙二字)耽，搏则有获，群丑慑怖，绝迹幽窜”。从碑文中可见朐忍地方的群蛮活动，这个蛮，本文认为就是统称的巴蛮。
《元和姓纂》卷八引盛弘之《荆州记》说：“建平信陵县有税氏，昔蜀王栾君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这个建平的信陵县，就是今天巴东县境的沿江一带，而巴东又是税姓比较集中的地区。前几年巴东的考古发现，于张家坟发现了属于东汉时期的税氏家族墓葬与墓志碑文。其中有文记载：“元和四年正月三日，南郡秭归道囄里税少卿、少阳共作是(室)三丈五，冢举高丈三尺，广丈二尺，功二月五日乃成。贾值钱二万五千。”[14]元和四年为东汉章帝时期，即公元87年，具体的墓葬地点，则位于今天巴东的轮船码头上方。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在吴蜀之战中，“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一月也。”黄初元年(公元222年)，刘备率大军入吴西界，“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15]。
在两晋时期，建平郡统辖有八县：即巫山、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宋书·荆雍州蛮传》载有：大明中，“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东千余里。”这一区域里的少数民族中，朝廷曾封赠了不少的蛮夷“邑侯王”一类的民族首领，如《南齐书·蛮传》中载有：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瓂等“诣台求拜除，尚书郎张亮议：‘夷貊不可假以军号。’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所谓建平，就是那时的建平郡，其地在今之巫山，其所辖区内的属县则有兴山、秭归、巴东、建始、恩施等地。而夷王当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就考古材料而言，20世纪的六十年代，于恩施的三岔乡就曾发现过“晋蛮夷归义侯”金印一枚，该印现存武汉市博物馆。邓少琴先生研究巴人文化时说“重庆市博物馆曾得到一件羊钮方寸金印，汉篆阴文有‘汉归义賨邑候’六字，篆文朴茂，绝非赝品，是地方文物中极富有研究性之珍品。……查1935年《云阳县新志》卷22，知此印为清光绪中(1890年前后)于云阳县南境双河口夹沟坝出土”[16]。在巴东的茶店子，发现有“虎牙将军”的银质印章，恩施柏杨坪九根树发现的“吴率夷中郎将”银质印章等，都与当时少数民族有关，而此少数民族，最有可能的就是与向、田、冉、覃姓等有关。这些印章的发现，无疑表明了当地的民族属性，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较之中原地区，他们仍被称之为蛮夷。而在《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中载有：“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人欲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村侧有溪，溪中多灵寿木，中有鱼，其头似羊，丰肉少骨，美于余鱼。溪水伏流，迳平头山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有菱芡鲫雁，不异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地密恶蛮，不可轻至。”这陂湖，就我们今天看来，当是今日之利川平地内，古代这里是以湖泽沼池地为其特征；汉魏六朝时这里仍然是最为发达的江南高山上的最大湖泽，唐代之后，其地开发成农田的速度加快。其地附近为少数民族地区，朝廷则称之为恶蛮之区。
南北朝时期，居于三峡以南地区的巴人及其后裔们，在朝廷的称谓中，又被称之为以地域划分的蛮民。而这些蛮民与后世土家族的关系及最为密切。当然，这些蛮民此时在称谓上较之前代则也有了许多的不同，如“蜓人”，最早记载见于秦嘉谟辑补《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三国时，这里就有“蜓人”居住着。晋时，这里是巴蜒人的重要活动区域。他们与三峡及五溪地区很早就有往来，一直是他们的生存生活区。蜒人的活动，在南北朝时期最为活跃。《梁书》卷17《张齐传》载：天监十年(公元511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蛮蜒，抄断江路，攻破金井”。《周书》卷49《蛮传》则载在三峡地区“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祟树，僭称王侯，屯居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北周明帝时冉令贤、向五子王攻陷白帝。“天和初，诏开府陆腾率军讨斩之，蛮众大溃。”(《通典》卷187)其后陆腾移信州于白帝，又以涪陵、巫县、秭归这些峡中的要险之地，筑城置防，以震慑峡江中的“蛮蜒”族群。吴永章先生研究认为：“蜒人的族属为廪君蛮，其部落人数众多，并能擅称王侯，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上。蜒人长于水上生活，称雄三峡天堑，即是证明。蜒人之得名，殆与此有关。需指出的是，南北朝峡中的蜒人与隋、唐以后的岭南蜒人无渊源因袭关系，岭南蜒人应属百越民族。”[17]可见廪君族群一直是峡江区域文化的传承者。
三、习俗文化的历史延续
上述考古发现的材料与史料中记载的集体式的二次葬地范围，主要是今天的长江三峡及其上游至涪陵以下的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河，另外也包括清江流域，这些河流是这一地域古代文化产生的重要发源地。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山高林密、深山峭壁、溪流峡谷纵横、道路险阻，沿河流有宽谷与平坝盆地；古代人们的艰苦生存，创造了一方古代文明，从而为今天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形成了以居住区域为文化特点的习俗文化，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文化融合成为区域历史演进的动力。社会的变革，促使新的文化不断产生，旧的文化不断消逝，从而保存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域性文化。三峡地区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文化而言，积淀更为丰厚，而有些旧习俗的文化总是在新文化里有所体现，有些还保留了历史的特点。
长江三峡地区的文化底蕴深厚，原始文化与夏商时期文化亦十分发达。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峡江区域的各类文化大多受到外界强势文化的影响，其文化因素并不单纯，呈现了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面貌。[18]考古学文化的复杂现象，正好说明了三峡区域里人群文化发展是十分兴盛的。而夏商历史时期以釜类器皿为特征的生活器物显示强劲的发展态势，丧葬习俗所形成的集体的二次葬模式则长久传承。似乎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成熟时，这时的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秦文化等不同文化于峡江中融合交流，但那些奉行崖葬(或二次葬)的居民，则仍然传承了更早的习俗文化。这些文化推动着当地社会前进与发展，使其区域在追随历史的脚步中，又产生了新的文化特色与内涵。
汉代以来，魏晋、六朝、隋唐时期，峡江区域里的巴(蛮)族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他们使用改良后的墓葬集体葬，葬俗上仍然沿用其历史习俗特点，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特点的三峡区域性的习俗文化，这种丧葬习俗文化的保留与传承，是继承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葬俗。今天的峡江区域，所发现的集体葬习俗，最早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仍流行于清江中 。[19]汉魏六朝，二次的集体葬习俗文化在追随中原文化时，在三峡地区广泛流行并长期延续，那时居住于峡江中的居民，特别是那些利用石块修成的如砖室的墓葬是多个体进行的二次埋葬，多数二次葬的特点是成堆状放置骸骨，有的在一个墓室内还进行了多次的埋入，直至宋代均如此。随着民族融合加快，峡江区域这种习俗才逐渐改变。这说明习俗文化的传承很难改变，也说明有此习俗的民族曾长久地居住于此区域。使用这种习俗的民族群体，我们认为是廪君族体后裔巴人为主。
汉魏六朝历史时期虽说改“巴”称而以“蛮”称，但在唐宋以来的文人认为此地旧有的人文风俗仍多有保存，因此在他们的记载中仍称为“巴”。而我们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与发现中，对这一区域里古老的文化特点较过去有了更多了解，其中有许多文化事象值得深入研究。而多人次的埋葬于一个墓室里，为何到宋代仍依然存在？又是何人如此？为何一个墓室里长期进行多期埋葬？仅考古发现而言，有砖、石室墓葬如此，且保持有千余年之久，如若加上清江中最早的发现，则超过了数千年，但这些发现并未引起研究历史文化者应有的重视。当然，在发现发掘这些墓葬时，有些现象多属于残存，如不同时代的遗物混杂，最初没有人关注或关注不够，而这些现象如果不是现场关注，则就很快消失掉了。随着现象的增多，而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历史角度看，现存的集体二次葬材料，在清江中早期的桅杆坪遗址中就有发现，年代约始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且一直到两周时期的清江区域仍存，我们认为这是清江与三峡区域里原始的集体葬的开始与发展期。[20]随后有一些时间不见这类遗存。汉代之后，特别是峡江区域里，这种利用砖、石室墓集体二次葬则又多了起来。有的一个墓室里，不仅埋葬多人，并将多个时间段人体骸骨埋入于一室之中，这种现象过去没有考古学发现，人们的研究还没有涉及这种现象，考古工作在峡江展开之初，对这种现象也一时无法认识。有些遗迹现象的损耗大，发现时多属残存，故多有放弃。这种葬俗不但是古代民族的习俗文化，也是与廪君巴人历史不可拆分的，否则，于清江腹地考古所发现的石家河晚期至夏、商、两周历史时期的集体二次葬的材料就无法解释。而峡江中汉代兴起的砖、石室墓葬，至宋代时，仍有将捡拾的人体骸骨或是多人埋入于这类墓室内。这种习俗文化的保存，可称之为巴人的传统，认定这种葬俗是其族属习俗的历史传承符合区域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
近二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从清江流域到峡江区域，二次集体葬俗长期延续保存，这并不是偶然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两周，再到汉代至唐宋，二次集体丧葬习俗从一地埋葬到一室埋葬，并未脱离集体葬。可见二次集体葬俗根深蒂固，只要没有外来的干涉，就会恢复本来面貌，这在峡江中的汉魏六朝时期墓葬文化上有充分表现。当然这种恢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新的环境下，从墓葬结构到随葬品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
对于东周时期的巴人墓葬的特点问题，少见或是不见有共同埋葬的现象，是没有发现？还是这时的习俗改变？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巴与楚的关系十分紧密，从遗址文化到墓葬文化，都趋附于楚文化的特点，同时也是大力发展农耕生产的时期。而那些居处于山野中的，则多使用原始的岩葬，而今考古发现的岩葬墓中，多有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物埋葬在一起，这绝非偶然，当是其习俗传承的结果。例如在来凤酉水仙人洞的发现中，就是多个不时期的人骨埋葬于一个洞室内，且都属于二次葬的特点，其葬具有船形、升斗形、木箱式等，上至汉代、下到宋代。[21]这种习俗文化的主体人群，笔者认为，主要的是巴人的后裔群体，他们的埋葬习俗在战国时有追随楚俗的特点。但这种习俗需要较强的经济实力，随着楚文化在此区域的消失，巴人的社会制度回归于羁縻制度下，似乎原始的习俗文化，更适合于此区间生活的方式。对这支人群考古发现，可以看到重庆开州余家坝、云阳李家坝、涪陵小田溪、湖北巴东红庙岭等沿江地带里常常有巴人墓葬文化。他们在与他族的交往中，习俗文化亦随之跟进，到战国中晚期，早已被楚文化所融合，所以采取农业民族里最常用的埋葬方式——土坑葬。如果我们单从墓葬型制来看，单人土坑、仰身直肢的墓葬，早已看不出来与楚墓葬的差异，但从文化内容中，还是可见一些巴楚用器上的差异。这批人，曾是巴人文化的上层主体，在历史长河中，其中有部分融入了汉文化中；而另有一部分下层群体，仍然坚守自己的文化，居于稍偏僻的地方；在我们的考古学材料里，如巴东马骔岭的墓葬群与三峡地区强宗大姓似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早就居住于这一区域的以巴人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自汉代以后，又逐渐形成了新的较强大的民族集团，并长期活动在峡江区域，也就是文献里常常提到的“蛮民”或者“蛮族”，其大者“万家”、小者“千户”的向、冉、覃、田等姓氏族，直至唐宋后，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从墓葬的特点看，“三峡地区丧葬习俗在接受‘汉制’的过程中，还表现了一定的地域性。……东端最快，西端其次，中部最慢”[22]。历史文献中有：“夷、诞居山谷，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23]这也正好说明了三峡区域里的文化特点。
文献中的三峡地区，自汉历唐，这里主要是巴人(蛮诞人)的活动区域，是早期廪君族群发展演变的后裔，他们保留了古代集体葬的习俗文化，这是最古老习俗的传承。廪君族系(巴人)长期居于三峡及其相近邻的地方，直至演变为土家族，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丧葬习俗文化的传承是最具说服力的，上行下效数千年不改，从石家河文化晚期到两宋。可见历史上的民族习俗文化一旦形成，它的影响力确是根深蒂固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今天才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去寻找他们文化存在的成因，探究他们的历史。就汉魏六朝时期而言，有姓氏姓名可考的蛮帅，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有建平蛮向光侯，明帝泰始(465—471)年间有巴建蛮向宗头，到北周时(557年)时有向镇侯、向白虎、向五子王、田乌度、田唐、冉令贤、冉伯犁、冉安西、冉三公、冉祖熹、冉龙骧等。[24]
“氏族最可信和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祭祀，同各家有各家的祭祀一样。若详细地研究他们所崇拜的是何方的神，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崇拜的是一位成了神的祖先，而祭祀之处，就是坟墓。”同时，“没有家庭就无所谓祭祀，换言之，家庭就是一种宗教联合，祭祀是家庭的首要使命。家庭包含了婚姻，以确保繁衍，以及祭祀得以永久地承传”。[25]在峡江中所见到具有汉区墓室特征的集体二次葬，是家庭式的祭祀承传，也是家族部族的集体埋葬一地；今天的考古发现与清理中，在一个墓地里有大量二次葬俗的墓葬内容发现，提供了探究部族、家族、家庭的可能。
通过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这些二次葬墓的族属是廪君族群的习俗传承。廪君族群在夏商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习惯也在跟随着历史的步伐而改变。对于他们的生活用品，有人认为在三峡地区的物质文化考古内容中，很难见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内容。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长久的固守成规是不可能的事情，总是要学习与借鉴的。如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蛮族，在三峡地区那么的强势，而在生活资料中，几乎不见有他们的习俗用品，我以为这是对其他民族的生活资料和生活器皿的借用。但在他们的一些遗物中，经细心观察，也会发现与本民族有关的生活用品，如釜一类的生活器具、装饰类物件较多等，这应当是根深蒂固的习俗文化传承。
其实，峡江区域的集体式二次葬，在文献资料中，有提出是以廪君为主要族体后裔的一些记载：如《世本》记载 ：“廪君之先，故出巫诞。”《通典·南蛮传上》：“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元和姓纂》卷八引盛弘之《荆州记》中有：“建平君信陵县有税氏，昔蜀王栾君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他们与廪君族系共居于长江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中，这税氏居于巴东地方，有东汉章帝的元和四年的碑文可证，其墓葬为石室墓，墓内虽说有盗扰，但有多人合葬的共性，税氏在今天的巴东一带地方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二次集体葬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存在与延续，表明这里久居的巴民族的文化是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的，也还见葬俗文化对居住者的影响力深厚，如果没有大的动荡，很难改变他们的习俗，峡江中长久不衰的民族历史文化格局是地理与民族的根基。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快，历史上的民族习俗改变属于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部分。而峡江区域的集体式二次葬习俗，是依随历史格局而发展变化的，究其历史根源，我认为与廪君族系巴人有着最为紧密的历史源流关系。
[参 考 文 献]
[1]巴东县陈向坪王家湾墓群2004年发掘报告[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四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51.
[2]巴东雕楼包古墓葬发掘简报[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03.
[3]巴东义种地墓葬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2009(9).
[4]巴东罗坪[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巴东西瀼口古墓葬2000年发掘简报[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52 .
[6]巴东孔包河遗址发掘报告[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85.
[7]巴东茅寨子湾遗址发掘报告[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13.
[8]巴东雷家坪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四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15.
[9]秭归庙坪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J],江汉考古,1997(1):35.
[10]秭归柳林溪[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32 .
[11]秭归蟒蛇寨汉晋墓葬发掘简报[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656.
[12]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秭归台子湾遗址发掘简报[M]//湖北库区考古报告:第一集.475.
[13]贺世伟.略论三峡地区六朝隋唐墓所见多人葬习俗[J].考古与文物,2010(04).
[14]巴东张家坟墓葬发掘简报[M]//湖北三峡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15]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卷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6]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4-15.
[17]吴永章.中南民族关系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87-88.
[18]水涛等.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与诸要素的适应性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65.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江考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7.
[20]邓辉.清江早期文化成因研究[J].土家族研究.2012(1):61.
[21]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2]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0:246.
[23](唐)樊绰.蛮书[M].向达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18.
[24]张正明.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25](法)库朗热著，谭立铸，等，译,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5.
作者简介：邓辉(1954—)，男，湖北恩施人，武汉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三峡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家族区域的历史文化研究。
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