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沦陷，蒋介石无奈同意：让八路军来教怎么打游击战！
大家好，我是以史为鉴。
在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后，面临国家民族危亡，国共抛开恩怨开展第二次合作，准备联合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
但是在抗战初期，蒋心中还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于是把重兵摆在前线，打算通过几次大的决战展示自己的抵抗决心，以此瓦解日寇侵华的野心以及获得国际援助和调停。
但是很遗憾，蒋的这一番对策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日寇根本目标就是占领全中国，国际上英法自顾不暇，美国也忙着跟日本做生意，无人来调停。
这就导致刚开始几次大型会战，比如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基本上全部失败。这也直接让几百万精锐国军损失殆尽，到了1938年的时候，大半个中国都沦陷到日寇手里。
尤其是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眼看无力一口吞下中国，于是对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日本大本营企图通过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办法，通过建立汉奸政权，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
而几次会战失败后，白崇禧等人也认识到八路军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非常有用，而且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也是正面作战、游击作战、运动作战、破袭作战共同努力的结果。
加上此时主席《论持久战》的发布，国府高层对于战争的目的和方法有了更清晰地认知。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朱德受邀参会，朱德直接向蒋建议两党合作开办游击干部培训班，蒋最终表示同意。
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邀请朱德和周恩来参加。在会议上，蒋提到了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并且通过了第二阶段的作战指导方针：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蒋介石在会议上明确指出，游击战非常重要，在第二期作战中“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懂游击战，会打游击战的将领。
在整个中国，会打游击战，打好游击战的唯有红军转化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是会议要求延安要派出懂理论、懂实战的干部到游击干部培训班担任教员。
中央经过综合考量，决定派出叶剑英去当教员，理由有三：
一是自抗战以来，叶剑英就一直在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着高超的统战经验；
二是叶剑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同国军许多将校都有师生之谊；
三是叶剑英在红军时期就是游击战大师；综合下来，这个人选非叶帅莫属。
图注：抗战时期的叶剑英
叶帅在思考后也欣然接受，于是叶剑英担任团长，李涛、边章武、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同志担任教员，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共计30人组成代表团，开始在衡阳游干班的工作。
刚开始，南岳游干班由汤恩伯担任班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但是很快，蒋介石认为游干班作用很大，一个是可以培训将领去打日本，第二是借此控制延安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把敌后游击纳入自己管控之下。
蒋介石干脆将游干班升级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培训班”，自己亲自担任班主任，白崇禧、陈诚担任副主任，汤恩伯改任教育长，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
第一期就从全国各地战区选择招收学员1046人之多，分编为8个队，学员中大都是黄埔毕业生，还有一部分是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等毕业的学员。
为了搞好这个游干班，叶剑英等人以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论新阶段》等著作为基础，加上自己的战争经验重新编写教学大纲、讲义，而且只有通过试讲的教员才有资格上课。
叶剑英本身军事造诣就很高，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平易近人，穿着朴素，和国军其他人的讲课完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备受启发。后来只要是叶剑英的课，不仅仅学员都爱听，甚至附近一些部队的将领都慕名而来。
有一次叶剑英在讲课时提出敌后游击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敌后军民的关系犹如鱼水关系”，这一论点在学员中引发强烈反响，甚至汤恩伯都感慨地说：
“过去十年我们打你们为什么打不过呢？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在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叶剑英别开生面地组织学员们在南岳衡山山林中进行一次近似实战的军事演习，模拟山地游击作战。
因为这次演习组织严密，几乎近似于实战，许多学员们都在演习中重新认识自己三个月学到的知识，在演习结束后，学员们都认为这种演习才能让自己提高，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扮演假想敌的一名汤恩伯麾下的少将师长学员更是感叹：这次演习让他终身难忘！演习结束后他专门找到叶剑英表达感谢。
南岳游干班前后办了7期，共计培训学员5659名，叶剑英担任前面3期的副教育长后，赶赴重庆南方局工作，而随着后期国共双方关系的逆转，我党的教员在1940年3月全部撤出。
图注：1939年叶剑英（前排左四）率八路军教官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合影
南岳游干班可以说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一个经典案例，培训出来的将领后来都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有出色的表现。
但是别看游击战战术看上去很简单，但是这种战术的背后，其实是我党优秀的政治理念为基础，一些国军将领如果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其量只能学到游击战的皮毛。
比如一期学员，衡永纵队第一支队少将司令程鲁在毕业时请叶剑英为他签名，叶给他留言“要做大事，不做大官。”
程鲁刚刚看到这八个字后不以为然，认为只有当了大官才能做大事。但是到了1949年，程鲁才明白蒋家王朝的官再大对老百姓也没用，在这里也干不出啥大事，于是直接率众起义，站在人民一边了。
文/以史为鉴
图/网络
参考资料/
《叶剑英与国民党游击干部培训班》——文史春秋
《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贡献》——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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