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人｜我的大学岁月与从业三步曲
我的大学岁月与从业三步曲
俞君立
个人简介
俞君立，男，1942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1967年12月至1981年12月先后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工作，1981年12月返回武汉大学，在图书馆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3年退休。曾任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系副主任，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暨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学著作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委员、标引与编目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图法》第3~6届编委等。研究领域为文献分类法与主题法、知识组织、阅读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献分类学。出版著作6部，参编著作6部，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专著《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被选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
一、大学岁月：珞珈山下沐教泽
1. 我学图书馆学专业的缘由
1962年7月我高中毕业于武汉市六中，参加高考。那时高考志愿是考前填报的，我没填报图书馆学专业，而却被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录取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我参加高考后有一天省招生办通知我去面谈，他们对我说，根据需要，你是否愿意学武大图书馆学专业，我心想如果不同意改读专业，担心会失去上武大的机会，就同意了，但我不明白的是，当初填志愿时，并未见到图书馆学系招生，后来我才知道1962年湖北省高校招生专业目录上将武大图书馆学系编漏了，省招生办发现这个疏漏后，就在武汉市补招了8名考生，我是其中之一。当年武大图书馆学系共招收了30名学生，班级名称为图书馆学系6601班。
2.所学课程、专业任课老师及所用教材
新生入学典礼后，我开始了期盼已久的学习生活。回忆起来，第一、二、四学年所学课程大体上有四类，一是全校公共课，哲学、政治学、体育等；二是语言类课，外语、古代汉语等；三是学科知识类课，中国文学史、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等；四是专业课。所学专业课程名称与任课老师是，图书馆学引论，黄宗忠、沈继武老师；目录学，彭斐章老师；读者工作，孙冰炎老师；图书分类，周继良老师；中文图书编目，孙德安老师；俄文图书编目，傅椿徽老师；中文工具书与参考工作，黄元福教授与卢子博老师；中国图书史，皮高品教授与荀昌荣老师。由于1964年9月至1965年7月我班同学在湖北孝感参加社教运动，加上1966年5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以致于来不及聆听其他老师的专业课程。当时专业教材有两类，一类是自编教材，大多是油印本，另一类是1961年由北大图书馆学系、武大图书馆学系、北京文化学院等三校的部分老中青教师合编的一套教材，包括《图书馆学引论》、《读者工作》、《藏书与目录》、《目录学》等。
3.系资料室为我开方便之门
黄宗忠老师有一次课堂提问，点名要我回答“国家办馆与群众办馆的关系”，我答不好，很尴尬。这件事促使我加强课外阅读，去系资料室。当时系资料室只对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开放，感谢资料室的王晋卿、余桂林老师，他们默许我这个低年级学生进资料室。当时全国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只有寥寥几种，即北京图书馆编辑的《图书馆》、《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工作》，中科院图书馆编辑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和中国科技情报所编辑的《科技情报工作》等。此外《北京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上也有本专业的论文。我在这些刊物上看到了刘国钧、杜定友、王重民、袁涌进、李兴辉等一些学者的文章，也看到了我系皮高品、黄宗忠、彭斐章、谢灼华、陈光祚、廖延唐等一些老师的论文。此外，我也看过几本专业书。虽然我去资料室的次数不多，但我拓宽了知识视野，而且看到了系里老师们的学术追求与科研实力，我很敬佩他们。
4.参加生产劳动与开展学雷锋活动
学校根据《高教六十条》文件，每学年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一个月。除有时集中若干天劳动外，平时每周有半天在校农场劳动，有一次农场场长白广才指导我班同学栽水杉树，地点就在现在的生物大楼至当代楼的路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我们参与栽下的两排水杉树早已高大挺拔，绿树成荫，在这条林荫道上常有学生与游人在此拍照，我告诉他们，这些树是我上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栽的，他们都赞叹不已，我也感到愉快和自豪。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学雷锋活动，武大也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和班里同学主动打扫走廊、厕所卫生，抢着去锅炉房挑开水，自发地去食堂帮厨，同学之间在学习和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5.我求学时期的图书馆学系及其对我的影响
我入学后逐渐知道了系里有些情况，当时我系在全校各系中，办学规模最小，师生人数最少，但师资力量还是可观的，在20多位教师中，有4位德高望重的教授：皮高品、徐家麟(系主任)、黄元福(系副主任)、呂绍虞；有7位教学经验丰富，才学超群且成就斐然的讲师：孙德安、傅椿徽、孙冰炎(系副主任)、彭斐章(教研室主任)、黄宗忠(系党总支书记)、谢灼华、陈光祚；还 有10余位具有真才实学、年轻有为的助教。虽然当时图书馆学系的学科地位不及其他系，但我感受到系、教研室和老师们充满了奋发图强的精神。学生也为本系争光，如在校运动会和文体比赛中多次获得好名次与好评，我班几位同学编的墙报获得全校文科第一名，有位女生在学校出演话剧《青年一代》中的女主角林岚，演技堪比专业 话剧演员，她还是校广播台有名的播音员。
回想起来， 图书馆学系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在系领导和老师们的教导与培养下，我对图书馆学专业的兴趣与热爱与日俱增，初步掌握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提高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我从业奠定了基础。二是，老师们精心教学，各具特色的教学风格，学术追求与科学精神，以及他们在思想和生活上关爱学生的师德等，是我获得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使我终身受益。
二、从业三步曲之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
武大图书馆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我在这里工作了5年，先后在期刊组、流通组，工作愉快且顺利。
1.我做了几件令人满意的事情
①调卷查证，还武大图书馆原馆长丁文治先生以清白。1968年10月我接受了一项外调任务，调查丁文治的一个未作结论的问题。在丁文治的档案里有一份材料上写着：“丁文治，男，1909年10月12日出生，江苏泰兴黄桥镇人，中等身材，性格温和、敦厚，大学文化程度，毕业于大夏大学，1942年任江苏省社会督导处处长”。这份档案材料中的丁文治与现实中武大馆的丁文治相比较，两人的性别、身材、性格、文化程相同，而且都是江苏泰兴黄桥镇人，只是所毕业的学校不同，年龄相近。担任过"社会督导处处长″，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问题，丁文治本人否认有过这段任职经历。多年来，这个问题始终没调查清楚。为搞清事情真相，我与一位同事到江苏省公安厅查阅档案，我以"丁文治"、"江苏省社会督导处"为检索入口，均无满意结果，我调整检索思路，从"江苏省政府官员任免、调遣″的角度查阅有关原始档案，几经周折，发现了一封"任命更正函″，上面写着：“原任命丁文沼为江苏省社会督导处处长，因工作疏忽，将丁文沼误写为丁文治，特发函更正”。这封"任命更正函″对于弄清真相起到了关键作用。我接着又查了有关材料，找了有关证人，由于物证、旁证、人证俱全，从而确认武大馆的丁文治未任过"江苏省社会督导处处长″。当丁先生得知这个问题澄清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在一次学校行政干部大会上介绍了这次调卷查证的经过，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我之所以能查清丁文治那个多年来未作结论的问题，我体会到，除了坚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外，还得益于当年黄元福先生、卢子博老师所讲授的“中文工具书与参考工作”课程，将文献检索思路、途径与方法灵活地运用于调卷查证上。
②按图索骥，送书到医院住院部。1970年8月"馆系合一″，当时我在流通组，馆系领导黄宗忠兼流通组组长，副组长是杨建东老师，他们倡 导"送书上门″为读者服务。有一天一位读者来馆借《东方红》一书，当他得知这本书流通在外，就说过几天再来馆。三天后《东方红》一书还回来了，但好多天未见那位读者来馆，大家想为书找人，但又不知他的姓名与地址。我仔细回忆了那位读者来馆时的情景：他中等身材，30来岁，身着蓝色卡叽布中山装，背着一个黄色的军用包，上午约10点出馆大门往右方向走了。我根据这些线索，向组长提出，去找他！我拿着书，沿着馆右边方向，先后在中文系、外文系、体育教研室寻访，最后到了化学系 办公室，系办老师说：他是我系的老师，现生病住在半山庐住院部。我喜出望外，赶到住院部，当这位读者知道寻找他的过程后，很激动，非常感谢图书馆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我做过类似的事还有一两件。当时黄宗忠老师说：“交给俞君立的事，他总是可以完成的”。领导和老师对我的肯定，使我很受鼓舞。
③筹建科技文献检索室。1964年武大馆有科技文献检索室，文革中停办，中外文检索工具书均归入各书库。1972年5月我建议筹建科技文献检索室，这与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领导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这是一项新工作，白天到书库抽调中外文检索工具书，按类整理上架，向采购组提供补充检索工具书的书单，调研各系资料室藏书情况，以便互通有无。晚上学习中情所编印的有关图书资料，熟悉各种中外文检索工具书。几个月后，科技文献检索室初具规模，并开展参考咨询服务。
2.良好的馆风与感动我的人和事
①良好的馆风。这体现在：一是，高度的敬业与创新精神。许多老师如廖源兰、陈德芝、罗焕君等等，工作总是那么认真负责，卓有成效。"馆系合一″后，系领导与老师给图书馆带来了改革新风，黄宗忠老师注重工作创新并重视实际工作与科研相结合，有一天他对我说：“要善于从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发现研究课题”，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二是，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我在武大馆工作期间，当时虽还处于文革时期，大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观点不尽一致，但馆内同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大家工作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和睦相处，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大家的这种待人处世 之道使我很受益。
②感动我的人和事。我在武大馆一直处于温馨的顺境中。当时馆内有40余位老师，他们对我都很亲切，从不同方面都对我有过指导、帮助与关心，郭星寿、王文杰老师在校人事处争取了指标，我才得以留校，并在工作上信任、支持与鼓励我，辛显铭、康静复、李爱珠老师精心指导过我，汪柏年先生提醒我工作中应注意的地方，康静复、康金安、陈德芝、李赞均、屈道阶、程淑英、滕爱凤、胡小英等等许多老师常对我嘘寒问暖。1969年9月底，馆内老师为我布置结婚新房，新房就是我住的樱顶老图书馆二楼的房间。1972年初我爱人从西安回武大生孩子，休产假期间，正值冬天，我每天奔波于老图书馆与梅园宿舎之间，白天工作，下班后照顾爱人和孩子，累得精疲力尽，黄宗忠、杨建东老师照顾我，让我把工作带回家做，不用坐班……许多感动我的人和事，一幕幕、一件件经常浮现在我眼前，我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就遇到了这么好的领导、同事和老师，是非常幸运的。
三、从业三步曲之二：陕西省图书馆为我提供了发展平台
1. 一个现实问题使我调到陕西省图书馆
1972年春我向校人事处申请将我爱人从西安调入武大，但当时因某些原因，不能如愿以偿。陕西省图书馆得知情况后，立即向武大发来商调函，要将我调入陕西省馆，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申请调往陕图。因为我要离开武大馆了，就更加珍惜在这里的分分秒秒，尽力把科技文献检索室的筹建工作做得更快些，更好些，一直坚持工作到12月26日，做好最后的交接工作后，第二天惜别了武大馆，到达西安后的第二天就在陕西省图书馆报到、上班了。
2.我所从事的工作
1972年12月底至1981年12月我在陕西省图书馆工作了9年，其中在釆编部8年，当时我除了担任编目组长与日常的图书分类工作外，还做了以下两项工作：
①主持全馆的图书改编工作。1974年馆领导根据我的建议，决定用《中图法》替换《陕图法》，由我主持全馆的图书改编工作。我们经深入调研与反复讨论，确定了对已编馆藏图书釆用"部分图书彻底改编与改组分类目录相结合″的图书改编方案，并运用系统方法与统筹方法合理安排工作流程与进度。我还提出了两项举措，一是，把图书改编工作同藏书剔旧结合起来，二是，把图书改编工作与开展业务研究、向《中图法》编委会提供分类法修订建议结合起来。1975年初冬《中图法》编委会李兴辉、刘湘生先生到西安调研时，他们充分肯定了陕图的图书改编工作。
②在省内宣讲《中图法》。1975年陕西省馆首次举办全省《中图法》推广学习班，主讲者为侯汉清、陈树年和我。100多名学员来自省内多所高校图书馆与各级公共图书馆，这个学习班对于宣传、推广与使用《中图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久后我应邀在多所大学图书馆宣讲《中图法》。
3.我的两大收获
①确定了研究方向。1973年下半年《中图法》(试用本)问世，我抓住了这个机遇，苦读、钻研《中图法》，使我对图书分类的内涵与技术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与全新的感受。同时通过主持馆内图书改编工作和日常的新书分类，以及在省内宣讲《中图法》，我对图书分类工作与研究产生了浓厚的乐趣，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一图书分类学(文献分类学)。
②积累了较丰富的图书分类实际工作经验与研究素材。我对图书分类这项工作的热爱与钻研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白天工作，经常利用晚上和节假日钻研中外多种图书分类法与有关专业论著，或整理工作记录、心得体会，或做些研究与写作，我乐在其中。8年中我所分类的图书近20万种，所积累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我养成了多留心、勤记录的习惯，把工作中遇到的疑难之处与解决办法、心得体会以及获得的灵感与联想随时记下来，多年来我积累的这方面的卡片有四千多张，这些卡片成为我搞科研的资料库，后来我的有些论著，如《<中图法>类目复分方法及其疑难解释》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我工作中所积累的资料。
四、从业三步曲之三：我返回母校，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任教
1.我返回母校的经过
在西安的日子里，我常常怀念在武大，期盼有一天能返回母校。1980年9月郭星寿老师在西安出差，我向他流露了这一心愿。郭老师立即向图书馆学系(今信息管理学院)领导黄宗忠老师、彭斐章老师和傅敬生老师及教研室(今图书馆学系)主任谢灼华老师传递了这个信息，并举荐我回系任教，系里很快同意我回系工作。为此，傅老师与谢老师专程赴西安，同陕图、陕西省文化厅协商调动事宜。武大图书馆党总支书记侯廉实与校人事处处长王师程也专程到西安，侯书记希望我回武大图书馆，我向他谈了想到系里任教的心情，他表示理解。经傳老师、谢老师给陕图和陕西省文化局做工作，他们终于同意我和黄葵调回武大。不久彭斐章老师出差到西安，他力促陕图早日将我们放行。1981年6月我和黄葵办妥了离陕图手续，我因陕西省图书馆夜大学工作需要，在陕图继续工作了半年后于1981年12月底返回武大，开始在图书馆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2003年退休。
2.我的本科生教学工作
我主讲的必修课是文献分类学基础，选修课有文献分类研究、阅读学、信息人才学等。我的教学观是德与才同步发展，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教学方法是：①课堂讲授运用分析综合法，将教材中各个知识点融汇成新的知识分面；②传授基本技能，既重视正面讲授，又运用差错分析法；③在介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时，注重介绍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④把教学过程变成师生共同的创造性劳动。1983年我在武汉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刘道玉校长在作大会总结时肯定了我介绍的教学方法。我的教学方法是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形成与完善的，后来又增加了两条：重视教学语言的亲和力、条理化、逻辑性；将考试活动作为师生间知识信息交流的双向活动。我将自己的教学观与教学方法体系总结成三篇文章：《把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结合起来一一图书分类学教学中的体会》(载《高校图书馆工作》1984年第1期)；《对图书分类学教学目标的探讨》(载《图书与情报》1989年第3期)；《改革专业课考试方法的两项试验》(载《图书情报工作》2001年第11期)。
我指导的是知识组织研究方向的硕士生，除了按培养计划，认真讲授研究方向课程、注重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外，还重视两个问题：一是，以典型生动的实例，提高研究生的科研素养。1996年我主编的《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出版，我让研究生认真阅读与体会书中32篇文章，让他们从我国图书馆界著名专家学者的求索与奉献历程、进行科研活动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获得成就的因素与途径、以及处世立身之道和许多真知灼见中受到深刻的教益。二是，在科研作风与名利问题上给研究生做出表率。我写书做项目有时吸收研究生参加，在研究过程中，我既对研究生严格要求，也从严要求自己。例如，研究生吴礼志写的项目论文初稿《关于书次号码的三次研究热潮》，被我改得面目全非，用吴礼志的话来说，“这篇文章被俞老师重新改写，而且改写得非常好”，但我坚持只署名吴礼志。我在出版的教材、著作中凡是有研究生参与了编写，不论其编写的内容、篇幅、字数多少，我都会在书名页上给他们署名，我和他们一样按所写字数分配稿酬。如果是合作撰文，我肯定是亲力亲为，决不徒有虚名。
4. 我的科研工作
我的研究领域是文献分类法与主题法、信息组织、阅读学等，主要研究方向是文献分类学，研究内容涉及文献分类学有关理论、中国近现代文献分类法史、中外主要文献分类法、文献分类法编制及列类标准以及复分表与类目复分方法、分类工作与分类规则、图书改编 等。出版著作6部，参编著作6部，发表论文60余篇。代表性论著有以下10余部(篇)：
①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本书被选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子舟教授在《一身黄河水，两度珞珈山一一怀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流金岁月》一文(载《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9年第4期)中认为，“该书要言不烦，内容扎实，学术价值、资料价值都很高”，“中国分类学史的代表作有两部，民国时期的是蒋元卿的《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1937年)，1949年以来的就数俞老师这部作品。”
②文献分类学(俞君立、陈树年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版，2015年11月第2版)。本书被认为是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的图书”之一(贾洁《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基于CSSCl的分析》，载《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3期)
③《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类目复分方法及其疑难解释(俞君立、黄葵编著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6月)。该书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专论类目复分理论和技术的专著”(倪波，杨晓骏《等级分类法的发展与类目复分方法一一兼评《<中图法>类目复分方法及其疑难解释》(载《图书情报知识》1992年第1期)
④文献分类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任务新论(《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12期)
⑤论文献分类标准的选择与运用次序(《陕西省图书馆》1987年第3期)
⑥图书分类法的中国民族表编制的两个问题(《图书情报知识》1989年第4期)
⑦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献分类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及其历史经验(《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1期)
⑧我国研究外国文献分类法的三次热潮及其思考(《高校图书馆工作》2002年第6期)
⑨《国际十进分类法》、《冒号分类法》首次传入中国问题新释(《图书馆杂志》2000年第3期)
⑩《杜威十进分类法》第21版心理学类表评析(图书情报知识》1998年第4期)
?对两个主题书的分类规则的质疑(《图书情报知识》1984年第2期)
?论图书改编的本质、原则与方法体系(《图书情报论坛》1992年第2期)。
?论阅读方法的性质(《高校图书馆工作》1996年第4期)
著名文献分类学家白国应先生在《俞君立的文献分类思想》 (载《重庆图情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俞君立的文献分类思想是比较全面、系统、丰富的，而且有重点、有深度、有特色。”
5.我所经历的国家重点学科通讯评议工作
2001年初，教育部为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开展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 科评选工作。2001年6月我被教育部聘请为通讯评议专家。当年全国申报重点学科图书馆学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申报重点学科情报学的有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申报重点学科档案学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按规定只能“五选三”。从申报材料来看，北大图书馆学、武大情报学、人大档案学如能评为重点学科是顺理成章的，也符合“五选三”的规定，但 武大图书馆学系与北大图书馆学系在学科方向、学术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条件建设等方面的评选条件不相上下。我认为北大图书馆学能评为重点学科，武大图书馆学也应被评为重点学科；同样，武大图书馆学能评为重点学科，那么北大图书馆学也应评为重点学科，我阐明了推荐北大图书馆学与武大图书馆学、情报学为重点学科的理由。至于人大档案学，理应被评选为重点学科，但我“弃权”了，这是我考虑到，一是，推荐的总数只能控制在3个以内，如果我投票给人大档案学，北大图书馆学、武大图书馆学只能“二选一”，这样有失公平；二是，当时申报重点学科档案学的只有人大，而且符合条件，不会因我“弃权”而受到影响 ；三是，我同时推荐条件相当的北大图书馆学、武大图书馆学为重点学科，这就有可能促使教育部考虑增加一个重点学科指标。2001年12月中旬我在国家图书馆研究生班讲课，恰遇时任副院长陈传夫教授(后任院长)与图书馆学系主任王子舟教授(后调任北大信息管理系副主任)在北京参加申报答辩，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与出色的申报答辩。2002年教育部公布了北大图书馆学、武大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人大档案学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
五、妻子的关心与合作使我工作得愉悦且有成效
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气是大学同班同学黄葵成为了我的妻子。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图书馆，在研究辅导部工作了14年，后来和我一起调回武大图书馆学系任教，她在老师、同事、学生中口碑极好。我们结婚半个多世纪了，多年来，她在生活上精心照顾我，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教育子女的责任。我们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多次合作著书撰文，例如教材《阅读学基础》，她是主要作者，我是协助者；专著《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我是主编，她是第一副主编。我们思维方式互补，对文稿反复推敲、修改，每当对方有了新思路、新见解时，都会由衷地赞扬和欣赏对方。做课题时，为了查阅更多的资料，我们北上国家图书馆，南下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每天早出晚归，辛苦劳累，但当找到了大量的珍贵文献或查阅到极有价值的内容时，我们常常兴奋不已，共享科研的艰辛与欢乐。例如，我们从尘封数十年的有关文献中了解到《国际十进分类法》(UDC)、《冒号分类法》(CC)分别由朱家治先生、胡延钧先生于1926年、1936年引入我国，这比学界已定论的时间(1957年)分別提前了31年与21年，这个发现使我们感到一阵喜悦与欣慰。
六、我的心声：感恩
我已年逾八旬，回顾往事，如果说我在以往的工作中有些成绩的话，这是与我有幸遇到了许多贵人、好人、好单位是密不可分的。我的心声是：感恩！我感恩求学时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领导与老师们的教导与培养，感恩武汉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对我的关爱、信任，为我提供了发展平台，感恩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情报学院、信息管理学院领导和老师、同事对我的指导、支持与帮助，感恩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同行、朋友与同学对我的指教与鼓励，感恩妻子的深情付出与合作。我对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心存感激，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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