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笔杆子：北大才子与小学教员的权力暗战，一个笑到最后的特务
一、
1935年武汉的夏天，闷热干燥。
这天上午，在汉口日租界山崎街的哨卡里，一个日军哨兵，穿着制式服装，皮鞋，手拿三八式步枪，背上挂着头盔，笔直地站在那里。
这时，一个西装革履微胖的中年男子来到哨卡上，他递上通行证，哨兵看了一眼。中年男子收起证件，拐过一条胡同，径直来到一栋二层小洋房，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秘书处。
此时，军统设计委员会主任刘启瑞正在二楼办公室批办公文。这时，秘书进来报告：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毛人凤求见。
刘启瑞说了声：“让他进来！”
毛人凤满脸含笑进来，刘启瑞请他坐下，直接问：“你挑选的青年到汉口了吗？”
“他们已经来了！这是名单，有王希力、陈元……。毛人凤说着，把一份名单递给刘启瑞手中。
“这些纨绔子弟，啥也不是，不能革命，不能吃苦，先让他们填一份简历，各写一份自传。后天我和戴局长去行营，你让他们准备一下，由戴局长训话。”
刘启瑞这些话有以大压小的口气，毛人凤默默地忍耐着，转身告辞走了。
刘启瑞
当时，武昌行营办公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派出机构，但在机构设置上较为简单，没有实权，多以传达命令、汇报情况、综合协调为主业，是一个指导性机构。
而国民党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和分站特务处，却是实权派，他们在暗地里监视着行营里的官员一举一动。而行营对特务站的事情，却不能过问，这是因为，特务活动在工作性质上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秘性，所以毛人凤只能对刘启瑞笑脸相迎。
第三天，一个早上，毛人风召集十几个青年列队在行营大院等着。不一会刘启瑞跟在戴笠身后，显得很干练，很神气，毛人风站立在门前，看见刘启瑞满脸堆笑退到他的身后。
1938年8月，抗战开始，蒋介石对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重组，第一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戴笠具体负责。
军统起底于复兴社时，当时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中，就数戴笠资历最浅，让他出任局长，难以服众。因此，老蒋就让戴笠以副局长之名，统领军统全局。另外派资历身份更老的人当个挂名局长。
戴笠
局长们只是名义上的老大，局中一切大事，都是副局长戴笠一手掌控，所以，在军统局里，戴笠才有“戴老板”之称。
军统局正式成立时，局长贺耀祖、副局长戴笠，主任秘书郑介民。
戴笠就把与他有点远亲、教师出身的武昌行营股长毛人凤调到军局任主任秘书。
当时，秘书有陈兴贤、曾坚、刘启瑞、谷兆前、毛人凤。其中刘启瑞、毛人凤最受戴笠的信任。
长相仪表堂堂，见人三分笑的毛人风初来军统，没有威严之感。他没有出过洋，也无高学历，在军统内部不被人重视，同事都讥他为土包子。他与北大毕业的刘启瑞对比相形见绌。
二、
刘启瑞世居安徽省贵池县南门城内，他父亲是一位良医。可是，他幼年却患上小儿麻痹得的后遗症，腿有残疾，是个跛子。
刘启瑞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自幼聪明好学。1915年，15岁的刘启瑞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期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先后创办《民声报》、《光明周刊》。
1918年，刘启瑞毕业，来到北平，入私立民国大学预科。192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系，兼任《京报》编辑，并创办《新生活周刊》。
这时，刘启瑞与幼年父母作主的一位山东籍姑娘结了婚，由于他不能生育。就领养了大哥刘绍陵的儿子为嗣。
刘启瑞的姑母当时嫁给了北大教授李莘白。李是教育界有名气的人，因有这些宗亲关系，在校期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兼职。1
924年，刘启瑞从北大毕业后，赴青岛胶济铁路局任职，后在天津《东方时报》任编辑。期间因两次组织反政府行动被捕，出狱后在安徽大学执教。并创办《老百姓报》。
但是，不安分的刘启瑞不满足现状。1932年初，他又来到南京寻找机会，租住在大石坝街贵池会馆的地下室里，创办了《大同新闻社》，靠给杂志报刊写文章维持生活，颇为穷困潦倒。
但爱面子的刘启瑞善于结交朋友，只要朋友来了，他借钱也要招待。
当时《大公报》发行《国同周刊》，评论时政利弊。有一次征文，刘启瑞投稿应征，文章刊登后，得头奖50元，他拿着稿费买来酒菜遍请会馆的同乡。
事有巧合，这篇文章，被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看后所赏识。戴笠不知作者刘启瑞是何人。便派人打听到刘启瑞的住址及其身份。
戴笠了解刘启瑞的履历后，认为他很适合复兴社的人才需要，于是就约他相见。
此时，没有工作的刘启瑞正愁找不到出路，有此机遇，他真是大喜过望。与戴笠相见，两人谈笑间十分投机，于是，戴笠就邀请他来特务处屈就。
刘启瑞是个才子，文人有傲骨，他故作姿态说：“请戴先生考察考察吧！”
戴笠说：“这就不必了，我已对你有所了解。”于是委任刘启瑞为秘书之职。33岁的刘启瑞一步踏入军统，就成为戴笠的心腹幕僚。
当时，军统纪律严格，标榜“革命”，内部工作人员，不得把家属带着，不经批准，不得结婚。刘启瑞为表示忠于职守，将家眷送回安徽贵池老家，自己单身住在鸡鹅巷52号军统局机关内，一心随戴笠办事。
刘启瑞是个高才生、文思敏捷，在军统内有“一支笔”之称，而且他审时度势，善于应变，很得戴签信任。
军统成立初，戴笠命刘启瑞编写有关特务秘密工作的原则及方式方法的小册子，供作训练教材。刘启瑞花了十天时间，就把教材初稿完成了，戴笠看完，大加赞赏。
三、
这时，刘启瑞和毛人凤都已成为戴笠的心腹秘书。
毛人凤安心于军统事务，可是刘启瑞眼界却更高。他把自己的好友介绍，贵池《新民日报》社社长汪半樵吸收进军统，就任军统局安徽贵池直属通讯员，担当他的耳目。
1936年，全国各县选举国民大会代表一人，刘启瑞积极参加竞选，就请汪半樵帮忙。
汪半樵就以《新民日报》报社为窗口，四处奔走，为刘启瑞造声势，拉选票。
可当时，贵池的代表候选人除了他之外，还有李莘白、赵执中等人。李莘白是学界名流；赵执中在安徽大学执教，竞争国大代表十分激烈。
刘启瑞看到自己势力不敌，处境不佳，所得选票并无压倒的优势，便私自将所得选票转让，得大洋500元，退出竞选。
1937年抗战开始，刘启瑞一直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工作，他开始筹建在全国省、市、县逐步建立情报网，配备电台，组织特务开展潜伏工作，刺探日伪情报。
1942年军统召开成立纪念大会，这时戴签去各战区参加活动，这纪念大会筹备工作，便交由刘启瑞负责办理。
那时重庆，物资缺乏，经费困难，可刘启瑞却把这次大会筹备得十分奢华。排场越大越好，花钱越多越好，极尽铺张之能事。
当时，大家都为刘启瑞这样大手大脚操办捏了一把汗，认为戴老板回来怪罪他，是吃不消的。谁知在4月1日纪念大会前，戴签赶回重庆，首先去看大会的筹备情况。一看布置得富丽堂皇，十分满意。
刘启瑞报告说：“戴先生没回来，又无指示，我是不敢任意扩大的，有些事能简便就从简了，请戴先生再作指示。”
戴说：“这次大会，办得好，花钱再多，在所不计，你办得很不错”
1944年，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提出组织国民参政会，全国参政员名额定为280余人，包括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各民众团体、社会贤达共商国事。
此时，已是军统老资格的刘启瑞很兴奋，但参政员名额有限，争得一席很不容易。
于是，他请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帮助他协调与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的关系。
这天，李品仙接到冯玉祥的一份电文，要求他提名推选刘启瑞为国民参政员。
李品仙接到这份副座的电报，考虑之下，如不同意，那就得罪了冯玉祥，更怕取罪于蒋介石，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于是上下贯通，刘启瑞的参政员就被选定下来。
刘启瑞取得国民参政员资格后，有了政治上的地位，也为下一步竞选立法委员打下基础。
于是，刘启瑞由重庆乘专车，回到千里迢迢的故乡贵池县，扩大他在家乡安徽的政治影响。
四、
当时，在军统局内部，毛人凤与刘启瑞之间，本来就有权利上的矛盾。从表面看，毛人凤对刘启瑞还是礼让三分的。
刘启瑞当选了国民参政员后，以名流自居，最怕民主党派、怕中共说他是“特务”。不愿背上“特务”的名声，而且在政治上已有出路，从此，他不再与毛人凤计较，对军统的事务也不再干预了。
毛人凤知道，刘启瑞已退出军统。没有了竞争对手，他很高兴。于是毛人凤表面上对刘很尊重。这样毛人风在军统的实权随之提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启瑞奉命到南京成立军统办事处，他任办事处主任。开始布置军统所属机构及人员的回迁接收工作并筹建军统办公大楼及附属生活设施，直到1946年军统局迁回南京后，工作才告结束。
这时，戴笠奉蒋介石之命立即展开了铲除间谍和肃清汉奸的行动，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军统一共逮捕了汉奸多达4千多名，取得了丰硕成果。
而这时，军统已经拥有了各类文职人员和外勤人员多达5万多人，还掌握着忠义救国军、收编土匪和投降伪军数万人。不仅如此，戴笠还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军方实力派结成了政治联盟。
军统不断做大，这完全不符合蒋介石的权术制衡之道。
1946年3月17日，戴笠座机失踪，到19日仍然没有下落。当时，刘启瑞在中山东路的办事处办公。这天，有个乡民来告诉他。在板桥附近有一架飞机坠毁了。
刘启瑞一听，急忙率领人员驱车赶到板桥镇，果然看见一架飞机坠毁在岱山的山坡下。
刘启瑞来到近前，只见飞机碎片散落山野，尸体八具，焦残模糊，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他当即命人分开寻找，有一个随从在地上找到一枚铜章，这是戴笠人事办公室主任龚仙舫的印章。于是确定这架飞机就是戴笠的座机。
刘启瑞经对遇难者尸体仔细观察，最后确认了戴笠的尸体。于是，把残缺不全的尸体运回中山东路的办事处大厅，开始发丧。
戴笠坠机身亡后，蒋介石决定对军统改组，一分为三。军统元老郑介民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把原军统公开的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第二厅；唐纵任内政部警察署长，把原军统的警察、宪兵部分划到警察署；最后，而善于钻营的毛人凤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接手了原军局的情报部门。
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大”，刘启瑞华丽转身当选为立法委员，彻底洗掉“特务”的身份。
1949年，刘启瑞任国民党安徽省部委员兼皖南特派员。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省，仍任“立法委员”，一直到1974年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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