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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雷利不无担忧地指出，欧洲有一种习惯或倾向，对讨论概念和制度津津乐道，但真碰到要提升行动能力的艰巨任务时又跑开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结束访华。对于他在此行期间屡次强调的“欧洲的战略自主”，西方国家内部的评价莫衷一是。美英等国舆论对此冷嘲热讽，但也不断有欧洲要员力挺马克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欧洲追寻战略自主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欧盟存在认知分歧

　　从去年11月开始，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欧洲重要领导人密集访问中国。其中，“战略自主”成为中欧领导人对话中的高频词和闪光点。马克龙在此次访华时表示，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米歇尔此前也谈到，欧盟坚持战略自主，致力于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推进欧洲一体化。欧方领导人主张欧洲战略自主，中方领导人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和实现战略自主。

　　对于什么是战略自主，欧洲内部长期莫衷一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给出了相对简洁的答案，即在必要时可以自主行动、在可能时可以合作行动的能力。不过，不同时期欧洲内部不同的行为体对欧洲战略自主的认知会有不同，欧洲战略自主的意义、发展方向和程度，其与外部行动体的关系、包含的内容等具体呈现也有不同。也就是说，欧洲战略自主这一概念蕴含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甚至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之中。

　　欧盟在2016年发布了《共同愿景、共同行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提出主要在安全领域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合理程度的抱负与战略自主对于其境内外促进和平、捍卫安全的能力极为重要。欧盟必须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准备以及能够阻止、应对以及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必须加强装备、训练和组织，在必要时自主行动。欧盟特别提出，要在美国进一步减少对各动荡地区干预的可能情景下提升自己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度，对欧洲以外的区域施加影响乃至进行干预，真正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全球行为体。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引发中美关系倒退后，马克龙于2017年提出了“欧洲主权”概念，旨在维护和加强在防务等多个关键领域维护欧洲利益的自主能力。但有欧洲学者指出，马克龙的这一理念几乎没有得到德国政府的回应，法德这两个欧盟核心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存在明显分歧：对于马克龙所说的北约“脑死亡”，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特别是防长卡伦鲍姆表示了异议；对于现在的德国朔尔茨政府牵头组建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即通过欧洲国家统一采购防空设备和导弹来建立一个欧洲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法国至今没有加入。

　　无论如何，以“欧洲主权”概念提出为标志，欧洲战略自主的维度不断拓展，先后有了开放性战略自主、务实战略自主、政治战略自主等各种相关概念。

　　进展与问题均突出

　　欧洲战略自主并不局限于安全与防务领域，但安全与防务领域是提出和讨论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起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其长期不变的焦点。一方面，安全与防务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过程中极端重要、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另一方面，安全与防务又是欧洲一体化建设过程中非常困难、相对滞后的一个领域。可以说，欧洲实现了安全与防务上的战略自主，也就基本实现了全部的战略自主。

　　从1999年6月科隆首脑会议发布《关于加强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共同欧洲政策的宣言》，到2022年3月欧洲各国领导确认《安全与防务的战略指南针》（简称《战略指南针》），欧洲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之路走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欧盟设立了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及对外行动署，建立了欧洲和平基金、欧洲防务基金、防务领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开展了数十项危机管理任务行动。《战略指南针》提出从行动、保护、投入和伙伴四个方面提升欧盟的战略自主性及其与伙伴合作的能力，列出了80多项有时间进度表的具体行动。

　　催生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是科索沃战争，而《战略指南针》出台的前夕则爆发了俄乌冲突。因此，应对俄乌冲突成为执行《战略指南针》的首要任务。

　　博雷利曾提出俄乌冲突将是欧洲防务的转折点，如今又有欧洲安全与防务专家指出2023年将成为欧洲战略自主的十字路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不乏进展和成果，但欧洲在安全与防务建设上其实还存在诸多不足。比如，2016年的《全球战略》明确提出一个可持续、创新和有竞争力的欧洲防务工业对于欧洲战略自主和可靠的共同防务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在于“知信行”

　　欧洲追寻战略自主道路上的挑战与机遇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关键在于欧洲自己的“知信行”。所谓知，就是欧洲怎么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欧洲在其中扮演怎样的力量；所谓信，就是欧洲是否有寻求战略自主的强烈政治意愿和卓越领导力；所谓行，就是欧洲在寻求战略自主过程中是否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并具有执行力。只有“知信行”统一，欧洲才可能在寻求战略自主过程中不断转危为机，进而真正实现战略自主。

　　首先，欧洲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一直在追寻着自己的战略自主。近年来欧洲看到了世界权力重心转移正在加速，全球博弈正在加剧。欧盟在其《战略指南针》中强调，欧盟正面临着更具敌意的安全环境，欧盟要避免从“游戏玩家”沦为“游戏场”，从全球竞争舞台的“参与者”变成“旁观者”。马克龙也在多次讲话中指出，由西方一统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和中国成为世界的主要焦点，法国要想成为“平衡力量”，欧洲要想成为“第三极”力量，就必须确保“地缘政治独立性”。

　　其次，欧洲不得不承认，其在追寻战略自主过程中有时缺少足够强烈的政治意愿和卓越的领导力。欧洲曾经追寻过不同样式的战略自主，有些成功了，如单一市场和欧元；也有些没有成功，如防务共同体。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缺乏政治意愿和领导力是举足轻重的一条。此外，由于欧盟成员国对外部威胁看法不同，在国防开支上难以协调，欧盟到2025年也不会成为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

　　再次，欧洲在寻求战略自主的过程中找到适当的方法并具有执行力相当重要。欧盟制定《战略指南针》后，高级代表博雷利不无担忧地指出，欧洲有一种习惯或倾向，对讨论概念和制度津津乐道，但真碰到要提升行动能力的艰巨任务时又跑开了。近期在谈到《战略指南针》时，当下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的防长又把“执行”作为最重要的词强调了三遍。

　　其实，不管是在安全与防务领域，还是在中欧双边关系上，途径很重要，落实更重要。中方始终视欧洲为多极化世界的独立一极，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相信欧洲会找到实现战略自主的必由之路，也会独立自主发展对华关系。（《新民晚报》 杨海峰）